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诗里听蝉

刘剑桦

　　又到青荫听蝉时，不由得想起了蝉声成阵的唐诗。遂左一声平平，右一声仄仄，向不读久矣的远唐里彳亍而去，权当一回清凉的旅行。

一

蝉的意味在于启示命运，启示一个命定的歌者的命运。这命运的特点在于歌唱和饥饿——不由自主的歌唱，不可抵御的饥饿。当然，还在于这歌唱的含义，包括生之短暂、死之迫临，以及在生死之间的短促时段内如何立身等诸多内容。

    蝉的歌唱遵循高度严整的形式，对于诗歌有着重要的启示录意义。诸多唐诗选本均以一首蝉诗开篇，其中所包含的象征与示范意义深远而持久。生命的歌唱之于歌者，正如占卜之于卜者，需要某些形式才能进入其中，这些形式的严格程度，有时甚至可以用“仪式”来称谓。

    但凡表现为形式、仪式之类，则与直接的感情疏离，更多的时候表现为感情的经验，或经验的感情，是感情的标本，是隔着玻璃的呼喊、追忆中的迷惘，即里尔克所主张的“诗是经验”， 亦即艾略特所谓“诗不是感情，也不是回忆，也不是宁静。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是一种修饰性的慢速的或长久的展示，正如蝉的歌唱。

    清人施补华说：《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竟然如此（《岘佣说诗》）。在唐诗中，这三首形式感和象征手法同具高度的蝉诗，值得一读再读。

　　二

     虞世南《蝉》诗共四句：“垂緌饮清露，流响入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开头两字“垂緌”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长须飘飘、寂然端坐的形象。如果动态地理解，则是一个整理衣冠的形象。整体上是一种酝酿的状态、肃静的气氛，换句话说，是一个缓慢的重复性的动作，一种近似于仪式的动作。

    也许你会心生疑窦：垂緌固然是严肃的，但毕竟时机不巧，碰上主角在吃饭（垂緌饮清露）。其实这也是所谓的知行合一的一种变形罢了，作为命定的歌者，蝉的一生就是歌唱，即使饮食等日常生活动作，也有着极其端庄的形式。形式！这是我们一打开唐诗就会得到的启示和告诫。

    由古体诗到近体诗，中国诗歌进入了一种更加严格的形式探索。自南朝谢灵运以降的诗人，有意避开质朴自然的日常语言，构造一种“典丽新声”的诗歌语言：音步整饬，节奏明显，词藻工整，意象密集，使诗歌语言独立出来，形成了具有陌生效果的符号形式。

    在这位隋唐诗人的笔下，蝉是端庄的、尊贵的、风致雍容的，几乎有着缙绅或士大夫的形象。关于虞世南，如果你知道唐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那就再明白不过了。“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诗歌的高度，也是精神和命运的高度，这种高度是由深刻的形式支撑起来的。

    有一个细节值得重提，即“垂緌饮清露”的“饮”字。这是一个指称“饥饿”的动作，一个接近静态的平衡的动作，与歌唱同时存在、同步持续，也和歌唱一样贯穿蝉的一生。我们不妨说：饥饿就是歌唱，歌唱就是饥饿，是同一命运的两面而已。这是诗人的秘密，也是诗歌的秘密。

　　三

     如果说虞世南的蝉主要是对于诗歌形式和诗歌高度的提醒，那么，骆宾王的《咏蝉》则更多地回到了自己，回到了季节的深处，回到了一无所有，在内心的冲突中展示了诗歌产生的源泉和诗歌的指向。要而言之，蝉的命运，就是诗人的命运。

    所谓诗穷而后工，实在是古今皆然。其实，远取譬也好，陌生化也好，也实在是古今皆然。

    诗人骆宾王曾经是一个神童，但此时似乎已山穷水尽了。然而在一片蝉的歌唱之中，他仍不愿低头。当然后来他干脆一走了之，不久又为别人作讨伐女皇的檄文，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这样看来，这个曾经的神童无疑是一个智者，但那是后来的事情；此时，诗人与蝉合而为一，露湿了翅翼。其诗有着无穷无尽的疑问，但更有着始终如一的坚持，“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凭借着一个虚拟的高度，一切得以坚持。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以疑问的、否定的形式出现的高度，一个以“无”、“谁”来表达的存在。但仍然是一个存在，一个词语上的存在。由此出发，我们可能会联结上一个西方诗歌的命题：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或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

　　四

    此时，我们渐渐走进了夜的深处，听见了“五更疏欲断”的歌唱，一种难以维系的存在。也只有这种时刻，才可能有真正的高潮，有辉煌的歌唱。

    失眠者李商隐出生在唐诗的后半部，一个强大的王朝、一场盛大的表演即将结束。但蝉的命运一如既往，一仍其旧：饥饿、歌唱。这是一个生命的诗人，一个真正的歌手，他有着神奇的魔力：“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一茎枯荷，任他点化成了生命的诗歌。但你要时刻记住：歌唱与饥饿，是同一命运的正反两面。树更高，绿更冷，而露水开始淹没歌声。所谓“一树碧无情”，实际上是高悬的命运的隐喻，是诗人的命运。他当然明白这一点，但诗歌是形式的，必须有所坚持，至少是语言上的坚持，这样，当他说“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时，你要理解这是象征的，形式的，诗歌的。诗歌与现实功能无关，所以，这位歌手没有听众，没有人倾听这歌声，去抓住一个免于流俗的机会，虽然这样的机会本就不多。有谁能免于流俗呢？在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结尾处，我们听见了同样的感叹：“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其实，初唐诗人陈子昂早就给了答案：“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诗歌的命运，亦即蝉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