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

阿错

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清运动是一次很重要的运动，值得我们去了解。

百度“四清”感觉比较凌乱，略作整理：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前期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混乱的现象，也比较混乱。从群众给中央的来信所反映的情况中了解到，社会上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又死灰复燃了，一些在建国后被取缔的封建迷信活动也表现得十分猖獗，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私娼。伴随着封建迷信活动的是各种谣言都起来了，有的谣言甚至传到了中南海重来了，说某年某月某日是什么什么的末日啦，等等。

1962年底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发现当时农村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私分和私卖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很普遍。生产小极的小队长和会计等几个主要的干部，瞒着群众私底下给自己多分些粮食（三年困难时期饿怕了，明白了有粮食就是有命），然后再把这些粮食悄悄地拿到“自由市场”上卖出去。当时国家规定的粮价才一角几分，可拿到自由市场上去，那就是好几倍的价格了。

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前十条》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前十条》颁布后，中国各地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和《六十条》精神，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简称"四清")。保定四清的经验，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63年5月20日，中央将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随同《前十条》下发。此后，中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

从试点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地区搞得比较好，但是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从《后十条》的基本内容看，这一文件的制定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讨论后集体智慧的成果，是对社教试点的经验总结，也是带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义的文件。试点后，中国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后两反阶段，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由于后两反斗争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既有敌我性质的问题，也有大量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为此，中央监委于1963年11月8日向中央汇报了"两反"问题的处理意见，就如何开展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指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这对防止运动中发生打击面过宽等过火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经过"四清"试点，特别是普遍宣讲《双十条》后，农村各地陆续铺开了运动。与试点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点面结合，既有面上开展粗线条四清，又在点上开展细线条四清，运动的范围明显扩大。点面四清的最大区别就是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

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1963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1963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月5日至26日，又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视察，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据逄先知回忆，刘少奇曾邀请田家英一道去南方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当时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不太赞成刘少奇对农村形势和基层干部的过"左"估计以及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左"（主要指的是桃园经验）的做法。但他又很尊重刘少奇，也不能不服从组织，最后勉为其难地参加了文件的修改工作。离北京南下前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问他对修改文件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两点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没有表态。1963年9月18日，修改稿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后，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同《后十条》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随着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刘少奇视察四清、第二个《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权样板的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整变修的当权派）对刘少奇（整基层干部群众）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毛泽东与刘少奇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二十三条》的制定，这对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二十三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二十三条》下达后，对整个四清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的有关政策，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使他们重新走上了日常生产的领导岗位，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但是，《二十三条》的关键提法大大超过了《后十条》修正案，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评价：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起因与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有关。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四清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四清运动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这种严重估计，有力地引导了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而很多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的材料和典型经验，反过来又促进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使他们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著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亲历者戚回忆：

“四清”运动我去了北京郊区的通县，参加那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邓力群是带队的队长，陈茂仪（《红旗》杂志秘书长）海波、钟林和我分别担任小组长，其他还任副队长，苏星、、关锋、有十几个文化战士，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我带的小组来到了宋庄公社的翟里大队。翟里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邓庆福，他私分私藏了不少粮食，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我们通过调查掌握了证据后，经过请示就抄了他的家。那时普通的社员家里连吃的东西都很少，可是在邓庆福家里的几个屋子里却都是东西。他家院子很大，搬出来很多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粮食。为了教育干部社员，我们搞了一个展览，社员们看了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还有补品、贵重物品，连当时还相当先进的收音机都有，他家的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是超出普通农民太多了，光是抄出来的粮食堆起来就像座小山！当时的粮食是先由队里上交公粮，然后社员是按所得的工分来分粮食的，等社员都分完后还会剩下一些，那这些粮食就不在统计数字之内的，所以等社员都走了，他就带领几个干部私分、私卖。参与的有保管、会计、队长，这个副大队长分得最多。一个普通的大队干部，居然就私分得那么多的财产。上有所行则下必有效！有一个小队长，是个皮匠，也私分粮食，群众揭发他，他还不承认，硬说是节省下来的。我们从小队会计那里突破，这个会计先也不讲实话。我们说，不讲我们就带人抄家。一听要抄家，他就主动交代了。我们去小队长家，发现粮食都藏在柜子里。一个小队的干部，就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敢在社员的眼皮底下私分集体的东西。所以，社员就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说，我们干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干部干的，我们工分那么低，一点点粮，他们说是为集体，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了。实际上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新的地主、新的富农。解放前是公开的剥削，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剥削。我亲眼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毛主席讲重点是斗争走资派讲得真对。关锋管的那个队，副大队长也贪污，情况和我这个队的副大队长类似。也办了一个展览，绸子缎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电器都是新的，饼干都是铁盒子装的，数不过来究竟有多少盒。那时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不久，这些都是很高级的东西了。他贪污的粮食多，把粮食高价卖到自由市场上去，钱也就多，所以家里东西自然就多。光是这些东西，他也够得上是个贪污犯了。而且这个人是曾经做出过一点成绩的，他在公社里有点名气，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所以，虽然他贪污的证据确凿，却因为上面有人给他撑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谁要拿他，他就搬来上面的人，把拿他说成是整群众，而上面的人居然都是听他的。关锋对这事感到非常愤怒，就是要拔掉这个钉子。这个人不仅是贪污钱和粮，平时欺压老百姓的事儿还很多。关锋很仔细，他让滕文生搞了一个小册子，把他的种种恶行、斑斑劣迹都写出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下了，开除了党籍。

还有一个人，解放前当过地主的狗腿子，他在队里打谷场管秤杆子，他就利用这个权力和当时粮食紧张，采用“高抬低压”秤杆的办法，来霸占和欺压妇女。他看中谁家妇女，就让秤杆高高翘起多给人家一点粮食，这个办法去诱骗人家；诱骗不成的，他就把秤杆压得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粮食。有个外号叫“小半仙”的妇女，比较放荡，她也不结婚，喜欢谁，谁只要给她一点东西，她就跟人睡；但要不喜欢谁，你再给她钱，给她粮食，她也不干。她就是不喜欢这个把秤的，他再怎拾高秤杆她也不干，这个人实在没有办法，最后竟把她给强奸了。

有个叫老刘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刘后来死了，对于他的死，我一直觉得很遗憾和内疚的，因为是我没有处理好。在查办了邓庆福之后，有群众说，有个人你们没有查。他姓刘，虽然现在是贫农，可解放前他当过土匪，还经常搞绑票。一般来说，“盗亦有道”，那个时候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不能绑票自己村里的人。可这个人不讲这个规矩，曾经绑过村里的人，所以村里的人都不喜欢他。可是我们在“社教”运动中是没有搞土匪的任务的。再说他都已经是贫农了，解放后也没有什么劣迹。而且他的一儿一女，参加“四清”也挺积极的。但是，社员们向我反映了，我也得应着。我说，那好吧，让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说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们工作队的小周去找他谈话。结果一谈话，他就觉得很紧张，以为我们搞了邓庆福之后要搞他了，在小周找他谈话后没两天，他就跳井自杀了。人死了事情就大了，我赶紧报告队长邓力群。邓力群说，人死了是要报案。就给北京市公安局报案，我们报案后，法医一套人马也来了。人已经从井里拉上来了，法医翻来覆去地看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就要立案调查，最后确定是自杀。我问，那怎么知道他是自杀的呢？法医说明，被推下井的人要挣扎，到井里还要挣扎，指甲盖底下一定有混灰，这个人指甲盖很干净，没有挣扎的痕迹，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没有挣扎。这个老刘，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没有强劳力了，他家人的生活就困难了。我为这事检讨过。后来为了把他家生活稳定下来，我给他女儿找了一份工作，让他一家在生活上有个保障，但他自己毕竟是死了。

通过“四清”，我们把所有的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队除了那个副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没有查出很大的问题，那个小队长的问题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员出工，打了钟还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后，没打钟就在钟底下等出工了。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高了，社员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都没有好好收，南瓜都烂在地里了，收起来的也没有人去分，最后还是都烂掉了。58年确实风调雨顺，确实丰产了，但人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东西收不上来。全国都有这种情况。丰产不丰收，丰收不丰分。老百姓实际没有分到多少东西。后来农民积极性不高，并不是公社搞得不对，主要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自己贪污，又欺压社员。社员怎么会有积极性呢？经过“四清”，把干部队伍整顿了一下，社员积极性又起来了。

就在我下去搞“四清”运动的时候，我看到了毛主席新近的一个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看了之后，我脑子里轰的一下，就像感到地震一样的。这是我思想上最受到震动的一次。没想到主席已经把问题提到了形成新的与工农阶级相对立的剥削阶级的高度了。毛主席的这段批示，其实就是与刘少奇辩论的结论。我问了关锋，关锋说理论上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讲是已经到了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了。我也问了邓力群，邓力群表示他对主席批示不理解。

亲历者（老爸）回忆：老爸是教师，四清运动时也回本村参加调查（考虑到老爸对自己村里比较熟悉一些），讲到村里有人反映有个人曾经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经过调查此人是个贫农，解放前曾经给马渡村的一个财主打长工，后来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就去求那个财主帮忙，财主就让儿子（属于国民党特务组织人员）把他带到杭州做事。问他具体做什么事，他说不知道，就是每天用双手摇一个类似风扇（手摇发电机给发报机供电）一样的东西。在工作组总结汇报时，老爸说他只是为了逃壮丁，做的还是苦力活，没有参与别的活动，不能算特务人员。最后，没有给他定罪。后来老爸回家碰到他，他都会说，幸亏当年你帮忙解释，否则这辈子都遭罪了。

说明：我村是个大村，有18个生产队，我大叔叔是大队长（就是现在的村主任），当时分粮都是生产队自己负责的，他也没机会多分粮食。至于有没有以权谋私投机倒把的事，当时也有人反映采购草籽种子（从外地采购）上有问题，经过调查也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