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我的藏族阿妈

张常红

　　我总是感觉，我与藏族阿妈巴桑普次是有缘分的。

这事说来话长。早在1976年初，我正在争取到西藏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时，恰有一天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署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次仁卓嘎（藏族）”。文章很短小，是什么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但对次仁卓嘎这个名字的印象很深，西藏翻身农奴的后代，居然成为上海复旦大学的大学生，而且能在大报上发表文章，真不简单。我那时也是敢闯得很，马上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居然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回信，信写得很好，很热情，文字也很流畅。后来我才知道，她十一岁就到内地上学，先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学舞蹈，后因胃不好才改了行。她的汉文基础很好，汉语当然说的更是流利，毕业后分配到自治区群艺馆和西藏民俗家、民间艺术家廖东凡一起合作翻译过不少民间文学作品。她告诉我：到西藏当农民，你不是第一个，你学习的榜样倪惠康他们也不是第一批，在六十年代的1967、1968年，就有一批北京知青到西藏插队落户当农民。她说她作为西藏翻身农奴的后代，非常真诚地欢迎我去西藏，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建设祖国边疆保卫祖国边疆。信写的很感人，我特意跑到复旦大学去看她，她也到我家来过，彼此谈得很投机，就成了要好的朋友。

后来1976年4月我要进藏了，出发前她买了一个大口的保温瓶，让我带给住在后藏日喀则她的母亲巴桑普次。并告诉我可以送到在拉萨的西藏歌舞团，她的同事会帮助送到日喀则的。五月初，我一到拉萨，就找到了西藏歌舞团，把保温瓶送了过去。在拉萨学习培训后，我被分到了日喀则，我立即又去了歌舞团，把保温瓶要了回来，想到日喀则后，亲自送到阿妈家中。当时藏族老百姓视热水瓶是天下第一宝，据介绍，一个麝香才能换到一个八磅的热水瓶。我们在西藏农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带着孩子出工的老乡们在田里干活时，孩子就独自在田埂上玩耍，眼看要摔倒了，我们急得叫唤着，“孩子、孩子”，老乡们不当回事。当看到我们不顾及热水瓶时，他们则如我们担心孩子一般大叫起来。很有意思的，即老乡们把热水瓶看得比孩子还重。很有缘分的是我和三位上海知青被分到日喀则甲措区塔杰公社插队落户。日喀则镇是必经之地，一到日喀则，我就去找阿妈。阿妈家住在日喀则城关镇槁林，没有具体的门牌号码。当时我一句藏话都不会，也没有翻译，只是拿着一张次仁卓嘎的小照片（就是美篇中的这张），在槁林附近询问。好在那地方不大，很快就找到了。阿妈家的墙壁上，挂着好多张次仁卓嘎的照片，我真是喜出望外，否则我也无法确认那是否是她的家。　

阿妈是位普通的藏族妇女，又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丈夫很早去世，只有次仁卓嘎一个女儿，在女儿11岁时，就意然决然送她去了北京。次仁卓嘎比我小一岁，长得十分漂亮，在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学习舞蹈，毕业后在西藏歌舞团。她勤奋好学，后来又被选送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继续留拉萨，在自治区群艺馆工作。后来在拉萨恋爱结婚。阿妈一个人在日喀则，很平静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从没有跟谁提过什要求，更没有任何怨言。说到女儿，一脸的幸福。我和阿妈相识后，她很喜欢我，我也很爱她。她说：亲生女儿不在身边，你就给我当女儿吧。于是，我就有了一个藏族阿妈。

我插队的地方是日喀则县甲措区塔杰公社，离日喀则镇有十二、三公里路。我在那里除白天劳动，其余时间当赤脚医生，老百姓有病随叫随到，有时半夜三更还要出诊。日子久了抽不出空去看阿妈，阿妈就不放心，带上好吃的食品亲自到生产队来看我。所以我们生产队的老百姓都知道我在日喀则镇上有一个藏族阿妈。我们那个生产队，照说一直还是西藏比较好的地方，可是老百姓那时谁家也没有个看时间钟，全队也就我有一块手表。我那块表是一块老表，据说是块好表，英纳格什么的，黄黄的已经很旧了，是我爸爸从山东老革命根据地南下时在无锡或是在上海买的。我那时心里也不算多么珍惜它，这大概是干部子女的通病。有一天劳动时，学大寨抬石头筑大坝，我在大坝上摔了一跤，把表摔掉了，当时没有觉察，后来怎么找也找不到。藏族的兄弟姐妹们硬是把我们刚磊好的一段坝重新搬开，还是没有找到。到那时当赤脚医生，经常要给人测脉搏，没表很不方便。后来听说是被一个什么人（村长的儿子）拾走了。还听说表坏了，不走了。现在想来，也许并没有真的坏，是他们不懂得机械表要上发条，所以不走了。阿妈听说后，就背着我找到那个人，想用两个羊子替我换回来。我知道后坚决不让。那时候两个羊子也许并不值多少钱，但对于农民来说就跟他们的命根子一样，我不能让阿妈这样做。但不管换没换，我心里是非常感动的，我深切地体会到了阿妈对我如母亲一样的博大情怀。感受到阿妈那慈爱的心，我和阿妈的感情更深了，阿妈对我也更是情同母女。

当知青两年后，我被安排到日喀则县人民医院工作，还在一段时间里兼管干过药房仓库的工作。药房原来比较混乱，而我恰恰比较勤快，把库房、门诊药房和病房药柜等等都彻底清理了，各类药品归放整整齐齐，也严格了一些规章制度，当年就给医院节省了几万元开支。当时的西藏有个习惯，星期天单位食堂不开伙，有家的改善伙食，没家的自己揉糌粑。我毕竟不是藏族，在农村干重体力活时，饿得厉害，吃糌粑没问题。

现在不干体力活了，一天三顿揉糌粑胃就受不了。有时就不吃宁可饿着，或者星期六在伙房多买两个馒头，第二天用开水泡泡吃。阿妈发现后就坚持叫我每逢星期天必须到她那里吃饭。她自己经济状况也不是太好，但差不多每两个星期，她就要给我包一顿羊肉馅小包子，那时候能吃上羊肉包子，真觉得比上海的生煎馒头还要香。阿妈有高血压，我经常带着听诊器血压计到她家里为她量血压。这样相处日久，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她基本不会汉语，我会的藏话又极其有限，我俩就汉语藏话加笔划，居然沟通得很顺。每年有个固定节目，春暖花开时，阿妈带我去东风林卡（相当于郊野公园）洗衣服，有人会问她，带着的是谁呀，她会很得意地回答“是我的心爱普姆”（普姆是藏语“姑娘”的意思）。看到她一副得意的神态，我也觉得美滋滋的。

八十年代初，阿妈生病了，倒在脑中风的疾病上。次仁卓嘎将她接到了拉萨。瘫痪了的阿妈把头发全部剃了，成了尼姑头。1986年，我考入位于成都的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经过拉萨时特别到次仁卓嘎家中看望了阿妈，看到光头的阿妈，我留了泪，“阿妈啦，你干什么要弄成光头呀”，她的回答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样多好啊，本来面貌呀”。现在想来，那是一位多么智慧的阿妈呀！1986年到1989年，我在成都上学，就在这期间，阿妈还是因为高血压病离开了人间，我闻讯痛哭了一场，比后来失去父亲时还要伤心得多。和阿妈的缘分到此结束了？没有。2000年前后，比我小一岁的次仁卓嘎也因恶性肿瘤病故了。故事到这里居然还没有结束，仍在继续着。

这是我带着儿子到西藏时和次仁卓嘎的合影。

2000年新世纪到来后，我在西藏驻上海办事处已经工作七个年头了，仍然不能适应，从办公室综合症到抑郁，从抑郁到双相障碍，终于在未到退休年龄时工作无法完成的状态下离开了岗位。那是2004年的冬天，我感觉着百无聊赖的生活，吃饭睡觉被动，对生活打不起精神，对曾经熟悉的工作顺序无法把握，完全是一个“三低”“三差”“三特点”典型的抑郁症状态，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活着干什么，活着没有意思……还不如早点死。就在那样的日子里混着磨矶着……有一天晚上竟梦到了阿妈，她牵着次仁卓嘎的手（次仁卓嘎是儿童模样，一句话也没有说），对我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呀，这里有次仁卓嘎陪伴，你抓紧回去上班。我说：阿妈，我很难受，想和你在一起。“时间未到，时间未到，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听到我的哭诉时，她停了下来，回过头告诉我，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陪我，我有次仁卓嘎陪就够了，你的不舒服也只是暂时的，你的母亲还在，还要你照顾。你的病痛很简单很容易解决。只要做两件事：一是把一位长辈送给你的菩提珠，找出来带上一段时间，具体佩带方法要请教送珠子的老者；二是把头发剃光，并保持三年。然后阿妈就消失了，带着次仁卓嘎慢慢地离开人间走了。我的头痛果不其然，渐渐消失了。智悲双全的好阿妈就这样简单有效（逍遥的逍）的引导着我，带着次仁卓嘎走了……我怔怔的睁开眼，似梦非梦，我真的相信，也接受了阿妈的话。说来真很奇妙，那串菩提珠，确实是一位长辈（我的藏族挚友次央的父亲）在前些年送给我的，而当时阿妈离开人世已经十年有余了。我把珍藏的这串菩提珠取了出来，并给次央打了长途，请教佩带的注意事项，然后一直带到了身体复复。同时，我持续了光头三年多。躯体症状大大减轻，当然也有药物和心理咨询的介入，我终于走出了抑郁的黑洞。这些年来，我的抑郁症状还会出现，时有反复发作的现象。但是我不怕，因为心里有了阿妈为我打气，什么样的病魔，也不会再害怕了。

“妈妈的梦，甜蜜的梦，叫我思念到如今……”巴桑普次阿妈，我想您！永远怀念您，我的藏族阿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