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紧急战备（上）

路岐（沈嘉麒）

——记我所亲历的1962年台海第三次危机暨纪念东海舰队海字333部队赴闽参与备战60周年

（图片选自网络和个人提供）

文字撰写者：路岐

1962年第三次台海危机。

1962年的紧急战备，是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军性紧急战备。老总、元帅们都发表了令人震撼的表态讲话。但是，自从1963年以后，这场轰动一时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和全军紧急战备，便偃旗息鼓地无声无息了。即便是在共和国的有关史料记载中，也是惜墨如金地一笔带过，鲜有详细记录。其实，这是对共和国安危有着非同寻常意义的一次大战备，人们不应该将它忘记。我是这场大战备的参与者之一员，也是参与这场大战备的见证者之一员。今天，为了纪念东海舰队海字333部队赴闽参与备战60周年和庆贺我入党60周年。现凭借我军建军9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觉得很有必要将自己所经历过的第三次台海危机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用回忆录的形式全部记录下来。

台海危机一触即发。

1962年台海发生第三次危机：蒋介石欲想反攻大陆

1962年年中，蒋介石针对中国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而企图发动对大陆的军事进攻。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紧急备战。由此，导致了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第三次台海危机。毛泽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仅化解了这次危机，而且粉碎了台湾当局随后对大陆进行的军事袭扰活动。

毛泽东主席。

1958年炮击金门之后，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从实现国家统一这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设想。其基本精神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原则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不会让步；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当地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听从蒋介石的意见；台湾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部分， 由中央人民政府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毛泽东的这些设想成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并且予以公布。

1958年炮击金门战。

美国 《LIFE》杂志所拍摄的1958年金门炮战的图片

然而，蒋介石集团从反共立场出发，顽固地坚持“反攻复国”的反动政治主张，拒不接受大陆方面的上述主张。在1960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演讲。会议通过《反共建国纲领》、《促进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决议》。上述纲领、决议，要求在“行政院”、“司法院”、“立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院”工作的国民党党员，加速“光复大陆”。
在此期间，大陆发生了“天灾人祸”。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与此同时，在美国、英国的支持下，印度统治集团在策动西藏农奴主叛乱、干涉中国内政后，又不断侵犯中国边境。中国人民击退了印度统治集团挑起的反华浪潮，并在中印边境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就在此时，台湾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企图利用中国大陆出现的暂时困难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乘机实现其“光复大陆”的野心。经过1958年“八二三”炮击以后，国民党深感以军事手段反攻大陆的计划难以实现，需要改变策略。于是，确定反共的“总体战”策略，以大陆为“主战场”，台海为“支战场”，把大陆的反革命叛乱与台海战争结合起来。

蒋介石

从1962年初开始，台湾国民党当局便进行战争动员，从各个方面积极准备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行动的部署。1962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鼓吹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强调“反共的力量是精神大于物质，反攻的步骤是政治先于军事”。扬言大陆同胞“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时机已经来到，以“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有绝对把握。提出了“革新、动员、战斗”的政治口号。接着，成立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窜犯大陆的决策机构。3月间，蒋介石下令“征兵动员”，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期。4月，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从5月1日起，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成立“战地服务局”，开设“战地政务班”，为登陆后准备“党政干部”。

国民党军队

5月21日，“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宣布，台湾当局将把从大陆逃到香港的灾民接运到台湾。次日，“行政院”成立“大陆逃港难胞专案小组”。6月9日，台湾“外交部”声称，将尽力协助从大陆逃到澳门的难民。
在美军的参与下，国民党军队不断进行以窜犯大陆沿海地区为目标的作战演习。例如，1962年3月间，美蒋海军进行了“联合侦察演习”和布雷、扫雷的“混合演习”。4月至5月间，进行了商用、民用船舶紧急装载兵员演习。6月间，又在台湾南部进行了陆海空联合登陆作战演习。

台海危机来临？美国核侦察机罕见现身南海。

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台湾当局的军事冒险行动。自1962年春以来，美国政府的重要军政人员不断到台湾活动。美国的一些负责官员认为，进犯中国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鼓吹“现在就动手”。1962年，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比过去两年有所增加，大量的美国军火和军用物资不断运到台湾。
美国不仅支持台湾当局进犯大陆，而且在军事上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活动。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地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从1958年9月到1962年4月27日，侵犯中国领海的美国军舰达261艘，144次；侵犯中国领空的飞机达334架，161次。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后的15个月内，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美国军舰分别达52艘、40次，飞机64架次。其中，1962年3月，美国第七舰队的38艘军舰大编队通过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4月至5月间，美国军舰多次侵入青岛海域。6月11日，两次侵入福建平潭以东海域。6月12日，又两次侵入青岛以南海域。

台海危机：解放军三军陈兵海峡。

针对蒋介石进犯大陆的狂妄企图，中央军委于1962年5月间向全军发出紧急指示。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在总参谋部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此次备战，仅海军参战的兵力，便有各型舰船186艘、飞机156架。在全国，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当地的人民群众和民兵也积极行动起来，随时支援和配合解放军作战，以便随时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

毛泽东与陈毅。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美国支持台湾当局策划进犯大陆的活动给予彻底揭露和严正警告。6月23日，在波兰华沙和美国政府代表的谈判中，王炳南大使对美国的行为予以揭露并警告说：“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我们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时。” 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论美蒋合谋进犯大陆。同年7月、10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两次正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任何窜犯中国大陆，侵犯中国边疆和颠覆中国的罪恶行为，都必将继续受到严厉的回击”。 陈毅元帅挥舞着拳头说：“老蒋要来，就不能让他爬上滩头一步，我们要坚决将老蒋消灭在滩头阵地。” 中共中央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蒋介石虽然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关键要看美国是否支持，而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决不会因台湾问题影响全局。因此，确定了以美国来制止台湾军事行动的方针。经过外交努力，终于迫使美国放弃对台湾当局实施军事反攻的支持。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第一，迄今为止，他不知台湾方面有何早日“反攻大陆”的声明或意向，没有接到任何有关此事的报告。第二，台湾当局未就此事向白宫提出任何磋商，没有就双方所受之条约约束有过任何接洽。但是，他根据美国和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的精神，重申美国对防卫金门外岛的政策，即一旦大陆进攻金门、马祖，美军将与台湾国民党军协同作战。

中国海军舰艇海上编队 乘风破浪。

中国海军舰艇海上编队 乘风破浪。

东南沿海地区实行紧急备战

1962年元旦，蒋介石瞅准了我国内忧外患的时机，以为“反攻大陆”千载难逢的时机已经到来，于当天郑重地对外发表了元旦文告，公然鼓吹“反攻”与“复国”战斗。
原本蒋介石这番讲话，并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毕竟蒋某人一贯是志大才疏，又“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不起大风浪。
可是接下来蒋介石的行动，却让所有人都不得不端正态度，重视起来。
3月，蒋介石在台湾下达“征兵”令，并号召退伍兵复员，勒令部队将即将退伍的士兵的兵役无限期延长。同时，又与美军一起在海上搞“联合侦察演习”。
4月，蒋介石通过了“国防特别预算”，准备征收6000万美元，用于战备，同时成立了各种战时部门。
这样一来，毛主席与中央也不得不重视，看来老蒋这次是来头不小，准备豁出去和我们大干一场了。

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和十大元帅。

得于对时局敏锐的判断，毛主席感觉，在我东南沿海，极有可能爆发一场与“美蒋”的大规模战役，因此我军在东南备战，迫在眉睫。
面对蒋介石集团的挑衅，毛主席马上指示军委与国防部进行紧急会议，并上交一份战略报告。
5月10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元帅听取了总参谋部关于台湾与国民党军动向的报告，然后向毛主席提出：
国民党军可能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中等规模以上的窜犯，建议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紧急备战！
毛主席听后，对国防部的意见表示赞同。然而当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有很多，对于当时我国该抓哪一个主要矛盾，很多人心里都没底，关键时刻还是周总理一语中的。

周恩来总理.

在5月14日，周总理针对此类问题，特意在与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谈话中特别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仍应在海上！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毛主席判断，苏联和我们打大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西北新疆与西部印度问题，可不用太担心。印度虽不停张牙舞爪地制造摩擦，但充其量不过是狐假虎威，终究不过是纸老虎，不足为惧，一旦开战，我们有信心短时间震慑之。
但是来自东南沿海的威胁则不容乐观了。我国东南沿海海岸线漫长，我们不仅要面对来自蒋介石的威胁，更有可能要应对美国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卷土重来。一旦“美蒋”真的狼狈在一块，在我东南沿海挑起战事，那局势则不乐观了。因此，毛主席此时的态度是，不要寄希望于人家不打，既要积极备战，也要准备好打，而且是大打的准备。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一下来，我国的防备重心很快都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备战上。 1962年5月，毛主席在罗瑞卿的陪同下到上海视察时，在上海文化俱乐部的留影。 5月21日，毛主席在罗瑞卿的陪同下，在上海视察，视察期间，他又特意给在北京的周总理表达了自己新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准备好在今年秋天，准备好应对国民党军10万—30万的登陆作战，主要是部队、群众与粮食要做好准备。周总理管国务院，显然这些都是他责任范围内的事情。这样一来，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我国的战略备战，正式开始具体实施。
为了推算出可能爆发的战役与各种可能的数据与情况，5月29日，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又召集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小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兵种负责人开会。会议最终得出结论：国民党军倾巢而出的概率不大，但对台的战备应做到应对中等以上规模的战事。毛主席对这个结论表示赞同，他说：“在军事上，我们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准备好了也没有坏处。山东、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区都要准备。参战兵力我看不要少于50万人。”
对此，中央军委开始着手作出立足于大中小打的战略部署：
一、小打。小打按50万人打3个月准备。
二、中打。中打按50万人打半年准备。
三、大打。大打按300万人打一年准备。
中央军委与国务院的命令一下发，全国各部队、各部门纷纷开始为东南沿海紧急备战，备战等级为朝鲜战争之后的最高等级。

1962年当时要解放台湾的宣传画。

1962年当时要解放台湾的宣传画。

1962年当时要解放台湾的宣传画。

那么，当时我国对于此次备战的重视达到了何种程度呢？
众所周知，打仗最重要的是“知己知彼”。尤其讲究对前沿阵地敌我形势的分析与考察。
为了做好东南沿海备战工作，接下来中央的一个动作，震惊了所有人——我国七大元帅，亲赴备战的最前线实地考察。
1962年夏天的一个日子里，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一大早，就接到了中央的一个紧急电话，电话里表示中央多位首长将于今日实地考察厦门“英雄三岛”，请做好接待与保卫工作！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命令一下来，皮定均就断定，此次下来考察的首长，至少是元帅级，于是赶紧对厦门胡里山进行严密布控，每10米安排一位哨兵重重把守。
等到与总参谋长罗瑞卿碰面，皮定均这才被吓一大跳，中央下来的不单单是一位元帅，而是七位元帅，具体包括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徐向前和贺龙。

十大开国元帅合影。

贺龙元帅说：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那是痴心妄想，如果老蒋真的敢来，我这把老骨头还有用处，我要上前线，再跟老蒋打上几个回合。” 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党时原本朱老总也要去的。他对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过：自己已经76岁了，可能收复不了台湾了。因此，这次角屿岛，他是一定要去看一看。
朱老总的份量，那就是共和国的顶梁支柱啊！万一有个纰漏，安全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啊！因此，工作人员是极力劝朱老总不要去，但老总执意要去，大家只得找31军联络处处长王泉激。王泉激一听，也吓了一大跳。于是，赶紧开车去半路上拦。终于，在厦门大学附近追上。王泉激说：“老总，现在胡里山广播站已经有七位元帅过去了，您再去，万一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啊！”朱德总司令听后，这才悻悻然离开，终止了角屿岛之行。

致以崇高军礼！

（未完，待续。谢谢观看。）

作者简介

作者近照

路岐，原名沈嘉麒，生于1940年。1959年在沪东造船厂参加中国人民海军东海舰队通信部队，1962年入党。在部队六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五次，技术能手一次，并荣获得五次奖励。1964年，荣获“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一次。1965年1月，从海字300部队退役，被分配到上海海运系统工作。1972年，支内到皖南上海小三线，担任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政工干部、局电大分校副校长。1986年，上海小三线调整返沪后，担任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党办主任、宣传科长、政工师、教师。退休二十多年来，积极参与社会（社区）志愿工作，曾荣获浦东新区、所在街道及居民区的先进党员、优秀党员标兵、优秀党员、先进居委委员、优秀教育志愿者，以及浦东新区、街道老年教育工作先进个人、十佳教育志愿者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荣获陆家嘴街道“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2019年12月，荣获浦东新区“2015—2019年度退役军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现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远洋海运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演讲与口语传播学会顾问、上海市浦东新区作家协会会员等。著有文学作品集11部；上海小三线建设史著作4部。长篇小说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