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支青杨荣耀的军垦生涯

古特王

“ 俗话说：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我现在已经过了古稀之年。虽然我在上海政法战线处级岗位上退休已经十年了，但是在兵团工作三十年的经历仍然难以忘怀。那高耸入云的白杨树，那清香四溢的沙枣花，那一望无际的整齐的条田，那热情纯朴老军垦和战友……经常在我的梦中浮现。

一、初到边疆

我是1964年支边的上海青年，那年我初中毕业，刚满16岁。

当时，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已经形成潮流。别的人我不清楚，我周围的同学80%都踊跃报名到新疆兵团去。这其中还有初中没有毕业的，他们宁愿终止学业也要去兵团。

我出生在上海，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那时候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很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下。因为我感到自己初中的课程学起来已经很吃力，而当时大学很少，能读到大学那都是宝塔尖上的人物，考大学我肯定没有什么希望。

再加上我是一个长在红旗下的热血青年，从小受到党的教育，十分崇拜那些战争年代的八路军、新四军，我想我要是出生在那个年代，一定也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所以我从内心里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成长。

我主意一定，便给母亲讲了，母亲嫌新疆太远，太艰苦，不同意。我就和她软磨硬泡，母亲架不住我磨叽，终于同意了。

我们家是住在江宁路，那时候去新疆兵团的人很多，大家都在派出所门前排队等着迁移户口，有一张表简单的填一下。有一个老大爷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弟呀，你想好了没有？到新疆兵团去可不是去春游啊。”

我听了这话很反感，认为他是给我泼凉水。但是，他的这盆凉水并没有把我的热情扑灭，因为我已经拿定了主意，谁说也没有用。

没过几天，第一批去兵团的名单公布了，没有我的名字。我心里很着急，想着如果这次去不成，真是报国无门了。

那时候上海的宣传部门工作做的很细、很到位，录取通知书上工整地写＊＊同志：你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然后上面撒满了金粉，很漂亮。最后有关街道工作人员敲锣打鼓地将大红喜报送到你的家里。

还好，一个星期后我被正式批准了。

1964年5月21日，我们静安区江宁街道的一行人和其它街道的同伴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励康年是我们的队长，他是高中毕业生，比我大5岁，高个子，长长的脸上戴副眼镜，头发有些自来卷。火车一直在陇海线走了五天四夜。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我们的火车要靠摆渡才能过长江，来回四次用了两个多小时，整列火车才完成了摆渡。我当时感到很惊奇，因为我长到十六岁，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式。开始这段时间里大家的兴致很高，有说有笑。但是随着列车一路向西，大家的情绪越来越低落，过了嘉峪关进入河西走廊以后，越走越荒凉，茫茫的戈壁滩上寸草不生，只有一种枯萎的缩成成团的杂草，在火车气流的带动下，在铁道旁边随风滚动。真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随着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心情也逐渐凉了下来。特别是火车到了乌鞘岭时，已经是晚上，气温骤降，车厢内的温度一下就降到零度以下，我们这些南方人，五月份还从来没有经受过这么寒冷的天气，一个个冻的瑟瑟发抖。等到天亮时，车厢里传出了阵阵抽泣声，有些女同志开始忍不住哭出声来了。我虽然也感到困惑，但是我想，到新疆是我自己的选择，应该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和意志。甚至还要准备经受比这更加严寒的天气。

到了乌鲁木齐市，我们在工一师机械厂休整了一天。然后农七师派车接我们到了奎屯师部所在地。

六天后，我们20个男同志被分配在农七师下野地四农场房建连。励康年是班长，章福根是副班长。

听农场干部们介绍，下四场是1958年大跃进时开发建立的，这里是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的牧草田轮作试验农场。

我一看这个农场的风景不亚于师部奎屯。老一辈军垦人能在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建设出这么好的农场，真是不容易。场部设计的非常漂亮，整齐的林带郁郁葱葱，高高的白杨横看成排，竖看成行，都有碗口那么粗了；成排的沙枣树上缀满了花蕾，散发出浓郁的清香，那种香味沁人心脾，终身难忘。道路纵横，笔直平整，办公室，大礼堂，商店，邮局，银行，学校，幼儿园一应俱全。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使我们有一种到了新家的感觉。这正应了那句唐诗所说的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到了连队，我们先在打扫好的马厩里住了 几个 晚上。第二天白天开始挖地窝子，地窝子大概两米多深，我们20个男同志住在一个通铺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地气。我们房建连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土块，盖房子。我们因为刚到，主要是接受培训，参加整理一下脚手架等建筑用具。使我们懂得不少建筑方面的知识。

打土块是先用坎土曼挖一个大坑，把疏松的土堆在坑里，浇水泡透，然后再将泥起出来，用铁锹抹平闷好。还要准备好沙子，并将土块模子用水泡好，最后粘上沙土，这时候才可以将闷好的泥一团团装进土块模子里，端到经过平整过的地上，最后将土块翻扣出来，等太阳将土块晒干了，就可以码成大垛，最后用他它盖房子了。打土块是一种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块土块长32厘米，宽15两米，高10厘米，湿土块每块净重8公斤。土块模子由两块、三块、五块土块组成。我们一般用三块的模子。模子加土块总计30公斤左右。每人每天任务是300块。距离场地20多米，至少要跑100趟才能完成任务。这个任务对于我这个身材单薄只有十六岁的尕娃子来说，还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第一天，当我打完这300块土块时，身子都累散架了，到了地窝子里，饭也没懒得吃倒头便睡。半夜醒来后，发现铺尾放碗的墙上自己的碗里有一份葫芦瓜菜和两个包谷馍馍。原来是班长已经把饭给我留好了。由于年轻，体力恢复的很快，头天还累的够呛，睡一觉醒了来，又生龙活虎的拿起坎土曼，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土块场走去。在老同志的带领和言传身教下，一个月后，基本都能完成任务了。

下四场的前身是兵团水利工程处三团，他们在巍巍的天山和茫茫戈壁上架桥铺路，兴修水利，为新疆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所在的房建连的职工，主要是1955年从四川省公安厅迁移进疆的劳改刑满就业人员，这里称他们为“新生员”。

1965年11月，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率领慰问团在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的陪同下来下四场，看望和慰问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上海支边青年，并和我们合影留念，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乘这个机会我们向场领导提出，我们这些上海支边青年就像幼苗一样，放在新生单位工作，不利于我们锻炼成长。场领导接受了我们的意见，随后，我们班全部调到种子队工作。

二、经受磨练

种子队离场部只有一公里，是距离场部最近的一个连队。主要负责农场良种的繁育。而我们这些上海支青，就像一颗颗革命的良种，在农场这个广阔的天地里茁壮成长。

在种子队我一干就是7年，在这里我放过羊，放过牛和马，打过土块，开过拖拉机。虽然我年纪小，但是我样样工作都不拉大家的后退。7年中，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处处以老军垦为榜样，坚持轻伤不下火线，有病不请病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放羊娃期间的故事。我放的是一群母羊，每年母羊的配种是我和朱奎发班长合作完成的。朱班长是个起义入伍甘肃籍的老军垦，他对工作非常负责任，对畜牧工作很有经验，曾经多次被团里评为先进生产者。朱班长告诉我，放羊看似简单，但是要放好养却不那么容易。首先你要注意羊生长的特性；比如，冬天白天要晚一些出圈，晚上要晚早一些收圈。夏天要早一些出圈；中午因为天气炎热，要让羊在凉快的地方休息1-2小时。晚上晚一些收圈。平时牧羊时，看到羊有反常情况，要记住及时向畜牧兽医汇报。

有一天下午，天气骤变，本来艳阳高照，，突然乌云滚滚、狂风大作，顷刻间，像乒乓球那么大小的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打得羊东窜西跳无处躲藏。我的头上立即被冰雹打得鼓起了几个大包，我顾不了这么多，不能眼看着国家财产受损失，于是顶着密集的冰雹，拼命将羊群收拢，赶到林带里榆树或者沙枣树下躲避，250多只羊安然无恙。为此，我受到团里的通报表扬，连队通讯员采写的关于我舍身互护羊群事迹的稿件，在团广播里反复播送。连队里的上海老乡，过去看我年纪小不怎么看得起我，现在也对我投来了赞许的眼光。

由于我们起早贪黑的抓秋膘，我们的母羊个个膘肥体壮，母羊的双羔怀胎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羊怀胎以后，进出圈门时要特别注意，不能因为拥挤而使母羊流产。冬季，是母羊下羔的季节。，我又成了产羔的救护员，每天往返在牧羊地和连队羊圈产房之间。一头牛拉一个带着柳条筐的大爬犁，就是我的救护工具。一旦发现母羊有产羔的迹象，立即用爬犁将母羊拉回产羔房。由于我认真负责，一个多月里，没有一只母羊将羔产在路上。

由于人员变动，我又被调去放牛。当时连队有69头役牛，还有7头奶牛，供应着全连幼儿的吃奶需求。每天天蒙蒙亮，就要起床，和老同志一起，将7头母牛逐个牵出圈，先让其小牛将母牛的奶拱吸下来，然后将小牛拉开，用绳子拴好，才能开始挤奶。挤奶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由于没有经验，捏奶头的手指轻重没有哈数，经常使母牛烦躁不安，不停的乱动，甚至将挤好奶的奶桶踢翻，影响了幼儿正常用奶，我感到很纠结。于是我虚心向老同志和兽医学习，很快掌握了挤牛奶的手法和技巧。听着牛奶流入奶桶的“嚓嚓”声，看着打奶子的群众满意的笑脸，我的心里像吃了蜜糖一样。

放牛和牧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除了和羊一样要抓秋膘的特点以外，还要防止牛窜入苞谷地糟蹋庄稼。特别是春天，吃了一冬天干草的牛，远远看见嫩苜蓿地或者返青的麦地以后，就会发疯似的闯到地里猛吃，短时间内很难将它们赶出来。老职工将这种现象形容为“跑青”。牛吃了嫩苜蓿最容易出事故，因为青苜蓿吃下肚去会在胃里迅速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牛便会涨死，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当时农场的土地规划的非常整齐，要将牛赶到放牧地经常要穿过这些庄稼地或者苜蓿地。这使我们神经非常紧张。

有一次我在九号地周围放牧，下午快到牛回圈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头牛浑身乱颤，惊叫起来，低头向着归圈的路上疯狂的跑起来，其他牛也受到惊吓，和这头牛一块像着了魔似的向连队的牛圈跑去。周围的景物它们一概视而不见。我紧张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跑回到圈里一看，所有的牛都在那里喘着粗气。经过向老同志请教后才知道，昨天那头牛是不小心踩到野马蜂窝被野马蜂蛰了，这种野马蜂蛰起人来非常厉害，就像人们说的大黄蜂一样连牛皮都能蛰透，所以牛才发疯的向牛圈里奔跑。幸好当时路上没有行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此时虽然松了口气，不用担心牛祸害庄稼了，但也使我想到，今后在放牧中间一定要注意观察牛群周围的情况，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我在连队的时候正是团场牧草田轮作大见成效的时候。我常听到老同志讲‘草多畜多，畜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肉多。’那是真正的农业的良性循环。实际情况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连队都要种植上千亩的苜蓿，苜蓿根系发达，不但能够肥田而且是优质的牧草。所以每个连队都是六畜兴旺，骡马成群，像我放的这样的羊群每个连队有好几群。但是这使我们职工的工作量也成倍的增加了。特别是到了六月初，小麦要收割，玉米、棉花地要修进水的毛渠，连队大田里就那么几十个妇女，根本忙不过来，这时间只有开展全连大突击，即无论是饲养员、炊事员、拖拉机驾驶员，卫生员，还是连队干部无一例外，都要顶着烈日，参加中午的突击劳动。我那时年轻，精力旺盛，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什么割麦子，割苜蓿，修毛渠，样样工作抢着干。

上海支青班长励康年（右二）

上海市劳教局政治处主任杨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