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书（三）

请叫我闰土

翻过山梁，走过羊肠小道，杂草丛生。我们要去新窑洞贴春联，他们习惯称之为新窑，其实自打我出生，它就已住人，至今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尽管多年未走，但仍能依稀忆起小时候走过无数遍的路。与其说是能看见，不如说是能记得，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当年小路今犹在，不见来时小儿郎”。翻过山，抵达新窑，映入眼帘的是爷爷为他的三个儿子箍的窑，不禁让人想到“残门锈锁久不开，灰砖小径覆干苔，无名枯草侵满院，一股心酸入喉来”。爷爷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几乎将一生的精力和财力都倾注在了为儿子们箍几孔新窑洞上。窑洞，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与象征，也是在村里有地位、有话语权、走在人前的一种象征。爷爷自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穷尽一生箍好了五孔窑洞。或许是太过劳累，爷爷未曾享过一天福便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爷爷一辈子未曾去过太远的地方，也未曾见识过这世界的模样，他一辈子就围绕着自己的小村庄打转。他没有宏大的抱负，也未曾思考过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倾尽一生为子女付出，虽未让子女大富大贵，但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予孩子们亲情和温暖，以及他认为最好的物质。

爷爷代表了千千万万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农民，他们善良、纯洁、憨厚、勤奋、务实、肯干。而作为 90 后的我们，农民的后代，又继承了多少呢？

记得父亲说过：“他们一到十五六岁，甚至更早，就会离开课堂回到家里。家里的大人会专门打造一把‘老撅’（当然体积会比大人的小很多），就如同现在城里人给孩子举办成人礼一样。接过老撅，家里便能多一个劳动力，可以挣工分了。”在那个年代，时常能听见称赞谁小子“苦真寸”，能吃苦就是一个好受苦人。我小时候因学习成绩不佳，常被大人们调侃：“别念书了，回家戳牛屁股吧。”在那个年代，陕北人还是比较重劳动轻文化的。

贴完春联，我们没有原路返回，而是选择走大路。在回去的路上，路过别人家时，发现所有的房子都进行了翻修，就连自我记事起就不住人的，如今也都焕然一新。方方正正的围墙、朱红色的大门、锃光瓦亮的瓷砖，俨然一派新式窑洞富丽堂皇的景象，这皆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改革开放让 70 - 80 年代出生的人，也就是我的父辈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接过农业劳动的接力棒，继续务农，也可以到城市里寻觅新的机遇，改变自身命运，为子女争取一个能和城里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机会。怀着这样的想法，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既是农民，也是打工者，社会因此赋予了他们一个新称呼——“农民工”。农民工，一个处于社会底层、边缘的代名词。他们从事的工作大多卑微、贫贱，甚至是最危险的。在外背井离乡的他们，多数人并未找到传说中的“奶与蜜”，而是在城市的边缘挣扎、辗转，被歧视、被遗忘，身陷困境。他们承受着这个时代赋予的最重的担子。我们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年能拥有这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农民工凭借一双勤劳的双手“一砖一瓦”砌出、创造出来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功不可没。

时代在变，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箍几孔窑洞，而是在县城甚至省城为子女购置一套楼房。如今，楼房成了婚姻的标配，似乎谁家能买得起楼房，谁家儿女就可能拥有理想婚姻的基础。当然，这也成了许多农村家庭遥不可及的梦。没有房子就结不了婚，这也是当下社会的一个弊病。从窑洞到楼房，这亦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