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应着力避免被误读

叶. 知秋

<h3>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力度之大,措施之果断,联动之顺畅,效果之明显,远超之前的想象。它使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归学校体系,使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初步得到减轻,使分数崇拜的痼疾初步得到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双减”政策的一些认识需要进一步廓清,以便使这些政策能够更加健康持续地推进。<br> 一、各方面对“双减”政策实施效果赞誉有加,但“观望”的心态依然明显,更有“弯道超车”的想法<br> 以往多次“减负”最后的结果不了了之,这次社会各方面发现“确实是动真格的”,一年来,各界对此多表示肯定和满意,但也有一些家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表示先“观望”一下再做结论,你学校先“减”但我家里这边还是要“加”,不能“松懈”“轻慢”,更有部分家长想趁着别人“双减”的机会让自己的孩子突进一下。一位家长跟我说:“这项政策出台之前,我没有给孩子报任何校外培训班,对‘双减’政策研究了几天之后,我果断决定给孩子报了四个班,要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弯道超车。”鉴此,一方面需要持续、严厉、规范地整治校外学科类培训,特别是更隐蔽的“地下”培训;另一方面需要坚定地将政策执行下去,不能有半点的松懈或动摇,否则前功尽弃。同时,需要加强对考试的研究,做到培养人才的学校教育制度与选拔人才的考试招生制度两套制度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以高质量的“中考”命题导向引导甚至驱动“双减”政策的持续健康发展。1997年,“两省一市”(江西省、山西省、天津市)高中实施“新”课程改革,改了三年,2000年学生参加“旧”高考,使课改的成效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对此我们当引以为鉴。<br> 二、“双减”的本质是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而不是不要负担,要防止对“双基”的忽视,对质量的冲击<br> 警惕“双减”中教育的“钟摆思维”,我们很多时候容易陷入一反左就右、一反右就左的极端,面对“双减”,似乎就是不要负担,不要考试。某省教育行政部门出台政策文件,规定小学生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应不低于卷面成绩的95%,真可谓皆大欢喜。<br> “双减”的本质是“四减四增”:“减”的是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增”的是对教师的要求;“减”的是学生课外学习负担,“增”的是课堂内教学的效率;“减”的是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增”的是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减”的是分数崇拜,“增”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一味做“减法”,忽视了应有的“加法”,一加一减,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问题,不能人为割裂。<br> 自古至今,学习需要刻苦精神,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我们反对“加班加点”“恶性补课”,“5+2”“白加黑”地蛮干,野蛮用脑,但不是不要“发奋”“刻苦”学习的精神。当前,尤其要防止由此而可能导致的“双基”被削弱的情况,这方面,国外是有过曲折的实践探索经历的。比如美国,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学生“从做中学”,教育主要不是教给儿童既有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是让儿童在活动中自己去获得经验。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震动了美国朝野上下,他们反思来反思去,认为坏就坏在杜威身上。20世纪60年代,便按照布鲁纳结构主义教育理论推进课程与教学改革,组织一大批科学家参与编写中小学数理课程的教材,提高难度,1964年将历史、地理、公民等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也列为需要改进的学科,但这次课程改革未取得预期的效果。70年代初期,兴起“生计教育运动”,又强调以儿童兴趣为中心,学生读写算等基础知识受到削弱,中学毕业生甚至连有关工作的指令都看不懂。在这种情况下,1976年美国教育界又要求“返回到基础”,60年代课程改革中编写的新教材有些被重新启用,同时对学生实行严格的管理,加强纪律教育。<br> 教育不能每次改革都对前一次否定,每一次改革都对前一次否定之否定,说白了不能“折腾”。我们在“双减”中要努力避免忽视基础、削弱质量的可能性。<br> 三、“双减”中应该重点关注课堂教学,而不是作业,要防止由此而导致的忽视课堂的倾向<br>  “双减”至今,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作业,打开各种刊物,各种微信公众号,目之所及,基本上都是有关作业改进的文章,可谓铺天盖地,你很少能看到几篇强调“双减”背景下需要加强课堂教学的文章,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导向。无疑,作业是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必要补充。布置科学、合理、有效的作业,能“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形成能力、培养习惯,帮助教师检测教学效果、精准分析学情、改进教学方法,促进学校完善教学管理、开展科学评价、提高教育质量”。对作业给予一定的关注,提高作业的质量,以此来固着“双减”政策的成效,这没有错,但要知道,课堂教学是育人的主阵地,不关注课堂教学的改进过度单一聚焦作业,这只能是舍本逐末,这会带偏教师的教学行为。<br>  事实上,有些优秀教师因为保证了课堂教学的高效率,实现“向40/45分钟要质量”的良好效果,他们不布置课外作业,或者很少布置课外作业。可见,问题的关键是课堂教学。2009年9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视察,上午听了五堂课,下午他亲自评课,评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主持召开北京市教师代表座谈会。总理日理万机,竟然在一所中学待了一整天,实际上他是借此机会向全国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们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要关注课堂、重视质量。从此以后,基础教育界便不停地探讨“有效教学”“高效课堂”“内涵发展”,关注由“有学上”向“上好学”的转变。这个信号今天仍然值得关注。<br> 四、课后服务是学校教育职能的拓展和延伸,但时间过长、形式单一,容易让师生日久生厌,需要常做常新<br> 课后服务解决了家长下班晚、不能按时接孩子的难题,如果加上暑假“托管”以及有些地方实行的“双休日托管”,可以说,这个措施解决了家长的很多后顾之忧,深得家长的认可和欢迎。当然,这有赖于教师的付出和牺牲,确实是“牺牲我一人,幸福千万家”,不少教师反映忙得都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孩子,我不禁想起台湾教育家高震东说的一句话:“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师生在校时间过长,早上7:30左右到校,下午6时左右离校,教师有时候甚至会更晚,一天超过10小时。我们乘坐火车有一个感受,三五个小时,觉得比较轻松,如果在车上五六个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那个感受是有点儿难熬的。师生在学校不是像乘坐火车那样偶尔一次,而是天天(前述有些地方实行“双休日托管”),这很容易产生“日久生厌”的情绪,而一旦孩子厌烦学校,他很可能就“厌屋及乌”式地厌恶学习。<br> 学校管理者及教育行政领导可能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一是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完善课后服务所需设施设备,如果设施设备不足,所谓课后服务仅仅是关在教室进行,势必会让学生有束缚感;二是丰富活动形式,除了完成必要的作业,更多的应该是开展有益于身心放松的游戏,孩子们天生喜欢游戏,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中国传统的民间游戏活动:跳皮筋,捉迷藏,跳房子,抽陀螺,踢毽子,打沙包,丢手绢,找朋友,老鹰抓小鸡等;三是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借力借智,聘请校外专业人士作为课后服务师资的补充,一方面让校内教师适当轮休,另一方面发挥专业人士的优势,专业的事专业的人做,一些新面孔也容易给学生带来一定的新鲜感。</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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