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知青故事

熊建军

回忆我的知青生活、

1.进入农村

1969年1月6日，我们1100多名学生，乘坐专列，离开家乡内江市，上山下乡到了简阳县。父母家长们火车站送别的喊声和哭声早已飘散 ，到农村了，心中一片茫然。

大家都很年轻，最大的18岁，最小的15岁。

知青们到了简阳城，县政府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台上县领导人激昂的讲话，同学们在台下大声讲自己的，台上讲话领导换了几个，欢迎会也没完。有同学冲着台上大声喊：“不要讲了！有完没完？”有几个同学约好了一起喊：“我们饿了！我们要吃饭！”

第二天早上，来了许多大货车，工宣队长叫着名字，让大家上不同的车，但许多同学也不理他，自顾自上。我们也是，与比较熟悉的同学上了一部车。这是到禾丰公社的车——后来才知道，我应该到平武公社。

禾丰镇距离县城20多公里。街两边都是平房，灰黑色的瓦，灰褐色的木质房檐，长长的伸向街面。街很窄，铺着石板，也不知有多少年了，石板不太平整，许多地方没有了石板，留下一个洼地。

农民们正在街上赶场，大部分都在头上包着白色、黑色的布，肩上挑着箩筐，手里拿着一支竹制的叶子烟杆。

我在街上逛到下午，回到公社，公社门前有个农民看着我们，问：“是知识青年吧？”我们回答：“是。”他立刻热情起来，与我们握手，说：“到我们那儿去吧，房子、床铺、锅灶，我们都准备好了。” 一个同学问：”你们那儿远不远？”他说：”不远，不远，一杆烟时间就到了。”有一个同学问：“你们那儿好不好？”他说：“好！好！地多人少，粮食吃不完。”

我们五个同学，我二哥，张有迅，张德友，李刚和我，跟着这个农民，背着我们的被盖行李，向那前景莫测的地方走去。

沿着山间小路走了1个多小时，还没有到。一个同学说：“啥子烟要烧这么久？”他说：“快了，就要到了。”

看见一座尖锐的山，它象金字塔一样是等边三角形。山上没有树。“这山就叫尖子山。”带路人说。

天已暗黑，我们走进了一间房，房里点上了煤油灯。这是两间瓦房，室内有垫了稻草铺上草席的两张木床，靠墙有一个大土灶，灶上一口大锅，锅上悬着一个瓦锅盖。灶旁边是一个装水的大瓦缸。墙上黑黝黝的，还有一些明显的裂缝。 刚才接我们的就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他把我们带进屋，立刻就叫了一个中年妇女来为我们做饭。队长说：“今天累了，明天我早上来看你们。”

我们吃了饭，躺在床上商量，这个地方山又高又尖，离街上又远，肯定穷，虽然队长热情，但今后日子难过。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不辞而别了。

重新回到公社，公社的领导说，你们自己联系吧。

我们打算寻找一个距禾丰镇不远的生产队。 正是四川最冷的季节，山坡上庄稼都早已收割，光秃秃的，田里结了薄冰，田坎边的浅草铺着白霜。空气清新而又寒冷。

从一座小石桥上跨过一条小河，看见一个农民正在犁土。问他，“这是几队？接收知青吗？”他停下犁土，说：“欢迎你们到我们裕民二队来。”他把牛拴好，带我们向不远的农村院里走去。

这个院子背靠着黄狗大山，面对一片菜地，院后是成片的竹林，院前是一个晒坝，晒坝里倒着一个大石碾子，大门的门槛已经破了，进门的左边是一个大石碓窝和一架木制的风车，右边是一个大石磨。旁边还有犁、水车等农具 。我们被安置在院子的正堂屋。这是一个保管室，里面堆着一大堆棉花种子和一些杂物，房梁上有几个灰尘扑满的竹筐，装着许多陈年帐本。

很快来了许多大娘大叔们，热情又好奇地问这问那，几个农村青年帮我们收拾屋子，砌好灶台，安上床、水缸，在墙上插上煤油壶灯，只有棉花种子仍堆在屋里，占据半边屋。忙了大半天，我们的家收拾好了，两张木床对着一个土灶，一大堆棉籽，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煤油壶灯照着，朦朦胧胧的，既生疏却又温暖。

我们开始煮第一顿饭，大嫂主动帮我们烧火，麦秆在土灶里烧得噼啪响，水开了，我们将干面条下进锅里。

一直在旁边的老太爷笑了：“都说城里人下面冷水就下锅，还是水开了才下嘛。” 初到农村的生活是新鲜的。

队长在天快亮时，站在村头扯长喉咙喊一嗓，声音高亮且长，又抑扬婉转。

大家立刻起来做饭，吃完饭，天际朦朦亮了。此时队长又出现在院子门口，对着空旷的院坝，大声吩咐道：“儿子家，今天到镇上挑粪；婆儿客到纤担田挖土边。”这里把男性青壮年叫作“儿子家”，成年女性叫“婆儿客”，还没婚嫁的青少年女性则叫“花花儿”。

正是冬天，儿子家们不论老少，都用白色或黑色的布缠着头，许多人在缠头布上插一枝竹烟杆。大家都抽叶子烟。休息时就会坐在一起，从裤袋里拿出烟叶，慢慢的裹成一枝烟卷，队长喊大家休息时,就高声叫道:“烧竿烟了！”

我当时16岁，体重不到50公斤，我们跟着“婆儿客”一起去挖土边。挖土边是每年冬季的常规农活。因为丘陵坡地经过夏天的雨水冲刷，上部的土层就很薄了，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已经露出了土下的石底。农民发明了每年挖土边的办法，将下部的土坎拦住的土壤，重新补充到坡上去。挖土边就是沿土坎一直挖到底，形成一条条战壕似的深沟，夏天还可以蓄积雨水，拦住土层。

跛大爷的女儿挖土，我和二哥、李钢挑土。土里刚长出嫩绿麦苗，我们用鸳箕挑土倒在坡上麦苗行中。正是农闲时期，大家都不慌不忙地干，一边说着闲话。忽然，一只硕大的老鼠受到惊吓跑出来了，尾部有团东西，使它跑不快。跛大爷的女儿惊叫着，用锄头乱打，我们也取下扁担，追上去。眼看追上了，却见老鼠尾部的东西忽然散开，大老鼠加速向坡上窜去，正惊疑间，却看见散开的是七八只小老鼠。小老鼠们很快被消灭。

坡上，一个大娘正在穷追大老鼠，坡地上只有低矮的麦苗，大老鼠无法隐藏，被大娘追上用锄头打死。大娘提着大老鼠的尾巴，开心地笑着说：“我的娃儿可以打牙祭了。”“她真的要拿回去吃？”李钢问。“老鼠肉也是肉嘛。”跛大爷的女儿说。“都说好吃。我没吃过。

跛大爷叫杨宗龄，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没有老婆。住的房子是草房。我们住的这个院子是瓦房——这是原来地主的房子。

这个队以蔡姓为主，蔡姓都住在院子里。第二大姓是谢姓，谢姓都住在院子的左边，一个不成形小院，全是泥墙草房。院子右边坡上也是一排泥墙草房，住着跛大爷、蒋石匠、杨会计、邱哥邱大队长等四家外姓。

跛大爷的女儿骄傲地说：我们的草房盖的是山草，不是麦秆，山草十多年都不会烂，麦草几年就烂了。要是谷草就更差了，两年就烂了。

中午，记分员谢大军高声道：“12点了，收工！”大家一窝蜂冲回家，赶快煮饭吃。允许我们在生产队的地里摘菜。我们三人分工合作，饭做得很香。

下午继续挖土边，没有人催促干活，第一天的农活不是很累。眼看天渐渐就暗下来了，大家都在不时地望队长，盼望着收工。队长提起锄头走上路边，大笑两声：“哈哈！鸡儿戳到墨盘头——黑毬了。收工！”

整个冬天的农活，大家不慌不忙地干，干一会儿又站着摆几句龙门阵。婆儿客们说着家长里短，儿子家们说黄段子。蒋石匠说，他去看宣传队跳舞，一群花花儿出来边唱边跳，“针儿粗来线儿长，家家挂起了老人家的像”，她们舞手、跳，两个奶子一上一下；又一跳，两个奶子又上上下下。“哎呀，不好看，不好看！”蒋石匠评价说。

谢大兴说：“不好看？你又看得这么清楚？”儿子家们一阵大笑。

蒋石匠的老婆是一个黑黑的妇人，出工总带着儿子，孩子瘦瘦的，3岁多了，独自在土沟里玩。工间休息时，石匠老婆就坐在土边，敞开胸，垂下两个乳房让孩子吃奶。

这很让我们奇怪——这么大的孩子仍然吃奶？

谢大兴是一个干瘦的青年，参加过工作队，见过世面的，喜欢说笑。他家有全队唯一的温水瓶，是参加工作队的纪念品。他的老婆是一个略显忧郁的女人，结婚一年多了，还没生孩子。有一次她说：金奶奶，银奶奶，生了娃儿是狗奶奶。似乎是对蒋石匠老婆当众喂奶的解释。

一个晚上，队长通知开社员大会。会议在院子中举行，天黑了，点起两个大煤油壶灯。队长高高坐在大石磨上 ，其他人有的站，有的坐，有的靠墙。妇女们高声说话，我们则靠在水车旁，东看西瞧，很新鲜。

队长清一清嗓，大声说：“开会了！”摸出一本语录，随意翻开念道：“领袖教导我们：什么事都要抓得很紧很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两个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到。”

这一条语录我们没学过，我们以前一般都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之类的。后来又开过几次会，队长都是用“抓而不紧”这一条语录。后来到大队开会，大队书记也用这一条。

“今天我们讨论工分”队长接着说。于是他念名字，说“谢大全，9.9分。没的意见吗？好！蔡洪发，9.9分，三个犁田的——老董、跛大爷、队长自己10分。好！”很快，就把儿子家的工分都说得差不多了。

“蔡洪学10分？”

大家一直在附和，这时有一个人说话了，是谢大全。

“粪桶大点算个屁！”他板着脸说。

蔡洪学站起来，气愤地说：“粪桶大点出力就要多些！ ”

队长也不理他们两个，很快把工分都定了。讨论时工分，偶尔有老农民，如蔡老太爷、蔡偏颈子说两句，其余人都只是听，并不说话。其实差距也很小，但大家都觉得自己低了，但却都不说话。

过了这么多年，想起这第一次会议，感到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习惯，对领导人不满意却无条件的服从。这是一个深层的习惯，大家都这样，所以中国才会有几千年稳定的封建社会历史。

我们是按照儿子家最低的定——9.5分。婆儿客最高是8分。其实冬天婆儿客和儿子家干的活都一样，但工分不同。未成年的孩子5分，孩子们一般不与大家一起干，他们的任务是割草喂牛。学龄孩子基本上都上学，大部分小学毕业就不上学了。唯有蔡老爷子的儿子继续到镇上的中学念书。

这就是大寨式工分，大锅饭，基本平均。这儿的劳动日一般在0.3元左右，劳动一天，算成工钱就是三毛不到。婆儿客不挑粪，不下田，其他与儿子家一样干。

春天来了，下田插秧、上山种棉花，都是很累的农活。简阳插秧是带泥一起插，叫“铲铲秧”，先用专门的铲子连泥带秧苗一起铲起来，放到秧盆里，秧盆有点像家里洗澡用的大木盆，只是没有脚，下面是圆滑的，可以在水上划船一般划走。田里牵上一根长绳，大家沿着长绳退着插，插成直线。插秧时，背始终弯成90度，很快就开始发痛，一天下来，背就像要断了一样痛。

天旱无雨，秧插不下去了。队上安排一台三人水车，一台两人水车，两台四人水车，成立了抽水队，每天从小河里车水，四台水车接力。

能够不插秧了，真高兴，我们都去参加车水。四人坐在一个木架上，前面有扶手，用脚使力蹬踏板，蹬了两天以后，每个人的屁股上都磨出了血泡。连续车了十来天，总算把秧苗插下去了。

四月春浓，黄狗大山坡上原来一丛丛不起眼的带刺的灌木，忽然开出了白中略带点黄色的花，花很快就覆盖了整个树丛，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白球。山坡上东一个、西一个白球，整条山沟都香喷喷的，芬芳扑鼻。我们折一长条，插在自家墙缝里，香气满屋。这就是传说中的“七里香”。

　　初到农村的生活不错，国家每月免费供应35斤大米，半斤菜油，每月可以买半斤肉，比我在城里时生活还好一点。

禾丰镇逢场，原来3天赶一次场，现在上面规定10天才赶一次。我们当然不能错过，同学们都上街来赶场。知青们兴高采烈的相互打着招呼。我们裕民大队集中了学校的篮球队、宣传队大部分主力，共21个知青，5女16男，自然成了一个大的群体。

内江城里正在反奇装异服，街上有纠察专剪小管裤。这儿没人管，就有几个知青身着小管裤，洋洋得意地在街上走。镇上只有一条街，估计150米长，在街上转够了，就去供销社球场打篮球。镇上以供销社职员和中学老师为主的篮球爱好者们主动和我们联系，要和我们比赛。我们校队的主力基本上都在裕民大队，篮下有李为民1.83米的身高，绝对控制篮下，后卫陈蜀学能突能投，张有讯底线投篮很准，刘泽进、伍顺明是灵活的前锋，我二哥有身高也有很好的力量。队伍整齐，训练有素，号称中距离配合篮下，是内江市中学篮球的一支劲旅。镇上这支临时搭起来的队伍不是对手，我们以大比分赢了他们。

赢了球很高兴，同学们决定再亮一手。在一次赶场的时候，同学们来到镇上的剧场。剧场有一个木搭的剧台，两米高，下面是块空地，可以容纳两百观众。几个同学在门口吆喝，乐队就在台上奏响音乐，好奇的农民一会儿就来了许多，站在台下看戏。乐队很简陋，只有三把二胡一只笛子，没化妆也没统一服装，但同学们表演起来可一点也不含糊，都是革命节目，如“抬头望见北斗星”、“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等等。有男声独唱女声独唱还有男声小合唱，以及全部是男同学的舞蹈。

1969年的简阳农村，非常闭塞。农民们基本没有出过远门，只有少数几人进过城。这两次活动，让裕民大队知青名声大振。

没过多久，李为民赶场时去食品公司割肉，不知怎么就与割肉的刀儿匠吵起来了，刀儿匠提一把刀就冲出来，被人拉住，没打起来。过了一阵知青们听说了，再去肉铺看，已关门，大家准备散去，却有供销社的人来，说，矛盾误会了，供销社请客，请裕民大队全体知青吃饭。

知青们高兴的在供销社办的馆子吃饭。席上，供销社主任说了一些什么话，大家也不太听，吃肉喝酒，很快乐。

能吃肉，是很快活的事。我从未喝过酒，这次第一次喝，觉得非常辣。每桌一个瓷碗，轮流着喝。吃完饭，只觉心跳，头晕，难受得坐卧不宁。

当时，知青们最喜欢的衣服是军装。一批转业军人复员回乡，他们也来赶场。从镇金镇过来几个知青，说，别的地方都在抢军帽，很好玩。看见三个复员军人戴着军帽，一排走着，镇金过来的同学说：抢吧？七、八个同学迎过去，从三个复员军人身边擦身而过的一瞬间，伸手摘了他们的军帽。

三个人愣了，回头看知青正不慌不忙地离开，手中还玩着军帽。三个复员军人恼了，转回身抢军帽。抢不着挥拳就打。

这一群知青虽然只有16-17岁，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灵活的躲过他们的拳头，立刻反攻。又有许多不知怎么回事的知青加入混战。三个复员军人虽然身强力壮，但抵不住知青人多势众，见势不对，他们想往区公所撤，在区公所门口被围住，两人被打倒在地，知青们扬长而去。

五月，知青同学们在街上赶场玩到中午，准备各自回去，突然听到一个消息，邻近的云龙镇知青被打了！云龙镇是内江三中的同学，与我们并不熟，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一会，李杰开始没说话，突然说：“天下知青是一家，肯定要去救，拦一个车去！”

大家都同意，于是在场口等着，看见一个大货车过来，上前拦住叫它向云龙开。司机不敢违抗，我们60多人上车赶往云龙。

到了云龙镇，每人到供销社提一个根锄头把。街上关门闭户，看来风声已经传到，人们都躲了。到医院看伤员，七八个被打伤的三中同学躺在医院里，说是镇上组织的复员军人带领着几百农民打的。30几个知青都被打了。街上转一圈，冷冷清清，没有人也没有车，大家商量：只有走回去了。有20多里路，走吧，大家就往回走，但张德友、梅学俞等七个同学不想走，要等着拦车回去。我们走回裕民大队，大家挤在一起，一张床上睡4个人，过了一夜。

第二天起来，准备到镇上去看一下，路上碰到一个同学，慌乱的说，“不要去，不要去，街上凶得很！”他说，街上有复员军人守街口，知青全部要搜查，他的军用皮带被取了，还打了他几下。

“管他的，我们去看一下。” 一个同学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到简阳去。”就在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李杰皱着眉说。

“走，到简阳！”大家立刻顺公路向简阳进发。路上又有几个同学加入，并进一步介绍情况，说是每个镇都成立了“人民保卫大军”，复员军人们都集体住在镇上，每个人一根木棒，见知青就打。

大家庆幸没有到镇上去，但前面要路过江南镇，稍一商议，决定绕道走。不走大路，走小路到简阳。

一路唱着歌，走到简阳。当时最喜欢的是苏联的情歌，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开、小路等。也有知青歌曲，如娜娜之歌、告别山城等。张勇说：“先到县革委去。”于是我们20几个知青涌进县革委，县革委已经下班，我们到处乱转，终于有一个干部出来，安排先到食堂吃饭，吃了饭安排在一个中学住下。

“不能就这样就算了。我们去刷几幅标语！”张勇说。

天已经黑了，我们在街上乱串，一群人边走边学鸡叫狗叫，嚷嚷的鼓噪。找到一个文具店，上前擂鼓一样用力敲门大喊，一个中年男人畏畏缩缩的开门。

“我们要借一点纸、毛笔、浆糊，刷标语。”李杰对他说。

“好，好。”他连连答应，立刻就拿出来纸笔墨。我们打借条，他说“不用、不用。”

在街上糊纸写大幅标语，大家很熟练的。写什么呢？写一副“坚决镇压简阳土匪！”大家都说，“好！”

很快写好了，白纸黑字，很有一点杀气。大家都很满意，回去睡觉。

第二天第三天，县里各个地区的知青又来了许多，传来更多令人气愤的事情。几天时间，简阳城里已经有600多知青，满街都是。标语也增多了，而且都充满杀气。首先听到的消息是，留在云龙没走的张德友等7人，我们大队人马刚走，他们就被重新出来的上百名保卫大军痛打，全部重伤，但一个复员军人在打架中也被刺了一刀成重伤。

内江市革委知道情况，派了各校的工宣队员来劝慰大家，又动员知青家长们来劝，军分区也出面让学校头儿们不要成立组织。几天后，市革委决定让全部知青乘专列火车回内江。

应该说，市革委作了一个非常及时的正确决定，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回到内江，同学们就散开不集中，成立组织的事不了了之。我不知道是谁做了这样一个果断的决定，当时如果时间再拖几天，就很可能发生大的流血事件。在火头上的几百名知青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应该为当时作出决定的领导记上一功。

3、体验艰辛

回家住了两个月，市里通知大家回农村去。

回到生产队，队里已经给我们建了新房，泥墙草顶，我和二哥住一套，有两间卧室一个厨房，李钢单独一间。新房比原来的房子小，但厨房与卧室分开了，家具有一个米柜，二张床，一张写字桌，都没上漆；厨房有一个土灶，一个大水缸两个水桶，农具有锄头，粪桶，鸳箕，设施齐全，我们很满意。

农村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吃水靠每天从井里挑回储在大瓦缸中。晚上点煤油灯，大小便是在猪圈的粪坑边进行，没有明确的男女厕，有遮蔽的是女厕，没有遮蔽的是男厕。男人们解小便转过身就行，说是“拉尿不看人，看人搞不成”。

队里传达上面文件，不许知青相互串门，不许经常上街，上交匕首刀具。我有一只匕首，平常插在墙上，农民们都知道，但我坚持不缴，邱哥来劝，我说是用来削红苕皮的，如果要打架，锄头扁担菜刀更有威力，应该缴这些东西。

真正的考验在后面。国家规定，9月底我们的供应粮结束。我们没把这个规定当回事，每个月都吃光供应粮。我们回队上后，很快就没有粮了，队上不再允许我们摘蔬菜，柴火也不再提供。我们的自留地上红苕尚未长大。小春的麦子我们分了三十斤，拿到镇上换成挂面，天天煮挂面吃，连吃几天吃的胃内发烧反胃。但能有挂面吃的日子也很快过去了，很快就面临没有米、没有菜、没有柴的局面，我去找队长，跛大爷说：“你们以前为啥不节约？天天吃干饭。你看队上有哪家天天吃干饭？”

以前真没注意农民们吃的什么，队长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农民确实没吃过干饭！都是在锅里煮红苕，家有小孩的，在锅里丢一小把米，饭熟时细心地把米捞出来小孩吃，大人基本不吃。就是结婚这么大的喜事，也是煮红苕饭，饭里有一大半红苕。麦子也是打成粉，连麦麸一起，煮面坨坨吃。挂面只有老人才吃。

老贫协主席说：“见面都问，吃了饭了？其实应问，吃了红苕了？嘿嘿。”这个高大的老头，孤身一人没有结婚，另外还有一个老头也没结婚，队里的姑娘都嫁到成都平原农村去了，中青年未婚的还有钟家两兄弟、蔡家两兄弟。

没饭吃，我去找邱大队长，邱哥让队上从种子粮里给了我们10斤谷子五斤麦子，再抱一捆柴火，以后就什么都不给，全靠自己了。

几天就吃完了这点粮，没有吃的，只好去挖自留地的红苕，红苕只有指头般大，总算能够充饥。好不容易熬到了生产队稻谷成熟，但由于今年天旱，谷子收成也很差，我们三个人共计分了25斤稻谷，刚打成米，来了几个同学，一顿就吃掉了大半，几天之后就又面临饥荒局面。去找邱哥，这次他说没有办法。

只好继续挖自留地的红苕。还算好，红苕长得很快，不用担心吃完。在自留地红苕还剩一半的时候，生产队开始挖红苕了。缺粮的问题解决了。

我小心地把分得的玉米秆、麦秆、棉花秆等捆好堆放在墙角屋檐下，不能再犯有了粮却没有柴火的错误。

每顿饭都是红苕，很快就吃腻了，变化花样，吃红苕片、红苕丝、在红苕里加辣椒——都不顶用，最后发现，还是农民的吃法最好，最长久，就是将红苕切成坨煮熟就着汤吃。什么都不用想，收工回家，立刻把红苕削皮切坨，放到锅里，盖上瓦锅盖，烧火煮开几分钟后就不管它，收拾一下家务出来，红苕自然就已经熟了，连汤带水吃上三大碗，肚子胀得溜圆，还留下一碗，在出工中途回来吃。

红苕不禁饿，吃很多也会很快就饿了。出工时，肚子饿了就变得有气没力，一挑粪在肩上变得格外沉重，步履艰难。

当时不允许农民自己养猪，更不许杀猪，生产队养了几十头，要上交供销社的。到夏天的时候，有一头肥猪生病了，大家非常高兴，赶快找来兽医鉴定证明，然后就可以杀掉。全队集体休息一天，男女老少都集中在院坝里，谢大权谢大兴和几个人在在山脚的池塘土坎上挖了一个灶，婆儿客们马上搬柴烧水，蔡家兄弟把猪牵出来杀了，孩子们欢天喜地的跑来跑去，整个生产队都洋溢着一派欢乐过节的气氛。

煺毛，开膛破肚，砍成大块，放进锅里煮。煮熟后切成小块，不论内脏还是头蹄，都切了放在一个大簸箕里。猪肉的香气越来越浓，孩子们开始不再跑来跑去，以簸箕为中心，紧紧地围绕在簸箕周围，眼盯着切肉的刀。

我们分了一碗肉，回去用海椒炒一下，真的很香。第二天出工，大家还在回味，蔡老太爷感叹道：“只要是肉，就是用烂谷草来煎，也香！”

蔡偏颈是蔡老太爷的本家兄弟，他只有一个20岁的儿子，他的儿子蔡觉新没有读过书，连县城都没去过。毕竟是年轻人，觉新也想出去，谢大兴逗他：“我带你到简阳去看火车？”生产队组织到简阳城里去卖红苕，因为城里红苕8分钱一斤，禾丰镇只有4分一斤。借了两部架车，每部架车可以拉1000斤红苕，准备每部车用4个人拉。很不容易进城一次，儿子家们非常兴奋地准备着，可是谢觉新还是不能去——偏颈坚决不许。

我们凌晨2点就出发，在漆黑的夜里，大家使劲拉着架车，顺公路进城，张德元养的大黑狗也欢快地跟着跑前跑后，天刚亮，我们就进了城，选了一处当道的街边，不慌不忙的摆开我们的红苕。

我们的红苕很漂亮，红皮白心，城里人很喜欢，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我们肚子都饿了，但舍不得用钱去馆子吃东西。饿着肚子，大家到了火车站，看火车那庞然大物吐着粗气轰隆隆的飞驰，没看见过火车的农民都惊呆了，叹道：“哇呀！火车硬是大嘞。”

看了火车，大家才兴犹未尽的拖着架车走回家。回到队里，这一次的经历又可以说上许多天。特别是我买了一支冰糕，大家轮着都咬了一口，吴二爷咬了一口之后抽一口凉气，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哇呀！冰糕硬是冰嘞！”

后来生产队又组织大家挑胡豆到成都双流去换大米，共去了十多人，这次因为要翻山，不能用架车。我没有去，因为一想到要肩挑100斤走150多里路，还要翻过龙泉山，我的肩膀就开始发痛。

跛大爷杨宗龄取代谢士林当了队长，谢下台的原因是，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吹过号。公社觉得他有历史问题，把他队长撤了，他也不以为恼。队上的农民们肩上挑着粪，肚子却瘪着，总说牢骚话。蔡老太爷说：以前帮地主干，农忙时还有肉吃；现在帮公社干，只有吃红苕。我说，这个话有点反动哦。他笑了，进一步解释说：以前地主农闲时也吃红苕，但农忙时肯定要割肉打酒招待长工短工，不信你问。老农民们都承认是这样。

老太爷说，现在比起五九年好多了，那时啥子都没得吃 饿死好多人。我后来知道 因为简阳县在五八年大跃进时吹牛最厉害，说自己水稻亩产达到一万斤 ，因此公社名字改为禾丰。但吹牛之后的结局是大家没饭吃 又不敢说 ，所以饿死好多人。

弗洛伊德说：“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农民们不停的吃苦，觉得这是本来就如此的事，不值得去思考，所以就无所谓痛苦或幸福——这有点像鲁迅说的“麻木”。但与城里人们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怕说错话就会当反革命，所以随便说。

跛大爷是一个极瘦的50来岁的老头。脸上基本没有肉，但眼睛却闪着精光，有一股杀气。他一只脚长一只短，走路时长的那只就老在短的那只前面迂回。他土改时就当乡长了。在1958年大跃进时，因为农民经常需要“挑灯夜战”，而且是以“社”为单位，常常走很远去劳动，加上吃不饱，所以经常有人偷懒。他组织了一帮打手，监督农民劳动，偷懒的都要挨打，有一次却把乡书记的老婆打死了，为了这个错误，他下了台不再当干部。

现在重新当队长，他仍然是杀气不减当年，一次他手拿竹竿，去打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因为年纪大，跛大爷要她去干活她也不干，所以打她。跛大爷对我们知青也是穷凶极恶，评价我们时常说：“硬是认得到几个狗脚杆字了，有啥子了不起！”

挖了红苕点麦子，这是大春最忙的时候，每天都是肩不离担，虽然也学着偷懒，但几天肩就红肿了，很痛。钟德元是我们邻居，说：三天肩膀四天脚，十天才知腰杆硬。过了三天肩膀就痛过了。果然，几天后，肩开始不痛了，肩上开始出现一层茧子。

农活太累了，八队的知青张丕本来找我，约我出去转耍一圈。

张丕本瘦瘦的，极爱画画，是我校公认的一流高手。他们班上的同学都喜欢叫他在自己的书本上画插图。他用钢笔随笔画来，笔触流利准确，构图也很漂亮自然。我也喜欢画画，听他说一起出去画画，立即就答应了。

我们先到了同学何平那儿，画那里的小河石桥，第二天到张丕本的姐姐那里，画那里的梨树林、巴茅草坡。我们没有颜色、画笔、画纸，只有一支钢笔，一个学生作业本，是自得其乐的画者。

张丕本有一颗不安定的心，我感觉他不仅仅是画画，其实他的心在流浪。就像王洛宾，总在追寻，寻找那天边的歌声。他有很高的画画天分，不仅仅是能画“像”，而是能在画中展示所思所想，寥寥几笔，余味无穷。

在农村转了几天，他说，在简阳城里有一个同学也喜欢画画，我们去找他。

早上没吃饭就出发，走到简阳已经下午。那个同学在厂里上班，他没请我们吃饭，更谈不上一起去画画，而是叫我们去找他一个姑姑，她住在城外，安全。原来昨天刚发现一幅反动标语，全城正在戒严搜查。我们找到他的姑姑，她刚开会回来，也传达了文件，看见我们，很不高兴，安排我们睡外间的床，叫我们明天一早就走，然后就不管我们了。

早上出门到晚上也没有吃一顿饭，肚子饿得咕咕叫。张丕本说：“现在就是精神病都不敢说错话嘛，写啥子标语嘛？”我回答说：“只有明天早点走了。”天刚亮，我们就起床，走到街上，肚子更饿了。

张丕本说：我们到灵仙庙去，有一个同学距灵仙庙火车站很近，我们坐火车过去，走不了多久就可以到了。我想，如果回生产队去，要饿着肚子走好几个钟头。不如就听丕本的。 到了火车站，丕本很有经验的去看火车门上的门签，终于找到一个成都方向货车，爬到车顶坐好，等了不久，车就开了。但没想到的是，灵仙庙是一个小站，火车不停，看着已经远去的灵仙庙，张丕本一点也不慌张，说：“干脆到成都。”

到成都已是中午1点钟，由于是坐在车顶上，我们满身烟尘，脸上邋遢。丕本说，他孃孃在气象局，我们从成都东站走向在西边的气象局，走了2个小时，到气象局一问，看门人说，她下乡去了。

没有办法，只能往回走。又到了火车东站，这次我们仔细的看门签，确定是一列每个小站都停的车才上去。这次我们上的是一个空闷罐车，在里面等了许久，也不开车，肚子一阵阵的难受，也只能忍着。眼看天渐渐的黑了。

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哐当！”巨大的声音惊醒了我，车开了。

醒过来后有点兴奋，张丕本说：“有一碗红苕稀饭吃就巴适了”。我回答说：“红苕汤都可以。”“我现在知道幸福是什么了，就是红苕汤！”

天快亮时，我们到了灵仙庙，果然没走多久也就到了同学家，敲开门，就问，“煮点稀饭行不？”同学梦犹未醒，说：“你们自己搞嘛。”又上了床。我们立即去找出红苕，快速煮了一锅红苕汤。饿了三天，第一次吃饭，“哎呀，吃饱的感觉真好！”

4、315文件

重新回到生产队，吃饱红苕汤的幸福感很快就没有了。天不亮就出工，天黑了才回家，每天都是一个字——“累！”

开始怀疑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就为了出工，吃红苕汤？出工、吃红苕汤是为了自己活着？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农民们已经这样生活了不知多少年，却没有我这样的问题。看来人确实不应该想得太多，老老实实，有吃就吃，没吃就饿，就不会有烦恼。

知青们也没有过去逢场必赶的劲头，偶尔去赶场，相逢时大家没有了过去的兴奋。

突然听见一则消息，我们年级的一个同学喝农药自杀了！因为他也喜欢画画，我到他那儿去玩过，看他画的水粉画作品，画的是郭建光等样板戏的人物。他只有十七岁，他死之前，把自己的画具画笔清理摆放得整整齐齐，可见他对生的留恋，对画的留恋，然而他还是死了。

大家都没说话，没有评论，也没有惊奇——在广阔天地里已练成麻木人。

春天又来了，自留地该插红苕苗了，我没有红苕苗，生产队不许我们用队上培育的苗子。要等队上栽完了以后，有剩，就给我们。我注意到另一个队培育的红苕苗，距我们自留地不远，晚上等天黑了以后，悄悄地溜到哪儿，四处看一下，没人，于是到苗床里用镰刀不慌不忙的割起来。割得差不多了，抬起头休息一下，突然，一张人脸就在眼前！

当时就感到心跳停顿了，站在那儿不能动弹。

这个人戴着草帽，低声对我说：“割苕藤去种？”我不知怎么回答。他又说，“我看了你一阵了，你身子不要这么高，太容易看到了。——我也来割一点。”

听到这里，我才知道，原来是同行。我仍然心有余悸，赶快将苕藤背起就走。

我18岁了，挑起100多斤重的担子已经不再感到沉重，手上、肩上也起了老茧。

有些男女知青住到了一起，还听说有几个女知青嫁给农民了。我能理解，当知青太辛苦了，女知青更辛苦，嫁给农民总能得到一点照顾。然而又听说，我们公社书记，经常找学校漂亮的女知青打牌、学习，学校的校花到我们大队来玩，说：公社书记坏得很。经常叫几个女同学到他那里学习，打牌。坏透了。

有一天，通知我们去公社开会，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公捕大会，——我们的公社书记被捕了！书记被公安押着，反剪着手，低着头站在台上，区革委主任在宣布他的罪行是强奸女知青10多名。有几个知青想冲上台去打他，但被拦住了，宣布判刑11年，书记就被押走了。

下来以后，我们才知道，上面下发了一个315号文件，要求保护农村的知青们，许多公社领导都被抓了，我们有一点高兴，相互之间的串门又开始多起来。

和男知青们来往更多的的女知青是二大队的宋未明和李青。有一次她们邀请大家到她们那儿去玩。天黑了，月亮从山头缓缓升起，水田泛着月光，隐隐可以看见炊烟缭绕在竹林后。农村的夜晚很寂静。

我们坐在晒坝边，轻轻唱歌，先是随意的合唱，后来女声独唱，男声独唱，歌声在空旷的山间悠悠而逝，更泛起大家心中的惆怅。

小宋提出要跳舞，她走到晒坝中间，忽然身子拔高，双手举起，右手猛地划下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自己边跳边唱，唱的声音不大，跳得却干脆利落，英姿飒爽，很有激情。

宋未明与七队的黄锋开始谈恋爱了。黄锋是一个非常精神的小伙子，个子不高，但眼大有神，说话风趣活泼，很受大家喜欢。宋未明则是校舞蹈队的骨干，长得也很漂亮。

农村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浇灭爱的火焰，我也希望有一个女朋友。

我想看看我班的女生。我先到同班同学王志军那里，他带我到刘海英那里，刘海英是我们读书时的班长，她又约了几个人，大家一起到简阳县城去玩一天，在县城里瞎逛一天，然后走路二十多里回去。

王志军所在生产队的条件要好一些，吃饭没问题。

他说，有个知青用绝招到镇上去偷鸡。他用一把米，慢慢撒成一条线，吸引鸡到预先看好的地方去，待鸡吃米走到面前，他蹲下突然抓住鸡脖子，扭到翅膀后夹住，然后放到书包里，气定神闲的走回家。

那时男知青们遇到一起，喜欢摆自己偷东西的故事，我也偷过队上的南瓜、大头菜，还到镇上偷过一只兔子。农民们本来极朴实醇厚的，原来可以夜不闭户，知青来了，有点危险了。

原来在城里造反、革命的知青，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经过广阔天地炼红心，却变得好吃懒做，有时还偷东西，农民们越来越讨厌知青了。

刘培东常到我们大队来玩。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同学，个子很矮，眼睛只有一条缝，睁不开，看什么都要仰起头来。所以得了一个恰当的绰号“望眼”。但他却从来没有为自己形象发愁，照样幽默机智，文彩照人。叫他“望眼”，他也不恼，在他家的墙上，甚至题诗道：最苦联山遮望眼，河东极目是故乡。

他总是穿得整齐时尚，当时流行小管裤，白网鞋，他的白网鞋白得耀眼，管裤笔直。他的家境，是比较窘迫的；他的体力，似乎也不能得到农民认可，但总是看见他高兴地说笑，也总是有许多男女同学喜欢到他那里去玩。“望眼”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名字。

他特别能讲故事，他经历或者他听说的事情，经他一描述，就变得精彩无比。

5、修建水库

1970年是我知青生活最艰难的一年。连续两年干旱，最严重时吃水都困难。尽管大家一年到头没有休息过，但生产队的工分是负值，粮食也不够吃，幸好有红苕抵挡，总算没饿着。

1970年春，隆昌县逃难的农民来到简阳，队里的农民尽管自己也穷得叮当响，但却可怜逃荒的农民们，每一家都是打开红苕窖，慷慨地给与这些逃难者。

这时我才理解人少地多的优越性。有的同学分配到了龙泉山，山高坡陡交通不便，但却有吃不完的粮食。我们这个队人均1亩多地，3分田，我开始回想当初如果不换生产队，那个尖子山下的队可能吃饭不成问题，因为人少地多。

1971年，县里决定要修水库，打通龙泉山，从都江堰引水过来，改变简阳干旱的状况。农民们不愿离家太远，推我去修水库。

我到了龙泉山，首要任务是修建工棚。我和3个农民为一组，用架子车送木头柱子、竹子、席子等。大家都没拉过车，我自告奋勇拉中杠，其余农民在两边拉。在一个长长的下坡时，担心刹不住车，我让农民们在后面拉着。

开始慢慢的走，但随着坡越来越陡，车也越开越快。平时刹车使劲往上抬车杠子就行，但由于装了许多长长的竹子，车杠往上抬也刹不住。两边拉的人开始还向后拉着，后来跟不上了就抛开绳子不拉了。

速度越来越快，我被夹在车杠之中，被车带着，只能尽力向前跑，耳边风生呼呼，大脑一片空白。

前面是一个急转弯，但车已经转不过来，眼看着就向悬崖飞奔而去。车突然被一块大石头挡住轮子，我也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身体飞扑而出。

路边的石头救了我一命，我趴在地上，全身剧痛，衣服裤子都擦破了。等后面的农民跑到，我已经坐起来，看看下面，是一个几百米高的悬崖，如果不是被石头挡住，车毁人亡毫无疑问。

我慢慢站起身，除了一点擦伤，没有大碍。

工棚建成，我到采石场去配合石匠们。石匠们将石头打出来，我们8个人负责把石头抬上马路。另外有人用架车拉走。

抬石头不仅要力气，也要技术。“真头杠、假火尾”，是说领头的人是技术最高，后面的人差一点。“头绳、二杠、中横牛”，是说领头人拿捆石头的大绳子，后面的人拿杠子，中间的人则拿“横牛”，横牛是杠子下面的杠子。

两个人抬石头简单，一绳一杠对拱，四个人抬就要用一根横牛，两根杠子，8个人要用一个大横牛，两根小横牛，4根杠子。人要再多，那就非常专业了。绳子要是捆不好，甚至无法抬起来——由此可见“头杠”的技术性。

我们的头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抬脚棒。我因为长得高，当火尾。头杠捆好石头，大家穿好杠子、横牛，“上肩！”头杠喊道，大家把杠子放在肩上，都半蹲着等待头杠发出号令。“起！”头杠一声大喝，大家站直身体，将石头抬离地面。我看看大家都准备好了，喊道“好！”头杠紧接着喊：“走！”站在左边的就先迈左脚，右边的先迈右脚，一步一步，踏实了再整整齐齐向前走。

两步以后，头杠就开始喊号子。号子也是调节步伐节奏快慢的号令。头杠会根据路况、石头轻重，喊出不同节奏的号子，他喊一句，大家重复合一句，步伐统一。

号子也许是原来的山歌，句句押韵，还有点搞笑。比如：多少乖，多少乖，小学生爱穿绊绊鞋，走起路来手脚甩。

这样幼稚搞笑的词，在大家从胸腔最深处用力齐声吼出之时，就变得气势磅礴，势不可挡。

抬石头最害怕的不是墩子石，而是石板。因为石板是根据石头的纹路来确定开石的位置，所以有时很薄，有时很厚。有一次头杠捆好了一块厚石板，大家上肩一发力站起，太沉了，我的腰一软，顿时就将头压向石板，幸好对手也立刻蹲下，不然我就会受伤了。据说最严重会半身不遂。

重新来过，同杠的对手比我矮，比我力气更大，就将绳子向他那边移了几分，并让我先发力半站起来，他才慢慢发力站起。他站起之后，我只觉得身上的肋骨在一条条的挤压到一起，脚也在往下沉，我咬紧牙关，坚决挺住。头杠在等我喊出“好”字，虽然这次没被压下去，但我觉得脚迈不动，被钉在那里了。

站了一会，头杠知道我可能不行，就喊道，“放下”。放下之后，我已经冒出一身汗水。

但石头总得抬走，休息一会，头杠决定换一个力气更大的做我的对手，将绳子再向他那边移几分，叫我先站住了对方再站起来。肋骨依然又被压紧，但我鼓起勇气，从胸腔里吼出了一声“好！”迈开了第一步。迈开了第一步，似乎就轻了一些，我咬着牙，终于把石头抬到了目的地。

修水库没有工资，生产队记工分。每月粮食定量45斤，每天可以吃1.5斤。饭是掺了玉米碴子的干饭，以咸菜为主，偶然有新鲜蔬菜。我每顿打一碗半斤米饭就走，害怕停留就会忍不住再打一碗。每星期可以吃一次肉，每人半斤。抬石头使我食量大无比，吃肉时，肯定要打1斤饭，再把这半斤肉吃下，也仍然不是很饱。

我快变成鲁智深了，力气越来越大，饭量越来越大。

石匠们也有点奇特，几十个人打石头，丁丁当当，但只要一会儿，声音就整齐了，好像有人指挥一样。每天听着石匠们击石整齐的叮当声，和着头杠喊出极有韵味的号子，又能吃干饭，甚至每星期还能吃肉，这样的生活真好，很充实。

石头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又去水库大坝挖土填大坝。一个小组五个人，每天的任务是挖1方土，并用架子车运上大坝。我依然是拉中杠，两边是两个拉飞绳的农民，另外两个人负责挖土。工地上不分白天黑夜三班倒，因为全靠人力，建大坝的人据说有1万人之多，总之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架子车排成长长的队伍，一辆接一辆拉上大坝。倒了土又折回来重新装土。我们这个小组很卖力，总是提前完成任务。

修了几个月水库，回到生产队，队里正在跛大爷领导下搞建设。

请了一批资中县瓦匠，瓦匠们用石头和泥打了一个窑，然后踩泥做瓦。蔡洪亮被派去给瓦匠们打下手——队上农民们似乎不喜欢与外人打交道，总是派距村权中心更远的人，去做这种要和外人打交道的事。蔡洪亮被大家称作“讽儿”——就是有点神经，或有点傻的人。

蔡洪亮是富农的儿子，成份不好，但他是师范毕业生，本来在城里教书，后来因为成份的缘故，1964年四清运动被清退出了教师队伍，回到农村。也许这个打击很重，他给人的感觉似乎有点傻傻的。

他干活很卖力，但工分与我们一样，是儿子家最低分。他家只有他一人，住在我们原来住的正堂屋旁边角上。我到他家去过，家徒四壁：一张用竹子做的床，一个泡菜坛，一口锅，一个小水缸，一个碗。靠墙一把锄头，一挑粪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最叫我吃惊的那张床，真是比狗窝不如。没有席子，没有包住棉絮的被套，床上只有稻草和一床黑色的棉絮。也就是说，他睡在稻草上，盖一床黑棉絮！

农民将他当作取笑的对象，无论怎样取笑他也不恼。

他其实是比我们更有知识的知识青年。却没有知识青年的待遇和骄傲。农民们都不会唱歌，只有他会，他唱起小二黑结婚：“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眯着眼，摇着头，微笑着，很沉醉的样子。30几岁了，还没结婚，也不可能有女人嫁给他，这歌也许让他想起了什么，傻笑着的脸上，露出一丝幸福感。

他干活如此卖力，很快就获得了瓦匠们的喜欢，一直配合瓦匠们干到瓦全部烧完，。瓦匠们离开生产队，一天以后，蔡洪亮就失踪了。当然是瓦匠们把他发展成为长期骨干了。过了很久都没回来，邱大队长说：这是谁的主意，叫蔡洪亮去打下手？他这种成分应该是受监督的，这下到哪里去找他？

农村瓦匠四海为家，居无定所，确实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人会去找。我为蔡洪亮找到一个好去处高兴。或许干几年瓦匠后还有可能讨一个老婆。

跛大爷确实有才，他上任以后，烧瓦建起了保管室，保管室前面建了一个大晒坝，晒粮食就方便了。在半山腰建成了一个大水坑，以后就不用从山下挑水上山了。还有几家人也顺便买生产队的瓦，建起了瓦房。同时，他还将原来各家各户自己的粪坑全部管起来，集中使用，每年冬天都上山割草和灌木，下到粪坑里腐烂作肥，肥多粮食就更多。1971年底，果然收成好过以往，每家都能分到100多斤稻谷，棉花扛过干旱获得丰收，工分值也达到创历史记录的0.45元/10分了。我们也居然年底分到了30元钱。

我在农村当知青三年，调回城里当工人以后，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农村的情景却依然总在眼前闪现，我想，必须写下来，记住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