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大鞭杆

晓月晨风

　　早上起来，大雾弥漫，望着窗外浓浓的雾气，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

大约是1969年初，那年我11岁，也是一个大雾的早晨，我背着粪箕子去拾粪，走到村口，忽然发现路边的树下戳着一根棍子，再细一看，原来是一杆车把式赶车用的大鞭，估计是起大早赶路，插在车辕上被树挂住掉下来了。

当时很是有点激动，从来没捡过这么贵重的东西呢。我把缠绕在树枝上的鞭穗解开，把大鞭拿在手里，抚摸着光滑、笔直、质地紧致又有韧性的白蜡木大鞭杆，忽然想到，这大鞭杆粗细适中，长短正好，且一头因为要缠绑竹子鞭条而削成三棱尖，稍做加工，绑上红缨穗，不就是一杆绝好的红缨枪吗？想到这，我高兴得简直要蹦起来。

当时正是文革初始阶段，在“从小立志干革命”的口号下，村里效仿电影里站岗放哨查路条的儿童团，把孩子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人人手持一杆红缨枪。所谓红缨枪，其实就是一截木棍，一头削成枪尖状，再绑上用红颜料染过的麻纰儿当作枪穗。我因为是地富子女，人家不让参加儿童团，看着小伙伴们扛着红缨枪练习队列、照着电影上儿童团的样子在村头“站岗放哨”，心里既羡慕又酸酸的。那时做梦都想有一杆红缨枪，可家里连一根顺溜点的木棍都没有，只得每每拿一截向日葵杆晃几下。现在，一下子有了大鞭杆这么好的红缨枪坯子，怎么能不让我欣喜若狂呢？我扛起大鞭，也顾不得什么拾金不昧，粪也不拾了，一溜烟儿跑回家。

白天，父亲问了村里几个生产队，那天都没有大车出去，确定不是本村车把式丢的，我便心安理得的将大鞭杆拆下来，仔细加工一番，做成一杆全村独一无二的红缨枪——别的小伙伴的红缨枪都是杨柳等杂木的，木质差且都不怎么直溜，照我这白蜡杆的红缨枪差远了！当时心里别提多兴奋了，心想，我虽然不是儿童团，可我有最棒的红缨枪！在那个“黑五类”子女倍受歧视和冷遇的年代，大鞭杆做的红缨枪给了我一丝心理的安慰与平衡。

没两年，儿童团的热劲儿过去了，红缨枪也不时兴了，但这大鞭杆的红缨枪我一直都保存着，时不时的拿起来舞弄一番，幻想着自己是林冲，是赵子龙。后来，长大了，在生产队干活，大鞭杆曾用来做搂柴火的筢子杆。再后来，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上学，工作。再回家，大鞭杆不知道啥时候没了，许多年来，只偶尔出现在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