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新疆的战斗岁月---记朱旦华

戴廷耀

　　在江西省老干局第二处刘学峰同志的联系安排下，2003年2月21日上午，我同刘学峰来到了朱旦华家进行了采访。

朱老为人热情,一口未改的浙江话,讲起话来脸上总是带着徽笑。

1911年12月26日,朱旦华出生在淅江省宁波市慈溪县庄桥镇，原随父亲去上海经商到上海，在上海学习期间，接受到进步思想，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父母说她是：“没有朝代”的姑娘，因为在朱旦华出生时，正好是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清政府被推翻，而中华民国尚未成立。

朱旦华兄妹十人，她在家排行老二，朱旦华自幼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一直优秀。由于家境贫苦，报考了不用缴费的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师范专科，当年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张纪恩同志,务本中学职员地下党员褚志元、东北抗日联军李延禄军长女儿务本中学老师李万新，一位体育老师王平，统称为务本中学“四大金刚”。

朱旦华是个文质彬彬“行不乱步，话莫高声”的秀霞姑娘，怎么变成为“四大金刚”之一的呢？

一向规规矩矩读书的姚秀霞（朱旦华原名），由不摸边到看热闹，由跟潮流到首当其中，毕业留校后，朱旦华成了褚志元、李万新、王平的好朋友，她们四人常在一起评论时弊，议论国事，对国民党当局不抗日、打内战深恶痛极，她义愤填膺的在校内外演讲，用犀利的笔锋写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疯狗”似的丑恶嘴脸。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国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朱旦华的脑子里开始构筑奔赴延安的设想，恰好此时又收到王平从延安寄给她的信，朱旦华将这封信略加改动后，交给了地下党的张纪恩同志，以“陕北来信”为题，发表在上海党组织办的《解放周刊》上，这封信像巨大的磁石，吸引了许多上海滩上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士。

在出发去延安前，李万新资助了她70元钱，张纪恩同志给延安发出了上海地下党的介绍。1937年下半年，朱旦华和所有爱国青年一样，坐船转车，绕道浙江、江西、湖北……她们终于到达了延安，进入了陕北公学。

时隔60多个春秋，朱旦华说“我一生中最愉快，最高兴的日子是从上海到延安。”

　　陕北公学是继抗大之后开办不久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农民，还有学生，文化人士，有汉族，还有少数民族。

开学那天，听说毛主席来讲第一堂课，大家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一清早，大家在一片厚实荒凉的黄土坡上抡镐、挥锹、铲平了一块场地，这就是课堂。

吃完早饭，大家都端着规格大小相同的小板橙，面朝讲台一排排坐下，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便使劲地拉歌，唱歌。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大家鼓起了掌，待毛主席走上土堆讲台，又向毛主席拉起了歌。

“欢迎毛主席唱一个好不好？”

“好”！

“欢迎毛主席唱一个要不要？”

“要”！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过后，毛主席笑着说：“我毛泽东不会唱歌哟”。大家一个劲地鼓掌。

毛主席说：“上课啦，不要闹啦！”他那洪亮的湘音，使土堆前的沸腾场面顿时平静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也是来延安上的第一堂课。

他说：“你们象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求真理，你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又大声地说道：“但是，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哪里有咯多房屋给你们住哟，这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挖窑洞，今天，我讲的第一课就是劳动，劳动创造世界”。

毛主席这一晚讲了三个多小时，从劳动创造世界，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讲到全民动员，持久抗战，并号召大家“要安心坐下来，认真学点马列主义”。

半年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朱旦华没有返回上海，而是听从党的安排，化名朱旦华，背上灰布背包，去了抗日运动的大后方。

1938年2月，28位陕北公学毕业的学生，乘坐三轮货车，经兰州到新疆去。

路上走了三个来月，五月到达迪化市（新疆乌鲁木齐），在“新兵营”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七月，朱旦华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被推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8年的初春，在新疆省政务委员会上，政务委员围坐在会议室中间长方形桌子周围，听取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周彬宣读《要在全新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的报告。周厅长讲完后，提请委员们讨论。

在讨论中，各种意见争论不休，周厅长认真地在本子上做记录，坐在迪化女中校长邱毓芳旁边的朱旦华毅然站起来，明确表示支持周厅长主张，并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支持这个方案的理由。

最后，周厅长的方案基本通过了。

不久，在一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会议上，周彬拉住办事处的党代表邓发同志问道：“那天会上操着江浙口音的女委员是谁？”

问者无意，听者有心，没过几天，邓发竟找到朱旦华谈话了。

“你年纪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吧？”邓发开门见山地说，

当时朱旦华毫无思想准备，问得无言以答。

“女同志找对象，主要是政治上可靠，周彬同志就是这种人。”

朱旦华压低嗓声说：“可是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呀？”

“他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弟弟毛泽民”邓发一字一顿地说。

我自言自语地说：“难怪和毛主席有些相象呢”。

此后不久，我和毛泽民开始交往，毛泽民原来是经中央批准由延安赴苏联治病，1938年2月经过迪化时，因中苏边境发生瘟疫，交通封闭，他只得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等待，毛泽民同志长期从事党的财经工作，1931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现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闽赣省苏维埃财政部部长，红军长征时，他率领的15大队把党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当挑在肩上，沿途筹粮筹款，保证了红军的穿衣吃饭问题。到达陕北后，他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当时盛世才要求我党派干部帮助他整顿财政，当得知毛泽民到达新疆时，立即提出留他在新疆工作，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民留在了新疆，化名周彬，盛世才委以省财政厅代厅长之职，在党内，他和党代表邓发（后来由陈潭秋接替）一起负责领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

五月，毛泽民请假，要去苏联治病，邓发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多炒了几个菜为毛泽民饯行，邓发把我也请了去，席间，邓发举起酒杯，高声说：“今天的宴请，即为周彬饯行，也为周彬与朱旦华办订婚酒……”。

1940年1月，毛泽民从苏联提前返回，5月，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礼堂，我和毛泽民举行了婚礼。

　　194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八日，我生下了儿子，毛泽民喜出望外，他兴致勃勃地给儿子取了个美好的名字——远新。是按毛氏民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字辈牒序，毛泽民下班回来，不管累得精疲力竭，进门第一件事，就是从南窗下摇篮里抱起儿子，亲呀，吻呀，时而举过头顶，“咿咿哑哑”说个没完。

毛泽民来新疆工作三年，在盛世才的淫威及期限密探的监视下，干得并不顺心，面对混乱无序，危机四伏的烂摊子，毛泽民提出了“发展经济”的总方针，下决心整顿财政，改革币制，建立财政预决算制度，然而实行起来，谈何容易，每走一步，如同只身登天，处处隐藏着雪崩与陷阱。

盛世才的岳父邱宗睿，身为民政厅长，要用一项官地的收入为自己建别墅，被毛泽民否认了，从此结下了深怨……。

1941年7月，盛世才免去了毛泽民财政厅代厅长职务，任命他为民政厅代厅长，在民政厅不到一年任职期间，毛泽民又为新疆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邓发同志曾入木三分地剖析盛世才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想当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种猪”。

1942年夏，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已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国民党顽固派和法西斯分子掀起了反苏、反共新高潮，一贯投机钻营的盛世才认为苏联要亡国了，中国共产党也要垮台了，需要另找靠山，于是，盛世才一头扎进了蒋介石的怀抱。

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飞赴迪化对盛世才进行拉拢，很快就与盛世才拍板成交，要用共产党人的头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妻室儿女秘密软禁于满城邱公馆，紧接着，把所有请来帮助他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其家眷全部关押。

1943年2月，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投入第二监狱。

1943年4月，我和其他女眷和她们的孩子被投入第四监狱。

还是在集体软禁时，党组织就按男女分别组织了学习干事会，以“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 ”作为在狱中斗争的口号与目标。

当林基路同志写的《囚徒歌》、《思夫曲》传到女牢后，我们大家立即组织学唱。

林基路是广东台山人，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东京支部，后来党派他到新疆工作，担任新疆学院的教务长，当他和毛泽民、陈潭秋被害时，年仅27岁。

我在囚中也写了不少诗歌来鼓舞大家的壮志，如《狱中四时歌》、《缝衣》、《我们要胜利回延安 》等。当时，在狱中同大人一并关押的有25名“小囚徒”了，他们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3岁。

我们在狱中没有停止对敌人进行斗争，为了争取权利，还进行了接二连三的绝食斗争。

1943年1月，党中央从共产国际得知，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扣押，中央立即电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要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方法……。

敌人对男同志用尽了“打手板”、“老虎凳”、“坐飞机”、“挂炸弹”、“站铁刺”、“站火炭”、“灌辣椒水”等酷刑，要他们承认盛世才捏造的所谓“共产党阴谋暴动”，徐梦秋、刘西屏、潘月等人动摇叛变了，成了敌人的走狗，敌人利用叛徒一唱一和，“隔幕对质”，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始终坚贞不屈，在解放新疆后，抓到了当年刑讯毛泽民的刽子手，他也不得不承认，“毛泽民是条汉子”。

我当时还不知道毛泽民被害，每次过年节都向男牢送东西，1945年2月，我继续给男牢送过年礼品时，才从男牢得知，早在1943年9月27日深夜，毛泽民已被盛世才与蒋介石合谋秘密杀害了，刽子手先用大棒把毛泽民击昏，再用绳子勒死，装入麻袋偷偷埋入荒郊，同时，遇难的还有陈潭秋、林基路两位烈士。事后，盛世才向重庆邀功，重庆方面不相信，十天后，三位烈士遗体又被挖出来，进行拍照后再次掩埋，将照片送重庆给蒋介石“审视”。

当得知这一噩耗时，尽管无法证实，她们象晴天一声炸雷，把我和陈潭秋的爱人王韵雪，林基路的爱人陈文瑛（陈茵素）击昏了。我们不顾一切地准备了一个小型追悼会，在会上，我朗诵了一首长诗，《新春之歌》——为死难的丈夫而作。

1946年4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5月21日，被关押四年之久的同志们以“第十八集团军留新人员王韵雪等全体”名义给张治中递交了一封长信，要求恢复自由，治病和“查清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林基路的下落”。

张治中在见信后，邀请我们派代表进行面谈。

在面谈前,张治中派屈武到男女牢探监,并开始将分别共押几处监狱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集中转到第二监狱，改善伙食，医治病员。由于多年分隔，当男女老幼相聚一起时，所有的人都激动得哭了。

与张治中谈判前，狱中党组织研究决定，由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沈谷南、李云扬和我及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六位同志为代表与张治中进行谈判。

当我们六人走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的张治中住处时，张治中一眼就认出了走在前面的杨文华，从坐位上迅速站起来，拱了拱手说：“哎呀呀，这不是老同学杨师母吗？”“不敢，鄙人林宁，正是昔日的杨文华”，说完，杨文华向张治中一一介绍了我方谈判代表。

后来我才知道，1921年，张治中在上海为无业游民时，便在上海大学报了名，学习俄文，俄文老师正是瞿秋白，杨文华也在学习俄文，与张治中是同班同学，所以称作“老同学杨师母”。

坐定后，杨文华开门见山，按照“十八集团军留守人员”给张治中的信提出的五条要求，重新申述了一遍。

接着，我说：“请张主席说清徐杰、周彬、林基路的下落。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有牺牲，我们要开追悼会，安葬遗骸去延安”。

张治中听后，忙推说不知道，又说：“容文白继续查询，这三人下落不明，盛世才走时没有交代给吴忠信，吴忠信走时更没有交给我，眼前查遍了监狱的档案，没有着落”。

“那我们开个追悼会”代表们说。

“不好嘛，人是死活还是不清楚，怎么好开追悼会呢？”接着张治中拿出一份电报，在手上晃了晃说：“我已与延安方面联系好了，送大家回延安去，人家留客，我是送客，现在国共两党正在举行和谈，内战很可能会打起来”。张治中的谈话十分诚恳。

能回延安，代表们当然高兴，但又怕以送大家回延安为名，押解去重庆，我坐在张治中座位边，站起身，想把张治中手中的电报拿来看看，看究竟是延安的，还是重庆的电报。

张治中摇摇手，礼貌地拒绝了，又说：“请大家不用担心，润之先生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正住在敝舍，当时，我是向他拍过胸脯的，送佛送到西天，我一定把大家平安送回延安，而且动身越快越好。”

中午，张治中请代表们吃了顿饭，并请他夫人出来作陪，席间，他又说：“不要多心，释放和护送你们回延安是真的，恩来先生是我大革命一起的好朋友，我来新疆时，他又亲自嘱咐过我，你们赶快准备，越快越好，我一准备好，你们就走，不能久留”。送客时，他还送给杨文华一块被面。

1946年6月10日，这批应盛世才邀来新疆工作，被他无辜关押了四年之久的中共人员及家属、小孩，除被害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病故狱中的吴茂林，乔国桢，叛变已释放的徐梦秋、潘月、刘西屏等叛徒，其余131位，在党中央的营救，新疆人民的呼号，张治中先生的支持和协助下，重返延安。

10日清晨，在第二监狱院子里，同志们穿戴整齐，孩子们眉心都点了红点，面带喜悦与警觉的表情，秩序井然地登上了八辆苏制大卡车，刘亚哲指挥护送部队也登上了一前一后两辆卡车，车队人马晓行夜宿，经过吐鲁番、哈密、星星峡，安西、洒泉、张掖、武威，于1946年6月18日抵达兰州，在兰州休息三天后，经静宁县，绕六盘山，到了平凉，刘亚哲告诉大家已进入胡宗南的管辖区。

果然，公路上出现了大批军警，拦住车队要检查，坐在头车的刘亚哲从车窗探出头，露出了戎装齐整的胸脯喝道：“不是商车，不是货车，是军车，不准检查，”军警见押车的少将军阶的长官，再望车箱，护卫车队的土兵个个荷抢实弹立在车上，只得闪开让车队通过。

眼看快到西安，刘亚哲接到胡宗南的加急电报，大意是车队不要去西安，把车开到咸阳，咸阳设有“招待所”。

胡宗南发过誓，“不消灭共产党不结婚”，所谓咸阳招待所实际是他残害进步人士的集中营。

刘亚哲早年留学苏联，接受过进步思想，一路上与共产党人接触，被其风格感动，有了同情心理，于是他将电报内容与共产党方面的总联络人高登榜，吉合透露。

车队党组织商量对策，由杨文华为代表向刘亚哲提出“车上谢奇光高烧40度，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请刘处长连夜送往西安抢救”。他立即召开护送人员会议，并请杨文华、高登榜、吉合参加，会上他宣布：“要夜行军去西安，抢救重危病人”。并命令司机保证绝对安全，连夜前行。

到达西安，全部住进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第二天，西安大小名报纸均报导了消息。胡宗南见报后，气得火冒三丈，大骂沿途设置的军警是饭桶，他用手中权利，扣押车队在西安。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也急电延安，向党中央报告情况，朱总司令立即发电报给胡宗南，请他“予以放行”。又过了几天，车队才从西安往延安进发，只可惜谢奇光终因抢救无效，长眠在西安，路上，小狱燕在过火焰山时，因体质太差，被酷热夺去了幼小的生命，其余129人终于实现了“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誓言。

　　1946年7月11日，终于到达了延安，车进七里铺，朱总司令、林伯渠等中央首长和同志们排成十里长的夹道欢迎队伍，迎接从新疆回来的战友。

　　7月12日上午，毛主席从百忙中来看望大家，大家激动地大哭起来，象饱受委曲的孩子，见到了久别的亲娘。

毛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并连声说：“好同志，受苦了！好同志，受苦了！”看到大家声泪俱下，主席强忍热泪笑着说：“你们回来了，就是胜利！”

　　和大家握完手后，主席又走到我身边，弯下腰把远新抱在胸前，深深地在他小脸蛋上亲了一下。

我朝主席说：“泽民至今下落不明，请党中央给国民党中央联系，要他们下令查找”。

　　毛主席微微点了点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吭声，再次弯下腰，从地上抱起了远新，紧紧地搂在胸口，脸贴脸地亲了又亲，好一会儿放下远新，一句话也没有说，扭过身，大步走了……。

第二天，第三天，主席又连续两天抽空来看望大家。
7月16日下午5时，中央办公厅设宴欢迎新疆回来的同志，毛主席、朱总司令、徐特立、蔡畅、马文瑞等人参加了。
在延安休整了三个月，进行体检后，大家又奔向新的战场。我和杨文华都分配在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孩子被送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进入北平，我们全国妇联也到了北平，随着解放大军橫扫长江以南各省，中央动员干部南下，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兼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的方志纯同志，来全国妇联看望我，这一举动引起妇联大姐们的关注。
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他和夫人娄曼文，都曾是我在新疆监狱的难友，他俩是从苏联学习回来，途经迪化时被盛世才关押的，娄曼文在河北平山县生下儿子方荣欣后，不幸因食道癌逝世的。
全国妇联组织部长帅孟奇大姐单刀直入地说：“你年纪还轻，应带头打破封建”，劝说我与方志纯成家，杨文华更是积极，两头奔跑，撮合。
　　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也一再开导我：“不要等了，毛泽民是等不回来了”。
　　1949年6月1日，在全国妇联办公楼里，我与方志纯举行了婚礼，恰好是农历端午节，“双喜临门”。
　　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了，6月中旬，方志纯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分配，到江西省任第二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他率60多位干部一起去江西，我也随着南下，来到了江西。
　　我从1946年6月10日分配到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起，1983年担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止。我在妇女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七年，在三十七年工作中，经常下乡蹲点调研，报告、总结自己动手写。
　　“妇女半边天”你们知道是怎么讲出来的吗？
　　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到基层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江西九江地区修水县妇联在汇报妇女发动起来后，一改过去妇女不出门，不下水田的陋俗，在农业生产上显示了很大的力量，群众说：“过去妇女累呀累，抵不上男人一条腿，现在妇女力量大无边，顶住生产半边天”。我认为这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妇女自强、自信，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在全国妇联会上，我作了汇报，汇报材料登上会议简报，当时胡耀邦到会讲话，称赞了这两句话，但认为妇女不仅仅是生产上的半边天，而是整个半边天。毛主席在表彰妇女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贡献时，称赞“妇女半边天”。他肯定了“妇女半边天”精神。“妇女半边天”由此而在全国推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