吃公共食堂那年

山河学苑

作者 吕东平

1958年，全国农村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成了主旋律，各大队都成立了公共食堂，开始试点向共产主义过渡。

一九五九年夏秋之交，我患上了恶性疟疾。那年代到处流行这种传染病，患疟疾的人很多，那病是非常折磨人的。

据说 ，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及青铜铭文上就有古“疟”字的记载。直到上世纪末医学发达了，才彻底根绝了这种病。

疟疾很可恶，现在想起来仍感到浑身发酥。疟疾的发作是有周期性的，重的一天一场，有两天一场的，也有三天一场的，都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发作。尽管服用了治疟疾的“奎宁”，也得不少天才能缓过来。

我患疟疾发作得很重，是一天发作一场，都是午后。先是冻得直打冷颤，浑身哆嗦得像筛糠一样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开始发高烧，往往达四十多度，时常昏迷不醒，昏昏沉沉像腾空驾云一样。直到折磨得大汗淋漓退烧后，才清醒过来。这一场过去了，第二天的这个时间又会重复发作一遍。

我被折磨得浑身酸痛无力，头痛，呕吐，鼻子出血，根本吃不进去饭。在我高烧昏迷的时候，奶奶和妈妈都坐在我身旁，摸着我额头，攥着我的手，生怕我万一离去。我清晰地记得就在那几年，因饥饿又染病且无钱治疗，我身下已失去的两个妹妹，临离去前瘦得只剩皮包骨头。

高烧退后醒过来，肚子饿，想吃饭。妈妈从食堂买来的糠菜窝窝头，奶奶递给我，我只能用双手捧着往嘴里送。因为窝窝头全是糠的，里面只掺了点滴的地瓜面粘合着。单手拿会碎了撒掉的，必须两只手捧着吃，我虽然好几天没像样吃饭了，但仍然难以下咽。 

吃食堂那几年，自己家是不允许做饭的，也没有什么可做。粮食得优先交公粮，供应军、工、机关等非农人口，据说还得支援国际上贫困国家的人民。那时农民是不敢私自藏粮食的，何况饭锅已经都砸碎炼了钢铁，在家也做不了饭。

吃公共食堂那几年，吃不饱饭，那时期，因挨饿得水肿的人很多，奶奶也是其中之一。大队给这些人发了几天的豆浆，一天一小瓢。奶奶领回来不舍得喝，还让给我喝，我喝过一口就说不好喝，又给了奶奶，我似乎懂事了，怕奶奶饿坏了。

那一年更是雪上加霜，也许因闯东北的太多，造成劳动力短缺。突然取消了按“工分、人口三七开”分粮的政策，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全按工分吃饭。社员们拿着一模一样的饭票去买饭，但到食堂还得看人、分等级卖给。并不是阶级斗争那种等级，而是“按劳分配”的经济等级。劳力多，人口少，条件稍好点的人家，就可以买多掺粮食做的饼子;劳力少，人口多的人家，同样的饭票钱票，只能买糠菜饼子。

奶奶和妈妈看我病成这个样子，特别着急，妈妈接连几次到食堂， 要求买几个用粮食做的窝窝头给我吃，都被拒绝。原因是我家人多，劳动力少。全家老少七口人，只爸爸一个劳动力干 活，也就是说七口人只能吃一个劳动力的口粮。

妈妈眼看着我吃不进饭，又买不到多掺粮食做的窝窝头，急得够呛。后来求到了两个好心人，把饭票给了她们，她们以自己的名义，各自给我买了两个用粮食做的窝窝头，偷偷地送给我。我见到粮食做的窝窝头，还看到露在外面的几个豌豆粒，我欣喜若狂。我吃饱了，病也慢慢地好了!

我始终没忘记帮我买窝窝头的那两人，是我七奶奶和×景分的妈妈。这个“只按工分吃饭”的政策可能不是国家统一的政策，因不得民心，只实行了一年就废了，接着又恢复按“工分、人口三七开分粮”的政策。

吃公共食堂那几年，能干上在食堂做饭的活、摊煎饼的活就是很幸运的了。摊煎饼的活，大部分是岁数老一些的妇女。我有时候到烙煎饼的跟前转悠，七奶奶就会在管事的不注意的时候，给我一块煎饼，我趁软乎就吃了！

那年代，并非人人都挨饿，看到管理食堂的干部和在食堂做饭的人，脸色似乎不那么憔悴，有的还红光满面的，或许他们能偷偷地吃饱。

前车之覆当为后车之鉴，当警示全社会，务必节约爱惜粮食 ，杜绝铺张浪费。万一遇到自然灾害，战乱年头，粮食比金子还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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