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的婚姻（二）

铮

忆海片言 一百四十六

四、天摇地动

结婚后的第二年，1976年，是我们最难忘的年份。

三个伟人离世，大地震，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其中任何一件，都是一连串天动地摇的大事情。

首先，新年伊始，主席2篇诗词在报纸公开发表：

第一首，《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其中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成为我们遇到困难时常常想到最多的警句。

第二首，《念奴娇，鸟儿问答》。它是毛泽东于1965年5月所做的一首词。通过鸟儿间的寓言对话，展示了鲲鹏的博大、高远、无畏以及蓬间雀的萎琐、渺小、卑怯。

特别是诗中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增加了诗词俏皮的色彩，强化了在反修斗争中诗人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读过的人永久铭记。

和我小家庭有关的是，我从“重上井冈山”中得到灵感，为第一个孩子取了名字。而后，二孩的名字也从此因运而生。这，恐怕，除了我弟兄姐妹，也只有少数我的知青好友知道了。

那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的去世。

1月8日，应该是学校学期工作的结束时光。总理在北京逝世，举国哀悼。再后来就是百万人民为他送别，有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共和国历史上北京城里最感人的画面。

多少年，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总理在全国人民心中的位置威望很高。他的革命经历，他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他的对党忠诚崇高品格，以及他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都无形地影响着几代人，成了人们敬仰的榜样。

那一天，没有任何上级指示，我们全体师生在学校的负责人带领下，利用晨会，搞了最简单的哀悼仪式。我记着，在周总理神采奕奕的画像面前，在缓缓响起的哀乐中，所有人用默哀和三鞠躬寄托哀思，这些，都和全国人民的心情息息相通。

当年的清明节，神州大地发生了两年后在被平反的“四.五”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确定的：清明节前，数十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悼念当年一月八日去世的周恩来总理，读诗词，献花圈，寄哀思。

四月五日那天，悼念群众遭抓捕，被戴上以悼念为名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帽子。我在有线广播中第一时间知道这一“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记忆中的听到的几个关键词是“小平头”、“烧汽车”和“喊反动口号”，还有就是诗抄中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句子。

到学校，第一时间首先是教师学习端正认识，然后就是开校会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记得最清楚的是，就是当年搞的“小小班”活动。所谓的“小小班”就是放学后要求学生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展各种课外的集体活动。

那些时，教师作为“小小班”的指导者，我们被分配到各个附近生产队去，以“四.五”事件为活靶子，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我们去，就是组织队里学生读报纸，谈心得，教唱“北京颂歌”等红色歌曲。

一边忙活着，一边脑海中一丝不好的想法滑过，“为什么？运动这么久，还有这么多的亡命之徒？”

转眼就是盛夏，7月28日夜，河北唐山是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

那次地震，将唐山这座当时工业大城直接夷为废墟，造成了24万人死亡、16万人受伤。

各种消息是由震中心向外通过小道慢慢传出来的，真正全面清楚地了解唐山地震灾难的实况，是在几个月之后。

可是，问题的严重性从各地防震等级的提高老百姓们得以知道。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每个生产队都要求搭集体防震棚。我们队里把棚子搭在社场的仓库边。

所谓的社场，就是我们常说的打谷场。它在小队社员居住地的中心偏北一点。边上是一排向南的仓库，仓库的北边是我养过猪的饲养房， 仓库的东边是常年并排着几个小山似的草堆。

庄稼人力气大，手巧，队里几个男劳力，“三下五除二”，不多时，用简单的毛竹，铅丝，油毡布就在社场空地的东侧，将可以容纳全队靠百把人的棚子搭成。

以为是多此一举。出乎意外，八月的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广播中地震的警报响起，传出公社的播音员发出有些变调的声音：“根据预测，今天夜里可能发生地震，请大家立刻撤出房屋......”

警报开始后，全队人纷纷带着老人，抱着孩子，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白天搭起来的集体防震棚。这种时候，显现出那个特殊阶段乡村这种最有纪律的基层组织的素质。用那是最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运动，使人们养成了这种好习惯。

仓库里的电灯，白天已被人拉到了门口的一根竹竿上。开关打开，二百支光的大灯泡发出惨淡的光，一下子照在人们的脸上，使我见到在灾难可能来临前乡村人的人生百态。

棚子里有老人在说，只有解放前“跑反”才如此紧张。“跑反”，就是日本人要来前的逃亡。也有的妇女，抱着孩子默不作声，眼睛里露出无助时的神情。经常快言快语的夫夫婶婶，感到似乎到了世界末日，嘴唇抖动着，不断念叨：“老人了，地沉了；老人了，地要沉了。。。”“老人”，通东方言，就是死人的意思。

都是缺乏科学知识惹的祸。大部分农民认为，地震就是大地颠身，就是整片土地的陷没，而后成为汪洋大海。还有人认为，地震时，陡然地，脚下会裂开一道大缝，人就会像小鸡小狗一样，成群成群地埋进地心。传闻、谣言、迷信加上想象，把人们带到极度的恐惧里。

其实，一般性的地震，除了引起房子倒塌伤人外，不会有更多危险。这里的房子多数正在由草屋向瓦屋翻修的过程中。在地震灾难面前，翻修后有着不太牢靠没有中间支架承重墙的瓦屋反而比普通的矮小草屋的危险大。

此外，我们这里靠海，我们离海边还有二三十里地，而且是平坦的黄沙滩，除非是沿海的特大地震，我们这里不会有太大的海啸波及的危险。

那天的夜变得很长。预报说地震可能马上发生。但是，十分钟过去，一小时过去，几个小时过去，大地纹丝不动。就这样，一直到天蒙蒙亮，还是没有担心的天崩地裂发生。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熬到每家每户里的有线喇叭响，躲在防震棚的人们才小心翼翼回去做早饭，重新又开始新的一天的农忙生活。

自那天开始，一段时间，人们都不敢住家睡觉。统统搭临时的铺，或者用台子、用凳子，睡到了外面。

我和爱人索性把我们家的“两头架子”搬到知青屋前面的场上。铺上“芦门帐”，垫上凉席，挂上帐子。过两天，我又把家里的各种板把户外床顶上和周围围住，在上面绑上厚一点的塑料纸。

这样，睡在房子外面和睡在里面几乎一样温馨。就是下雨，也都不成问题。最主要是，知青屋矮，即使倒塌，也不会伤着大人和小孩。

那时，各级领导已经发现这样防震对正常生产正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严防”的损失远远超过可能发生地震的损失。大概有二十来天吧，秋风起来，在外面睡着感到有点凉意，再加又来过两次台风，下过几次大雨。各地先后预报的地震一直都没有发生。此后，上面开始下达通知，动员住在外面的人们陆续住回家。

老年回忆到这些事，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多少年来“矫狂必须过正”的习惯作怪。那年，大地震的灾难确实使各地政府压力加大，出于“宁可错报不可漏报”的想法，发布了一系列地震预报，因而，形成一股全国性的全民过度防震的风气。所幸，只有一两个月的一过性的错误倾向，一下子就被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经过那阶段，各地都经历了应对大型地震灾难的训练洗礼，对全民，也进行了一次地震知识的大普及。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地震前可能有的征兆：家犬异常吠叫，鸡鸭不肯进窝，蛇虫爬出，癞蛤蟆成群结队上了公路，水井涨水“地光”闪烁。。。。。。

9月9日，中国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一天逝世，享年83岁。

我知道这消息时，公社东余校已经开学，我在那里上课。东余校是一个小学到高中连体的戴帽子的公社中心小学。公社办公室靠得近，公社大喇叭有什么通知，坐在办公室的窗口的我们都能听到。

上午，大喇叭中发出预告通知，说下午有重要新闻播出。下午四点正开始，喇叭响又起了那年大家熟悉的哀乐声。我对自己说，不好，又有哪个元勋离世。再往下听，我，旁边的所有人，脸上表情凝固。喇叭里放出的是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告全国人民同胞书》，伟大领袖已经在凌晨与世长辞。

首先，我是不信；而后，是惊恐；再后，就是悲伤。

不信，是从懂事起，我们就生活在他的时代，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幸福和他紧紧相连。他每次出来，报纸上广播中统一都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5月份，他还出来两次接见外宾。最后一次，是巴基斯坦的布托总统。

惊恐，是受生产队社员的影响，大家一直认为，没有主席，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不可能有的。

悲伤，是和家人、和所有的老百姓看法一样。大家就是相信，建国领袖和元勋，就是天上的星宿，是中国的救星。他们一个个下凡救中国，也相约这年一起回到天上，再也回不到人间。

在以华国锋第一副主席为首的治丧委员会的安排下，所有的治丧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治丧时间用了九天，全国停止一起娱乐活动，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各界代表有序瞻仰遗容。

按照治丧文员会要求，全国各地举行不同层次的纪念哀悼活动。所有报纸版面都变成纯黑白的颜色。

在全国人民陷入悲痛，缅怀伟大领袖重要时刻，10月6日，北京传来消息，中央胜利粉碎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数百万人在北京举行了庆祝游行，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

这是祖国发展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就是以此为起点，我、我爱人、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五、喜事连连

1977年是中国结束"文革"十年动乱后的徘徊时期，也是我的时来运转年。

那一年，对我现在来讲，应该有两件大喜事，不，严格讲，应该是三件大喜事。

第一件大喜事，邓小平第三次出山。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本来是那个年代普通得不要再普通的政治新闻。

当我们并不知道，就是他的这次出山，带来千百万的我们一生命运根本性的好转。

第二件大喜事：生二孩。

放在鼓励生育的现今，生孩子是高兴、荣耀的事，何况是二胎。但在那时，却充满艰辛、尴尬甚至是一种屈辱。

在1977年我们那里的乡村，虽然二胎不禁生，但必须执行隔离期为4年，也就是48个月的土政策。

知道又有孩子，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负担加重，而我爱人却无所谓。她和我一样，来自多弟兄的家庭。她觉得，孩子应该要几个，而且，间隔越短，越能一起成长，越有一起带大的方便。

就在这时，大队妇女主任和赤脚医生一起来做起我们的工作来了。第一个要求当然就是跟我们去医院做掉，在她们看来，间隔期内怀胎就是容不下的大错。爱人力争辩驳，说大队里，我们三十左右同样年龄的人都有两个、三个的孩子。可是，政策面前不饶人，熟人之间都可以为此变得非常的冷漠无情。最后，她们甚至甩下叫公社不给我做代课教师的狠话通牒。

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带着爱人，一起去公社卫生院妇产科请求打胎。也是阴差阳错，卫生院技术排第一的女大夫，给我爱人检查后，不知什么原因，一口咬定，我爱人在那个阶段不可以打胎，否则，有大出血危险。

此后，我爱人又多次由大队妇女主任带起去卫生院，检查后，从那个大夫嘴里得到的，还是不能打胎的同样回答。去过几次，妇女主任们也丧失了信心，只好随胎儿发育生长。到秋季，让孩子自然分娩生了下来。

孩子准生了，剩下的就是如何生产坐月子问题。生二孩的时间要比生头胎节气早。时间在九月初，是我们棉区的农闲期。

生孩子那天，我爱人还是和生头胎一样，要把家里能收拾的做好，搞得清清爽爽。清早，到肚子开始有些疼，她还是坚持要把家里的各种鞋子清洗遍。她担心做月子时，手不好“湿水”。

农村洗鞋要下脚堂去小河边。她在肚子不疼时走下去洗两下，“阵子”来了又马上跳上岸。如此，反复多次。

就在爱人洗鞋时，我骑车去二队找李医生。接受生头胎请农村“老娘婆”土接生，爱人产后恢复不好的教训。生二胎，想了想，还是决定请经过过培训的赤脚医生李医生来接生。

也是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以为二胎和头胎一样，“阵子”来了后起码还要半天才会生产。所以，我到二队见到李医生在忙家务，打了个招呼，请她过一小时再来八队的我家。

不想，在我骑车到队时，我的学生美英老远就在我家门口向我招手，俏皮的向我恭贺又生了个女儿。回家看，才看到毛娥仙婶婶在屋，我爱人躺在床上，孩子已经落地，是个男孩。

原来，我走不久，我爱人觉得不对头，想马上叫人。正好毛娥香婶婶赶来，是她替我爱人接的生。

当时我不懂，后来听了吓一大跳。原来，婶婶也事用农村的老法子替我爱人接的生。也就是，找一把剪子，将剪子刀口在煤油灯烧了烧，冷却后剪断脐带。

这种方法，不容易消毒彻底。搞不好，新生儿容易得“破伤风”。好幸，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我从心底里感谢队里的父老乡亲。

显然，有了第一个孩子，家中的经济状况肯定拮据得多。生两个孩子一样，做月子，在营养上没有花费多少。生第一个孩子，是反应重胃口差吃不进去，生第二个孩子，状态好想吃啥没得吃。

辛苦了老岳母，用我们自留地里的菜市地里的菜、以及自家鸡鸭生的蛋精心伺候。一个月子下来，仅仅用去二十元。

产棉区的烧草主要棉花秸，再后就是麦秸、玉米秸和少量的黄豆秸。那年，生二孩半月后家里就没有烧草。看好岳母烧锅没有草。又没钱去社员家买高价草。我只好在中午放学间隙，硬着头皮到生产队南边河滩，用锄头刨一种叫“瓦板草”的那种草。

正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几天下来，收获颇丰。也是运气，秋初的几个火辣辣的太阳晒下来，我们烧草问题圆满解决。和用山药圆子烧菜解决食油短缺一样，自己动手刨“瓦板草”解决烧草荒，成了我和爱人当年共克时艰的终生记忆。

生二孩以后，马上，一个问题清晰地浮现出来，生养两个男孩，长大做什么？总不能像母亲种地，更不可能做我这种代课教师。我知道，代课是不容易的，没有知识底蕴，做不好一个能够天马行空的“处处代”、“随意代”的教书匠。上大学、去部队，一要讲“清白”，二要讲关系。更是空想。

我和爱人两个人，想过来想过去，觉得两个孩子只有学手艺的命。按农村社会最常见的需要，两个娃，一个瓦匠、一个木匠，成年后的职业分配，基本完毕。

只是，在几个月后，这个想法终于能够“破戒”。农村孩子也能考大学，两人才想到，应该好好给孩子读书，而且应该利用我的帮助，督促他们读好书。

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事情的发展，在冥冥中都有一种神奇力量来推动。首先，还是要感谢那位和我们没有任何三亲六戚关系的医生的检查诊断，有几次，没有她亲自写的签上名字的证明，妇女主任们根本不会让我们轻松过关。就是孩子能生下来，生产队的粮油也得不到分配。

其次，也要感谢我爱人的坚持执着。如果她一心不想要，完全可以去上级的医院再诊断，再想办法。此外，还碰上了那时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始阶段。如果再推迟两年，绝对不会有再有二孩生下的空间。

我们姐弟几个就和我和姐姐有两个孩子，到老，都在念叨两个孩子的好。这种感觉，只有身边需要人照顾的老人才会深刻体会到。在科学养老系统、医疗系统没有完成前，在老龄化提前来到的今天。老人们一生操劳，多子女必定优于独生子女或丁克父母。

第三件大喜事，我实现了做梦盼望的凭自己真才实学选拔的高考。

现在对所有高中生所面临的再平常不过的高考，在那个年代，要能实现，非常的不容易。77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绝不是一夜之间冒出。

应了伟大领袖诗词中所说的“多少事，从来急”。8月4日到8月8日，邓小平组织召开了科学教育工作的座谈会。在会上，多年实施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遭到不少与会者的批评。

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邓公当机立断，拍板考虑恢复考试，让高中生直接上大学。

8月13日，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漫长的44天讨论，终于形成共识：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以及应届毕业生等，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上大学。录取的原则采取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10月5日，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获得通过。10月21日，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废止了11年的高校招生制度正式恢复，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放在当年的12月进行。

对千万的知识青年来说，那年的中国，没有冬天。我和570万考生一起，用渴望驱散寒冬，亲自见证、亲历参加建国后唯一的冬季高考。

8月中旬，在武汉高校工作的姐姐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就那里传递给我。同时，我参加暑期的教师业务培训，此消息也从我在教师进修学校的老班主任那里得到证实。

在包括自己爱人、自己老师在内的所有人鼓励下，我利用培训班十天的时间，把高中学习的数理化知识一一整理捡回。

回到家，晚上，等爱人孩子她们都睡着，为了躲避蚊虫，我躲在蚊帐里面，利用外面的灯光，加紧进行高考复习。

其实，我高中各科基础比较好，那几年又一直在代高中的数学课。所以，报理科，只讲分数，我有绝对的优势。

复习时间过剩，我在进修校已经做了老师的初中同学还要我学习一些简单的微积分知识，以便应付可能的数学加分题。最后证明，这一招，在后来的高考中，这种短期缩成的功夫没有白费。

12月27日，28日两天，是江苏省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时间。南通县的选拔，大龄生和小龄生不在一个学校。应届生、年轻人安排在我母校县中和金沙中学，我们这些30岁上下的老家伙都在县实验小学应试。

小学生用的凳子、台子矮而小，坐着，我们高个子的成年人很是别扭。记得最清楚是江苏省的当年的作文题，就一个题目，“苦战”。

题目出自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叶帅写的著名的诗，原诗为: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看到该题目，我马上想起我们这些老知青怎样干农活，贫下中农怎样在低效率生产力条件下战天斗地。

我做过代课教师，知道上一节好课的艰难，就根据自身经验，从老教师如何备课，用主席的哲学思想攻克难关为主线，歌颂了我见到的为党的教育事业献身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形象。

写完，还看了一遍。自己觉得生动切题，很满意。自己不知道，那篇文中所写的老师也成了自己一辈子干教育的榜样，一辈子苦战，一辈子克服险阻过关。

六、与子偕老

两个月后，全国高考大军中27万考生，接到了当年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录取比例是破天荒的21：1。而我，非常荣幸地成为录取大军中的一位。

第二年的春天，我告别了乡亲朋友和家人，如愿以偿的走进梦寐以求的高校殿堂，为抢夺丢失了的十几年的青春，

开始了如饥似渴地长达四年的学习。

同期，我爱人带着两个孩子，还在我的插队地和八队的乡亲战天斗地。没有太多的收入，在我和爱人家两家亲人的帮助下，渡过那最最艰难的岁月。

我的人生，也从此也走上了顺畅路、开心路、幸福路。

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一个觉醒、理想、纯粹、向上的年代，一个建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色彩斑斓的好年代。

上学过程中我经历的事也是"好"字连连：我的爸、我的大哥，先后平反昭雪；我在学校第一批加入组织，我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地区师范，一年半后又顺利调回县城，我爱人孩子的户口也在同期被“农转非”在县城落户。

凭县城原住知青家属照顾政策，也依靠了朋友的帮助，我爱人很快地找到了适合她的工作。

本来计划给他们长大分别作瓦匠木匠的两个孩子，也在县城最好的小学和中学学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如愿升入高校学习。

孩子们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国外、在国内有了安稳的、理想的、适合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且都有了家庭、有了下一代。

现在，我和老伴功成业满，靠着比较丰裕的退休工资，过着幸福的无忧无虑的晚年。

姐姐在去年生病时，她曾和我闲谈说，“你们三个弟弟，是不是事先说好，都找了当地的农村姑娘？”

听了她的话，我脑中马上想到不知那个名人说过的一句话：“所有的偶然的集合都酝酿着一种必然。”

我们都是亲历下乡运动，都是身在其中的人，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婚姻，就是我们那代人、那群人的共同宿命。

咀嚼我们婚后的经历，感慨良多。盘旋在大脑中就是一连串的“如果”：

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如果没有风卷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如果没有自己那年那种“破罐子破摔”的冲动，如果我不是这么大的大年龄下乡，如果我没有去片上的公益校代课，如果我没有和姜老师、陈老师他们在一起的晚上闲谈。。。。。。

如果没有其中的任何一项，姻缘老人压根不会把红带把我和我的爱人牵在一起。

此时，我突然想到了多少年前看过的电影《牧马人》中的许灵均和李秀芝。她们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在郭骠子等好心人的撮合下，走进了婚姻殿堂。

我们的婚姻和电影的主人公有点儿相似。

和电影中一样，我们两人差距也是巨大的：原生家庭、成长的社会环境、后天的文化基础、各种思想观念等等。

和电影中相似，我们两人又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双方都认为遇到的对方是世上的好人。

对我来讲，更要感谢我爱人几十年的付出。

首先，农村人的勤劳、能干、吃苦，在我爱人身上一点都不少。

我常常会想到我上大学四年中她生活的画面点滴。

画面一：地里放工，我爱人从队里上工期间专门带小孩的“托儿所”农户家中走出。她一只手搀着大儿子，一只手叉着，用肩膀杠着老家的木澡盆，盆上躺着襁褓中的小儿子。路上恰逢大雨，她一不小心，脚一滑，澡盆倾翻，小孩一骨碌滚到了路边。

画面二：队里实行包干制，开始分工到组。小组内男劳力少，我爱人和男劳力一样，一样挑粪担肥，在田野上吃力狂奔。我知道，队里的田地离我们居住地远，从社场到最远的“方甲甲”，起码学校400米跑道四个圈。当年，我就是这种长担吓退，再也不敢跟着男劳力混工分。

画面三：为改变知青小屋狭小低矮状况，那几年，我们准备在原址重新翻盖三间新房。一天，给我家运砖瓦的船来到生产队，我爱人一边安排请队里社员帮助卸砖瓦，一边按习俗煮饭菜招待远道而来的运输工，工人们看到我爱人忙东忙西，身边还带着两个孩子。他们看不过去，打招呼说，“大嫂，别忙乎，盛饭什么还是我们自己动手吧。”

回城以后，我爱人知道我在学校工作繁忙，哪怕她在厂子里的工作是三班倒，家中的买、汰、烧和保洁打扫，还是以她为主力军。可能是乡村反复试挑压肩，我40岁就落下腰疼的毛病。知道这，每次，计划经济时的装满粮食的袋，生活改善后充满煤气的桶都是爱人一个人从底楼肩到我们住的顶楼。

明事理，是我爱人的另一个特征，也是她们那一代有部分乡村人的特别好客的共性，只是，在她身上表现格外明显。

到老，我们两人有时还在比，比那个对人真的好。比的结果，还是我输。正如她自己说，比起其他人，我对人好。但是，比起她，还有较大距离。

这些，也都是有例证的。主要表现在，她对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尽足了做儿女的责任。

从我岳父去世起，在她的带头之下，我岳母从50几岁到92岁的一切开支都是姐妹兄弟几个承担，人人孝敬，个个体贴，她老人家过了半辈子无忧无虑的的吃用不愁的幸福生活。在岳母不能独立生活的五年里，老人家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医院，姐妹兄弟几个轮流扶持。在多年的病中，没有挨一顿饿，没有睡过一天“尿屎被”。到殡葬结束，所有姐妹弟兄几个没有一句多余的“乌苏”话、相互埋怨的话。

无论是在缺吃少穿的过去，还是在物欲横流的现今，在乡村、在城镇、乃至在大都市，她们在给老人送终问题上对父母的孝心和姐妹间的友情，都表现得极为罕见。

她对自己父母好，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好，更重要是对我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子女好，对我的同学，对我的学生也是同样的好。

前年，在我姐姐去世前的一年，为满足我姐姐的心愿，我和爱人陪伴她，一起在三亚渡过最后几年中最快乐的时光。在我姐姐临终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刻，我爱人和我马上去那里，一呆就是靠二十天，以代表我们弟兄几个送我姐最后一程的心意。我姐姐临终和我说的最由衷、最难忘的话就是：“四弟，我们弟兄姐妹几个，你最幸福！”

在我在老县中期间，她不仅把我们生产队生产大队里在那里的小孩当做自己子女弟妹一样关心，对我班上需要帮助的学生，也能在生活给他们帮助。比如，请看“榜”的孩子吃饭，让有传染病的孩子在家养病休息，给孩子特别的隔离护理，连续照顾做饭烧菜十天一个星期都有所不惜。

使我更感动的是，我爱人总是支持我的工作，支持我按实际情况教育子女的举动，支持我多少年为事业为家庭做的所有重要决定。

她的善良、大度和理性，多少年来，一直化解、纠正着许多亲戚朋友用有色眼镜看待出身于贫苦乡村妇女的一些偏见。

我记起，原来和我在一个办公室，有个同事，她也是77届大学生，学的是化学。是那年高考的应届小龄生。她和有体会地和我们说：“不要相信电影，不要相信小说。”“哪有什么刻骨铭心的爱情？结婚，就是找对一个人，好好一起过日子。”

对她的话，我深以为然。我和爱人婚前，那有什么恋情？哪有共同理想？可是，在一起，经历了共同生活的苦难，经过一起奋斗后的幸福，所有的恋情、爱情、友情以及亲情一下子汇合到一起。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那代人的婚姻是怎样子的？说到底，就是双方有了离不开的、对自己最好关心最多的亲人。就是在双方都在不确定的沉浮命运之中，抱头取暖，各自给对方一个确定了的家。

因为这几天在大学校友活动中遇到老同学，他是我在七八年春天，乘长江客轮到南师报到时认识的第一位大学同窗。

两人兴奋地谈着，我才首先知道他的命运比我更凄惨。

遗腹子，12岁母亲病逝，叔叔培养，刻苦学习上高三，运动使大学梦断，回生产队劳作兼做做会计，在乡村成家，像我一样，培养子女上学成家。退休后，老夫妇继续培养孙辈，将她们个个送进大学。

和我共同感谢的是，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命中巧遇伟大的历史转折，登上最后一班高考直通车。

和我共同欣喜的是，在那些年能够有幸在有生之年，能够在我们喜欢的大学数理学海中畅游，而后成为对社会能做出更有贡献的人。

听后感叹。原来，我们在与命运抗争的路上，我同学，我们那一代“知青"都在顽强地前行。人生长途中，总有光亮照耀我们，我们需要向一切不气馁的人们学习。

最近几天，学校来了通知，9月8日组织我们参观养老院，自愿报名。犹豫一阵子，决定，还是，还是报上身份证号去那里看看。

看看，想想，希望对二人世界的未来，有更多合适的选择。我们，辛苦了多少年，能够苦尽甜来、时来运转，又幸福了多少年。今后，我们这代人、这群人，也还要面对命运的现实，面对我们生命中越来越严峻的晚年。

转眼，我和爱人都是过七五线走过四分之三世纪的老人。一辈子其实不长，我们终将老去。惟愿这一生，和爱人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本文共两篇，该篇是第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