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父亲的二三事

李长安

　　最近经常做梦，梦见的人是父亲。人常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但思念之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淡忘，而是越来越强烈。尤其是他曾经的一些事情，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76年10月份，我在陕西省泾阳县插队落户。当时以知青为对象的招工工作在全省展开，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平时不请假的他，专门给单位领导呈送一纸请假条，急匆匆坐火车到村上找我了解情况。当听说第一批招工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后，他眉头紧皱，唉叹一声，身子重重地坐在小凳子上。

沉思一会，他起身拉着我往门外走。他带着我前往每一个大队干部家里拜访。父亲个子矮小，身材消瘦，背有点驼，上身穿一件蓝颜色的中山装，两个袖口已磨烂。下身蓝色的裤子洗得发白，膝盖补了两个大补丁。手里提着已经脱皮的旧黑色公文提包。先后到了大队支部书记，副书记，大队长家。与每个队干部见面握手时，总是先于对方伸出双手。随后一边陪着笑脸，一边掏出一盒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支，恭恭敬敬递给对方，自己也点上一支。父亲一生从不吸烟，这是我见到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吸烟🚬。然后言辞恳切地讲家里困难情况，希望队干部给予同情和帮助。

几家拜访完，已经是傍晚，我送父亲去火车站。父亲坐在车上，我在站台上隔着打开的车窗望着他。他一脸愁容，烦躁不安。刺耳的汽笛声响起。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次招工错过了，不要泄气，安心劳动，好好表现，下一次就有机会”。说完话，把头扭向一边，他的眼眶似乎有些发红。

　　第二天中午，我在村口棉花地里干活，几个社员喊我，“长安，你父亲来了，回家去招呼吧”！我以为是开玩笑，没有搭理。隔壁二婶接着说，你这娃咋不听话，快回去！我半信半疑的往回走。刚到家门口，看见父亲站立在门外与饲养员张大伯说话。他的表情与昨天晚上完全不一样，又回到平常熟悉的样子。父亲递给我一张纸条，高兴地说，问题解决了，三天以后去县城红卫旅馆找这个女同志。

原来，昨天晚上火车刚一启动，坐在对面一个40多岁的女士就与父亲攀谈起来。她问，“刚才送别的小伙子是你儿子吧？你们父子的谈话全听到了。你是一个好父亲，是一个老实人。小伙子英俊潇洒，应该是个懂事的孩子。招工这事我来办”。此话一出，语惊四座。看到大家狐疑的样子，她写了一张纸条交给父亲。火车到西安站后，这个女士把父亲拉到没有人的地方，小声说，我叫叶璞，在西郊一家企业劳资科工作，这次到泾阳县就是给厂里招10名工人。让你儿子找我，面试一下，如果的确优秀，我负责把他招回西安。

三天后，我与叶璞师傅见了面，交谈后，她说，你是一个心存志向的青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1977年3月5日，我如愿回到西安，成为西郊一家国营企业的职工。事隔多年，我专门问了叶璞师傅。她说，与父亲素不相识，当年在火车上看到我们父子隔窗对话的情景，听到父亲饱含感情的叮咛，那个场面一下子感动了她，有一种天下为公的呼声仿佛不断地撞击着她的心灵，就大包大揽下这件事。回西安的第二天，早早赶到厂里，专门给厂党委书记作了汇报，书记听后当即表态，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回来。

　　1985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我家所居住的院落热闹非凡。大杂院里家家户户都为春节忙碌着，有的给窗户上粘贴新的纸张，有的忙着剪窗花写对联，有的把洗好的带鱼挂在绳子上晾晒，有的炸丸子炸麻叶，有的拉着风箱蒸条子肉米粉肉，精心准备年夜饭。这时有一男一女两个四十多岁的人进到院子打听李所长的住房。父亲听后走出家门，看到来客是尚朴路街道一经营服装的个体户。就问有什么事情？男人说，所长您好，前年在您的帮助下，家里领取了营业执照，分到了位置比较好的摊位，今年挣钱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心里过意不去，来感谢一下。说完之后，就从身后拿出两个大提兜，一个装了两只杀好的白条鸡，一个装了几瓶酒。嘴里还不停念叨，您家太难找了，问了许多经商的朋友都不知道地址。无奈之下只好在您下班回家时，我们夫妻俩人悄悄跟在您的身后，担心地方不对，连续跟踪了三天，才确定了地点。

父亲没有把两人请到家里，就在院子里站立着说，给你们办事是党的政策，我是工商所的，就应该给你们办事。你们做生意不容易，起早贪黑。把东西拿回去吧，我不能收。三个人站在过道中推搡起来，一方主动出击想送出去，一方坚决推辞就是不收，结果只听哐当一声，顿时满院子飘起了酱香白酒的味道。原来那个装酒的提兜摔到了地上。听到响声，我急忙跑出来看，父亲脸色发白，表情严肃，那夫妻呆如木鸡，手足无措。片刻，女的连忙说对不起，提起地上的提兜拉着男的匆匆离开院子。父亲在后面追了几步说，“不要再送东西了，也不要把家里的地址告诉别人“。那夫妻俩听到声音立刻停下脚步，慢慢转过身子，恭恭敬敬给父亲鞠了一个躬。

　　2015年三月的一天，我到家中探望父母。呆了好长时间，发现母亲没有与父亲讲一句话。问母亲为什么？她说与父亲闹矛盾，原因是父亲死脑筋，不知道变通。原来四年内母亲做了两次心脏支架手术，此后，每天都要吃五种药，每月的药费要1200元，一年累计一万多元，她感到负担太重。前几天，她看到父亲情绪很好，就对他说，你是离休干部，享受免费医疗，几十年来我们一家大小十几个人，没有用你的红本本开过一次药。现在咱们两个都老了，收入也不高，经常看病，每天吃药，花费太大，能不能用你的本子每月给我开两样药，一年下来节约不少钱。

谁料父亲听后大发脾气，严厉的说，“不行！这个待遇是党组织给离休人员的。你是退休人员，不能享受免费医疗。这是原则问题。如果我个人不按照政策规定去做，弄虚作假，还配得上共产党员的称号”？搞清来龙去脉后，我劝慰母亲说，父亲一辈子都这样，性格倔强，坚持原则，看不惯他人世故圆滑。他怎么会做让别人指责的事情？母亲心里也明白，父亲决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经常说，老一辈的陕北人都是一根筋。此后，再也没有提用红本本开药的事情。

　　父亲一生非常节俭，“吃饭穿衣量家当”是他的口头禅。80年代前，他身上穿得衣服每件都打着补丁，一件上衣至少穿十几年。内衣袖口磨烂了，让母亲补好继续穿。袜子前脚后跟补丁至少有两层。改革开放后，工商部门有了制服。此后一年四季，上班下班，都是制服。我曾经给他买了几件衣服，惹得他很不高兴😠。他说，衣服新旧不重要，只要暖和就行。一家六口，收入微薄，既要给陕北老家寄钱，还要给你们四个“光葫芦”攒钱娶媳妇，不节俭怎么办？

父亲自己节衣缩食，但对孩子们甚至孙子孙女非常大方。我们兄弟四个先后结婚时，他给母亲做工作说，结婚是孩子一生中的大事，不能扣扣掐掐，要倾其所有，办得风风光光。每个孙子孙女考上高中奖励一万元，考上大学再奖励一万元。大弟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好长时间没有就业。父亲非常着急，三番五次找我谈话，说在不违反政策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给孩子介绍一个工作。如果需要费用，三万五万我给你拿。后来当看到孙女有了工作，80多岁的父亲高兴的像孩子一样，经常在家里小声哼唱着陕北民歌《赶牲灵》。

2010年春节，在与父亲的聊天时，我无意中说到，现在党和国家对老同志非常关心。西安市委，市政府决定凡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同志，逝世后可以安葬在西安烈士陵园。过了一个月，父亲专门把我叫回家，嘱咐去烈士陵园给他办理入园手续。我听后有点诧异，感觉父亲离开工作岗位后，精神抖擞，身体健康，怎么想起这件事。就劝慰说，这是您百年之后的事情，现在不要考虑。他哈哈一笑说，人总是要死的，早谋划与迟考虑一个样，我是共产党员，是个无神论者，没有那么多的忌讳。

把手续刚办完，他又提出要去烈士陵园看一下。父命难违，只好开车把父母拉到陵园。陵园的女工作人员问父亲，叔叔您是陕北人，许多陕北老同志都想落叶归根，长眠家乡。您怎么选择到陵园？父亲沉思一下缓缓的说，我今年80岁了，掐指一算，离开家乡66年了，这么多年来不曾给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帮助，村里人都不认识我了，不能回去给他们添麻烦。何处黄土不埋人？烈士陵园是政府管理的，许多老同志老战友都长眠于此，今后我们还是好邻居，这样的安排多好啊！听完父亲一席话，围观的几个工作人员纷纷竖起大拇指。

　　2019年3月，父亲快89岁了，因为一年前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走路少了，身体大不如前。一天，我看望他的时候，他主动谈起自己百年之后的事情。他给我交代了几件后事。一是离世后，不要在原单位和家属院发讣告。离开原单位近30年了，现任领导和同志都不认识我，目前工商管理工作任务繁忙，不要麻烦他们从机关动员一些人到殡仪馆送别了。十多年来，我把许多老同志一个一个送走了，当时去他们家里祭奠时，拿出过200元或者300元。我走后，不要通知他们的孩子，不要想着收回那些钱。二是不要收挽帐，不要收花圈，更不能收钱。我一生本本分分，清清白白，没有沾过国家一分钱，也不想多要别人一分钱。至于你们弟兄四个的同事朋友要送钱，能推辞就推辞。三是后事从简，招待要周。一定要请帮忙的亲戚朋友吃一顿饭，饭菜要好，要知道感激别人。

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清晨，东方的天空升起一缕阳光，人们开始周而复始的劳作。父亲却选择在这个美好时刻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爱着他的家人，在霞光的普照下去了遥远的地方。

父亲离开我们三年了，特撰写一篇文章，以为纪念。

　　文章之外的话：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1930年出生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西直沟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父亲兄弟四人。奶奶在他小时候因病离开了人世。上世纪40年代初的陕北，连年大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大伯因饥饿早年夭折。爷爷看到家里实在没有粮食养活孩子，就把二伯送给邻村姓刘的人家当了儿子。年幼的父亲就去给地主家拦羊，一次有一只小羊从崖畔上摔下死亡，被地主扣了一年工钱，还被赶出家门。为了不让两个孩子挨饿，爷爷找到从延安来绥德义合镇买牲畜的八路军工作人员，请求他们给两个孩子找一条生路。如此14岁的父亲和11岁的四爸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

父亲到延安后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西安解放后，他到了西安。先后在团省委，省百货公司工作。期间回到绥德县与母亲结婚。1958年被下放到铜川市百货公司，一家三口租住在七里铺的一孔破窑洞里。1961年回到西安，先后在团市委，新城区工商局工作。1991年12月离休。

2022年7月10日初稿，7月25日定稿。

写于西安市经开区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