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军并不强，西路军为什么大败？当事人“陈张徐”均有反思

至简

作者：桅杆 文章图片1（一）马家军并非想像中的那么强大现在有不少文章把马家军描述得很强大。实际上，当时马家军正规军共9个旅，包括6个骑兵旅，3个步兵，约1.3万人，连民团在内总兵力约2万人，武器装备甚至比红军还差。后期虽然增调一些民团参战，但战斗力不强。西路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并不比马军家差。 文章图片2也就是说，马家军并没有那么强大，并非不可战胜。红军长期与优势敌军作战，胜多败少。可为什么会败给并无优势可言的马家军呢？ 陈昌浩亲身经历了西路军的整个过程，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对西路军的重大行动有最后决定权。1937年9月30日和10月15日，陈昌浩先后向总部递交了2份报告。第一份报告很长，有6万多字，详细说明了红四方面军自北上甘南到失败的整个过程。此外，徐向前、李先念也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张主席、陈云虽不是亲历者，但与西路军有重大关系。 我们来看看上述几位的分析，和大家一起评判。 先看看陈昌浩的观点： 陈昌浩在报告“总的结论”部分，专门说到原因与教训，在强调马家军的野蛮、凶残、兵力强大以及地理等客观因素后，认为西路军在主观上犯了“严重错误”： 一是在渡河之后，没有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机，集中兵力打退马家军；二是没有把消灭马家军作为打通远方之基本条件（这一点非常重要）；三是在战术上没有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错误；四是单纯防御，与敌人拚消耗，部队越打越少；五是分兵抢占要点，致使兵力更加分散，被敌人各个击破。 文章图片3在最后的结论中，他认为西路军如果不犯上述“主要错误，是可以根本上打击二马，停止其进攻”的。实际上，上述都是西路军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再看看张主席的观点： 张主席虽未参加西征，但与西路军始终如影相随。他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用较长篇幅谈及西路军。对于败因，他没有直接分析，而是转述别人观点来证明自己。 一是红四方面军干部认为：是陈指挥错误，如张主席指挥，则不会败，反会胜； 二是朱德认为，西路军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指挥有问题。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委的意见。 其他三位参与者的观点： 徐向前是西路军总指挥，负军事指挥之责。他在回忆录中，指出三个问题：一是任务飘忽不定，二是失去战场主动，三是指挥缺乏机断专行。 文章图片4西路军余部于1938年5月初抵达星星峡时，是陈云组织接到新疆的。按他的说法，“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1983年1月5日，陈云在谈话中说到，失败“也不是因为张的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1983年2月25日，应陈云的提议，李先念递交了一份《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文中说西路军对困难和敌人估计不足；在到达临泽、高台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对徐向前的不同意见，陈昌浩听不进去，严重轻敌。兵力使用过于分散，有的战役也没有打好。 （二）败因主要是轻敌从上述几位及转述的观点看出：败因首先是轻敌，其次是内部意见不统一。 对于马家军的认知，西路军经历了两个极端：先是极度看不起它，后来（包括现在）对它又有些“神话”夸大。 文章图片5有一个趣事：董振堂的红5军源自西北军，是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的。大概在1928年前后，西北军步兵曾把马家军骑兵打得落花流水。董振堂亲历过那些战斗，会不会把这些情况告诉西路军领导、并产生轻敌思想的一个因素？ 红军之前也屡次打败过马家军，西路军过河之初也打败过马家军，难免产生了轻敌思想。例如：1936年11月3日，西路军过河之初的一条山战斗后，徐、陈在报告中就称马家军“战斗力极弱”。 西路军一路“形势大好”，即便是红9军古浪失利后，徐向前提出要“好好估计形势”时，陈昌浩却认为“马家军已经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 反观马家军，虽然装备差，但作战凶悍顽强，加之骑兵机动性优势，尤其在“保地盘”的驱使下，敢于拼命，战术也相当灵活。1936年11月初，马家军在武威召开军事会议，总指挥马元海坦言自己的兵力装备比不过红军，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尾追”。认为要发挥骑兵特长，每天将红军殿后部队截取一部，从武威到嘉峪关就会有很大战果。后来的作战中，马家军采用的基本就是这些战术。 文章图片6应当说，马元海把双方的长处和短处都看透了，并充分利用了地形，以其之长，克红军之短。对此，西路军判断不足，初期严重轻敌了。 西路军的任务，无论是打通远方还是建立根据地，前提都必须打败马家军。但因为轻敌，从排兵布阵到战术运用，就有些漫不经心，古浪失利就是典型的例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没有有效歼灭敌人，逐步被马家军拖入被动。后来不轻敌了，可实力已经大损。后期陈昌浩又背上包袱，优柔寡断，作战（尤其是倪家营突围东返）不够坚决，直至最终失败。至于失败的责任，下文再为您详细解读。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欢迎投稿，私信必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