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和马汉卿（A）

乐粉556

吴凯

今日，转载一篇范敬宜所写的《范敬宜：心怀全局 笔写苍生》长文，愿載《人民网》。内文深情回顾了他被打成右派后，文革中又走五七道路，到辽西建昌县老大杖子乡大北勾大队，我家也到了同一个公社范杖子大队。我和范敬宜的长子范迅又是同班同学（后来他77年考上北京钢院，我考上东北工学院），因此我们两家两代人都很相熟。

后来，又因着我的岳父、建昌县委书记马汉卿力主为范敬宜“平反”，主张吸收他入党，这在当时就是逆天的举动，为此老岳父不惜“戴高帽、挂牌子去游街”。据后来中组部长张全景亲口告诉老范（原谅我们都喊他老范，而没有后来的官称）。这些事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即使是岳父也没有说过。

老范因着这些事，和建昌的干部、农民都成了最好的朋友，真诚到能敞开心扉讲心里话、讲真话。所以，当对三中全会的怀疑论甚嚣尘上时，老范又去了建昌调研。他找到马汉卿、张化成以及农民座谈时，大家都认为放得还远远不够，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还远未释放时，那种迫切的心绪跃然纸上，一篇在中国新闻史上载入史册的重磅文章就一定要出笼，就得那篇《莫把开头当过头》。这也是老范从《辽宁日报》到《经济日报》总编辑，一步步跨到《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要原因。

回顾这些往事不是为了炫耀与箏功，而是缅怀我们上一辈人在国家尚贫困之时，为国家为人民做的那些好事，他们确是襟怀坦白、堂堂正正、做人做事。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范敬宜：心怀全局 笔写苍生

作者： 范敬宜 

我那时特别高兴，有一种被重用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公社所在地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用柴油机发两小时电。我在大北沟半年都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世界上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现在有了电灯，晚上可以看看书报，觉得特别幸福。和我一起干的，还又一位姓李的中学教师，他能画连环画。后来展览办成了，在当地一下子就轰动了，因为那个地方太贫困，文化很落后。都说这展览字写得那么好，说明词也好，图也画得好。一下子我就成了当地的“名人”。

 

记者：这是下放后干的第一次和文化有关的事，一定很高兴吧？

 

范敬宜：对。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了我命运的转机。展览期间，县委一位管农业的副书记，叫张化成，到这个公社来视察工作，公社说我们现在办一个展览，请你去看一看。他一看前言，很大的一块，都是很工整的小楷。他问：“这是谁写的？”公社领导回答说是一个右派写的，原来是《辽宁日报》的。又问：“这说明词谁写的？”回答说也是这个右派。张书记说：“我倒想见见这个人。”公社书记说：“那可不行，你看了太抬举他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们派个人假装去找我，让我休息一下，到外面的集市上逛一逛。公社办公室就在路边，那个人领着我好像逛集市，张书记在办公室里透过玻璃窗看，就跟相亲似的。据说当时张书记说：“这个人看来面相不恶，我得想办法以后用用他。”

 

记者：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右派都是青面獠牙？

 

范敬宜：可能吧。1971年有一天，突然县委叫我到县里去报到。干什么呢？那时候全国搞教育革命，建昌县所在的朝阳地区要办教育革命的展览。整个地区有六个县，每个县都是由自己来出展品，而且要评比，看哪个县办得更好，县委的那位张书记就想到我，把我找去，问我能不能干，我说能干。但是还是不能呆在县里，得到城边上的一个中学，中学里边有一个堆杂物的房子，也是人家去不了的地方，让我在里边干。我和县文化馆的两位同志花了一个月时间做出来，之后就拿到地区去展览，评比结果是对我们县评价很高。当时在县里这样的小地方就传得神了，把我叫“大秀才”、“笔杆子”。以后农业学大寨，县里成立农业学大寨指挥部，要办简报，张书记又想起我，叫我到指挥部办简报。最后，几经曲折，进了县委机关。在当时，像我这样身份的人进县委机关，是绝无仅有的。

 

记者：您是不是从那时开始接触农业了？

 

范敬宜：那一段时间对我非常重要，我原来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在报社我是搞副刊的，现在是实实在在搞农村工作，一开始写出来的调查报告文绉绉的，像新闻通讯。张书记就手把手地教我，耐心地给我修改，慢慢地我开始上路了。对农业也熟悉起来，而且很有兴趣。在五、六年中，我把全县的三百多个大队跑遍了，公社的、大队的书记全都认识我。农民到底希望什么，到底想什么，农村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当时报纸上宣传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但实际上农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对农村的了解、采访和调查跟新闻记者不一样，我常年跟农民在一起生活，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是什么我非常清楚。县委有许多重要报告、讲话出自我手。这些报告、讲话比较实在、生动，能够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很受好评。每次起草重要报告，都要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有一次我念完稿子，县委书记马汉卿流泪了，他叹口气说：“什么‘煽阴风，点鬼火’（当时我的档案中这样写的），明明是‘煽阳风，点阳火’嘛！”我从事新闻工作，真正的基础是那时打下的。那几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东西，除了写文件、报告，我还给省报、地区报写新闻稿，当然不能署自己的名字。即使这样，只要能够发表，也特别满足了。

 

记者：可是，很多人就在禁锢中把才气、精力都消磨掉了。

 

范敬宜：是这样。我幸运的是建昌县的领导一直用我，不断地让我写东西，一点没有另眼相看，所以实际上写作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长进了。有时一篇一万来字的讲话稿一个晚上就写完了。我就是这么磨炼出来的。

 

记者：这种练笔的方式对后来的报社工作有帮助吗？

 

范敬宜：当然有，至少让我了解了实际，了解了群众，同时文风也有了很大改变。我1978年秋天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工作的时候，不少熟悉我的老同志都说我的文章和过去“判若两人”，过去文笔很花哨，现在不同了。

 

记者：听说您是1978年春天在建昌入党的，那时还没有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政策，是这样吗？

 

范敬宜：确实是这样。当时建昌县委冒了很大的风险，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记者：那种情势下，入党对您还那么重要吗？

 

范敬宜：当然非常重要。即使在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加入共产党的信念。1960年冬天，刚宣布完我摘帽的第二天，我就跑到《辽宁日报》党委表示入党的愿望。这当然太可笑了，可是我郑重其事地向党委书记说：“我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会用20年时间实现这个愿望。”

 

记者：这在当时恐怕真是不太现实吧？

 

范敬宜：是的。但是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包括“文革”后下放到了农村，我都坚持每年写份入党申请书，表明自己的决心。不过这完全是幻想，因为接照当时的政策，“右派”绝对不容许入党。到了县里以后，县委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根本无从着手。他们请示了地委、省委，后来又通过某些途径向中组部了解情况，回答都是：“没有政策，没有先例。”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领导说：“没有先例，我们就自己创吧！”

 

记者：这需要很大的胆量。

 

范敬宜：关键是县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县委书记马汉卿和副书记张化成。马汉卿是老雇农出身，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实事求是，敢于担担子。张化成更是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很有经验，认为首先要做好基层的工作。1978年春节期间，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听取公社党委书记们对吸收范敬宜入党的意见。所有的公社书记都说这是应该的，没有意见。回来以后又在县里各个部门征求意见，都说没有意见。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质疑，就不好办了。到了1978年的4月份，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县委决定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我入党的问题。他们把我的档案拿来，厚厚一摞，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据说，当时马汉卿最后拍板说：“我看了他所有的档案，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我们吸收这样的人入党不违反党章，如果将来认为我们吸收他入党是错误的话，我首先戴高帽、挂牌子去游街。”这时有人说：“范敬宜一入党，咱们这个小地方就留不住他了。”马汉卿说：“范敬宜的前途大着呢，我们就当为国家培养了一个人才。”这个话我一直都记着。

 

记者：这是您命运的重大转折。

 

范敬宜：我的一生如果没有遇到这些好人，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1984年9月调到北京，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招待会，踏上铺红地毯的楼梯，每走一级台阶，我就想一个有恩于我的人，马汉卿、张化成、任仲夷、赵阜，还有我在农村的生产队长、房东……

 

记者：下放十年您的心态一直这么充实平静吗？有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

 

范敬宜：应该说不严重。心里有个目标很重要。1975年的秋天，我跟着县里各级干部到大寨去参观，我们坐着大客车从建昌到昔阳，回来的路上经过北京，车没有路证，不能进北京。当时我挺想见见我的老同学，一个在新华社，一个在人民日报。那时天都快黑了，我说我进一趟城，他们说你必须第二天早晨8点钟赶回来，不然车就走了。我急急忙忙地，背了一大袋子大寨梯田上的石头，像朝圣一样去了人民日报社。当时报社还在王府井，我去了以后，门卫说今天礼拜天不上班。我在农村根本没有“礼拜天”的概念。我站在门口，天已经黑了，那时不像现在，到了晚上街上唯一有灯光的地方就是报栏。我就站在报栏前面，把当天的《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记得那一天有一篇刘伯承的文章，叫《回忆长征》，我就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半夜。十二点多的时候，望着人民日报社院里灯火辉煌的办公楼和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我心里想：“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在这种情景下，要说没有一点苍凉的心情，那是假话，但我很快就把心态调整过来了。颇具戏剧性的是，11年以后我竟然进了这座大楼，成为《经济日报》的总编辑（这里要插一句，那时人民日报社已经搬走）；又过了8年，当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这样的变化，是当年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