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洗礼

老屋

　　父亲已九十五高龄，多病缠身，因此经常住院治疗。期间我在陪护他时，望着步履蹒跚风烛残年的老人，抚摸着他瘦骨嶙峋的臂膊，忽然感到了岁月的无情，不禁一阵悲酸涌上心头：我想起了父亲的回忆录《萍踪忆往》一书。想当年，老人家也是年轻力壮，生龙活虎，曾真枪实弹地战斗在对敌斗争第一线呢。今日特摘录其部分章节发表，以缅顾老一辈之萍踪，并以飨读者。

战火中的洗礼

一九四五年春节一过，十七岁的我第一次离开了家门，离开了母亲。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寿光县工商局第三事务所，当时事务所住在候镇。同志们对我的到来十分欢迎，一声声亲切的“小吴同志”使我体会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同时感到既光荣，又有责任感，使我渐渐融入了这个集体当中。领导分配我的具体工作是担任填票员，就是开票收税。因为我有着比较扎实的高小底子，又年轻爱学习，不久就熟练地掌握了这项工作，并很快成为了业务骨干。我们第三事务所的任务就是尽快占领新解放区的经济市场，扩大税源，增强人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取缔伪币兑换法币，使老解放区的货币（北海银行货币）成为新解放区的主要流通货币，同时还肩负着加强市场管理和打击走私的任务。我们的活动范围在候镇、上口、寒桥一带。这三个地方是当时寿光比较集中的集市。潍坊以及各地商人都来这里批发销售煤油、火柴、布匹等日用商品，流通量大，交易繁忙，是我们必须占领的重要市场。我参加工作半年多的时间，就与全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的胜利，然而在举国欢腾之际，斗争形势并没有得到缓解。日寇投降后，我们曾一度跟着大部队到了胶济铁路线以北地区，但随后蒋介石为了抢夺地盘，派国民党部队从青岛登陆，沿铁路线向西进犯，加上一部分没有缴械的日军和伪军，形成了蒋、敌、伪合流，向我新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战略部署，采取了避其锋芒，各个击破的战术，大规模转移。如此，我们也随着部队暂时回到老解放区，在边缘地区继续坚持对敌斗争。一九四五年冬天，我们从候镇搬到了寒桥附近的刘家庄子驻守。在那个特殊时期，我们事务所虽为地方财税人员，但同时也是武装战斗团体，一切行动和编制完全军事化。事务所每人配长枪一支，子弹三十余发，手榴弹两至三枚，全副武装，即是工作队也是战斗队。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攻，边区敌特的活动也愈加猖獗起来。他们破坏解放区的正常秩序，疯狂向人民倒算，常常袭击杀害我们村干部和政府人员。形势紧张时，我们时刻保持战斗状态。我们住宿一般都是借用当地百姓的房子，位置往往选择在村头，这样视野开阔，便于观察敌情。入住前，都要查看周围地形，事先选好进击和撤退的路线。我们所里八九个人，每晚轮流站岗，平时是一人，有特殊情况就要两人站岗。由于当时敌情严重，站岗时都保持高度警惕，要求是子弹上膛，手榴弹揭盖把弦挂在手指上，随时准备战斗。有一次，我半夜起来解手，大概是站岗的过于紧张了，看到我的身影误以为有敌情，竟问也不问就慌慌张张地把手榴弹拉了弦向我扔了过来。幸亏是自制手榴弹威力不大，或许是下雪天雪层很厚，随着手榴弹在脚前一声爆炸，我居然安然无恙。虽然有惊无险，但还是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气得我狠狠地把他大骂了一顿。惊醒的同志们也起来纷纷批评他，那个站岗的同志更是后悔不迭，一个劲地向我道歉。大伙虚惊一场，放松之后又相互调侃了起来，在哄笑声中我也原谅了他，可见当时情况之紧张。站岗的如此紧张，我们不站岗的同志也不能高枕无忧，更不会脱了衣服睡大觉。常常是大枪一抱，手榴弹和子弹袋往身边一拥就睡了。有时炕上睡不开，就在地上铺上谷草睡。一个冬天不脱衣服，也没有衣服换，更谈不上洗澡。每个人身上都长了疥疮生满了虱子。随便在身上抓一把，不是虱子就是虮子（虱子的幼虫），但肯定不会空手。吃的是窝头、煎饼、咸菜加开水，难得喝上一次粥。十天半月能吃上一回菜就美得不得了。虽然我们是搞税收的，手里有大批现款，完全有条件去改善一下生活，但在大家心目中那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公款，按规定，从没有任何人去动一丝一毫的念头。条件如此艰苦，大家却没有一个抱怨的，同志们始终充满了工作热情，保持了高度的战斗意志。

　　（左上：1958年在桓台。左下：回忆录目录。右图：1947年在惠民。）

随着形势紧张，环境恶化，我们这支小队伍的行动也充满了风险。于是领导安排了区中队和我们一起住，这样人多势众，风险相对要小一些，不过有时为了工作也必须单独行动。为了和敌人周旋，我们住的地方不能固定，有时一晚上换好几个地方。但赶集和收税的地点、时间都是固定的，而且这时敌人是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危险显而易见。尽管如此税收和市场管理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更不能临阵退缩。虽然和炮火连天的战场相比这点风险算不了什么，但有时同样要付出献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我们就曾经在刘家庄子被敌人堵在村里，近距离和他们对峙，开枪对射，并互投手榴弹，最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们还根据群众举报，在南马范村缴获了一户私藏敌人撤退时留下的武器。其中有一支马拐枪经领导批准后发给我使用。这是一支较为短小精悍的小马枪，漂亮好用，我爱不释手，从此告别了原来那支几乎和我一样高的长枪。

这年冬天，农历十一月初七，是寒桥大集。我们三所四位同志（我，朱万庆，朱成汉，张健太）像平日一样从上口村出发，到寒桥集市收税。到达集市后就来到收税点（集市上一间固定的空闲房）布置了好一切就开始工作。这时，一所也来了三位同志：所长刘汉庭和工作人员张来钦、郭洪昌。具体分工是：每所各派一人在税收点门前站岗。一所张来钦和三所张健太两人担任警卫，他们除了站岗还负责给上了税的货物加盖验讫章。我和朱万庆、朱成汉在房内负责填票收税，刘所长和郭洪昌负责流动巡逻。一切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集市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上税的商户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大约在上午十一点左右，正是集市交易高峰，我们在室内开票、收税紧张而有序的工作着，忽然听到门外传来几声沉闷的枪声，随即人声大哗。我马上意识到有敌情！立刻抓起身边的枪就要往外冲，朱万庆却顺手挡了我一下，只见他迅速一把将桌子推到门口，挡住敌人。几乎就在这一刻，我看到门口左右同时伸进两支匣枪向屋内射击，但人没敢露头。我们急忙卧倒准备还击，敌人已经抽回枪去没有了动静。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其他。我只一心想着反击来犯敌人。枪声一停，我第一个提枪冲了出去，只见满街受惊的人们像没头的苍蝇四处乱窜，地上也趴了一片，整个集市乱成一团，敌人早已混入人群中不见了踪影。我一低头才发现我们两个站岗的同志倒在了血泊里，急忙过去扶起张健太，他已经不能说话，微张着嘴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另一个张来钦还在痛苦的呻吟着。这时巡逻的同志也赶了过来，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已顾不得去追击敌人了。立即拆下两副门板做了担架，我急忙把屋里的票据印证包起来收好，我们几个人轮流抬着伤员向上口村奔跑。张健太由于伤势过重，在半路上就停止了呼吸。眼睁睁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就这样牺牲在眼前，心中的痛苦真是无以言表。我想如果不是他们在门口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那敌特就会直接闯入室内，倒下的也许就是我们几个了，想到此更是心如刀绞。另一位伤员张来钦被抬到上口村，找来当地医生上了药包扎好，但因条件所限不能及时手术，当晚我们几个守护着他，度过了一个忧心焦虑的不眠之夜。第二天，才转送到了广北的牛庄医院。但半月之后，传来不幸消息，张来钦因伤势恶化，终于不治牺牲，闻之令人扼腕叹息。我后来常想，如果当时抢救及时，或者有今天的治疗条件，张来钦也许应该有救的。当年他们如此年轻，一个仅十七岁，另一个也才二十多岁，实在让人痛心不已。

事后我们得知，敌人搞这次袭击阴谋已久，有备而来。那天他们来了四个人，其中两人动手袭击，两人负责掩护。敌特化装成百姓，身穿大襟棉袄，手枪藏在里面，混入赶集人群中，贴近我警卫身边突然开枪，敌特打倒了警卫后本想进一步袭击室内，但发现我们已有防范，于是连头也没敢露出，只把手枪伸进门口匆匆打了几枪，便慌忙窜入人群里逃之夭夭。我想起当时多亏朱万庆把桌子挡在了门口，否则，如果我贸然冲出门外，必然和敌特迎面相撞，很可能被有备而来的敌人打到，当然，也可能是我打到了敌人，结果很难预料。但无论怎样都是张健太和张来钦两位战友用生命给我们室内的同志赢得了宝贵时间。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在这次敌特袭击中，我们遭受重创，一下子牺牲了两位战友！同志们个个悲愤交加，但丝毫没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查处案件报仇雪恨自然有公安部门去处理，我们的职责就是决不能让敌人阴谋得逞，大家化悲痛为力量，一切工作照常不误。只是更提高了警惕，加强了保卫工作。县局每逢集市必派武装人员参加警卫，区中队也积极配合我们工作，所以这一段时间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不少，税收及各项工作也完成的很好，我们所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彰。年终总结时，我本人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还得到了特别奖励。奖品是一支新民金笔，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但更珍贵的是，我们的业绩里也凝结了烈士的遗志。我很珍惜这支金笔，它一直伴随了我好多年。回顾这段战斗历程，我感到当时虽然环境恶劣危险，生活艰苦困难，但所里同志们团结战斗，不畏艰险，生死置之度外，工作热情高涨，因为那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信念：那就是，扩大税源，增加税收，支援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后 记

大概是在2008年左右，我曾陪着父亲到渤海烈士陵园去瞻仰。父亲在标刻着成千上万名字的烈士碑前，一排排认真搜寻着，终于找到了张健太和张来钦的名字。老人家动情地抚摸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面容滞重，久久不愿离去。他在想什么？我无法猜测。时至今日，我忽发感想：上天只所以赋予老爷子长寿，也许有他年轻战友的生命在里面吧？

不忘过去，珍惜今日，应该是我们所有人们的信念！

　　（父亲佩戴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