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一）</p><p class="ql-block"> 何谓新丰厂?</p><p class="ql-block"> 新丰厂在1946年2月称为“上海新丰第一织布厂”；1951年7月称为“上海公私合营新丰第一织布厂”；1956年7月称为“上海公私合营新丰染织厂”；1965年3月称为“上海公私合营新丰布厂”；1966年10月称为“上海色织二十四厂”；1980年5月改名为“上海色织整理二厂”；1987年8月称为“上海新联印染整理厂”。</p><p class="ql-block"> 该厂的地理位置在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仙霞路口的东北面。该厂在九十年代中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数憧拔地而起的二十多层的商品房。原来狭窄的沥青马路,如今已被车水马龙的四车道取而代之。每当我走过挂着古北路551门牌号的“虹桥华庭小区”,仿佛又来到了新丰厂……</p><p class="ql-block"> 在八十年代初,上海色织二十四厂织布车间里那一排排织布机的“咔嚓、咔嚓……”织布声依旧响个不停。车间里纺织女工们头戴着蓝白相间的帽子,系着白衣兜在织布机两旁来回走动,聚精会神地检查织布质量的身影；那织布机在转动发热时散发出的特有的油香飘然扑鼻……</p><p class="ql-block"> “阿珍哎,我去吃饭了,你帮我照看一下布机,待会儿‘憨三大’来了,你让他送盘头过来”,“晓得啦,你去吧……”</p><p class="ql-block"> 什么是织布机盘头？因为布是由纬线和经线交织制成的,经线主要就是缠绕在盘头上,不断地释放出来,纬线通过梭子来回穿梭就织成布了。</p><p class="ql-block"> “憨三大”,是织布车间里的一个老推盘工,他在上海解放前就在新丰厂工作了。他身材不高,圆圆的脸颊,黑白相间的短发,微微的背驼,不管早班、中班还是上夜班,基本上是咸菜肉丝汤加四两饭,挡车女工们见了经常会接济些饭菜票。而“憨三大”只会微微一笑,以示谢意。据说在80年代初,“憨三大”就已经节约成了万元户了！</p><p class="ql-block">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我1961年六岁起就在新丰厂里走进走出,并对新丰厂存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p><p class="ql-block"> 1979年2月,我顶替父亲进厂工作了10年。1991年,由于当时纺织行业不景气,生产销售走下坡路,无奈之下调离了己改名的上海新联印染整理厂,去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如今我己退休七年了,但小时候在新丰厂里的经历却依然历历在目,有时象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p> <p class="ql-block"> （二）</p><p class="ql-block"> 1961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后一年,那年我六岁。我父亲杜福宝在1946年经人介绍进新丰厂做了上手机匠；1949年上海解放后当选为首届厂工会委员；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提升为总务副科长,兼机动保全科副科长；1957年调进供销科工作,主要负责织布机械维修配件的采购等。母亲杨金凤是织布车间挡车女工,1963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去崇明参加垦荒,后因诱发风湿性心脏病而提前退休。1958年初夏,根据父母亲要领养一个儿子的意愿,外公杨银富,外婆杜六妹将出生在江阴青阳峭岐镇陆家村陆锡宝家的第四个儿子的我领养,并在江阴青阳镇小学老师杨伟的见证下,与生父陆锡宝交换了“过房帖”。帖中明确了领养人的责任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永为杜姓之子”……</p><p class="ql-block"> 1958年年未,我这个3岁的“乡巴佬”牢牢地拉着养父杜福宝的上衣角,第一次乘上了去无锡的汽车,然后乘5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大上海,走进了陌生的新家,穿上了养母精心缝制的一件蓝底小花的棉袄,在上海过了第一个春节。我第一次见识了养父亲母是怎么做年夜饭的,什么鸡、鸭、鱼、红烧肉、年糕、圆子香喷喷的,让我闻了、见了口水直流。从此,我这个穷小子开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开春后,我因为穿上了养父买的一件淡灰色的时髦夹克衫,而被邻居戏称为“小开”……</p><p class="ql-block"> 由于养父白天忙于工作,养母身体又不太好,白天没时间照顾我,或是让我回到由江阴南闸杨家村,由外婆外公带养；或是把我放在厂的托儿所里。那时的托儿所位于新丰厂最南面的生活用房内,最东面则是与娄山中学相邻的厂办公用房和医务室。厂办公用房和医务室是西式洋房设计,红砖木门、木地板,十分美观。医务室门前一条小路稍弯曲,由东向西延伸至织布车间。春天的时候路边鲜花锦簇,很有曲径通幽之感。由于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去医务室打针倒是熟门熟路了,而医务室的乐雅珍医生也非常的和蔼可亲。</p><p class="ql-block"> “小鬼,你又来了?”乐医生和我打了个招呼。</p><p class="ql-block"> “阿姨,我能不打针吗？”我问道。</p><p class="ql-block"> “唉,今天打了针,就以后少打针了，懂不懂啊？”,乐医生笑着说道。</p><p class="ql-block"> 我想了想,乐医生说得对。于是我伸出了胳膊,这时一个叫方满珍的女工走了过来,亮着大嗓门说道：“哎哟!……这是杜福宝的儿子啊？男孩子打针一定要勇敢啊？”,“嗯……”。于是我成了厂医务室的常客,也认识了乐医生的女儿史小平、张小弟的儿子张雪龙等与我同龄的孩子……</p> <p class="ql-block"> （三）</p><p class="ql-block"> 坐落在上海市郊分界处古北路上的新丰厂,解放前是沪西地区规模一爿较大的纺织厂,在厂工作的挡车女工们也大多居住在周家桥、大金更、三角场及东止中山西路,南止虹桥路,西止哈密路,北止古北路苏州河一带的居民区或杂居地,她们大多是四十多岁,在四十年代分别来自于苏北、江苏,属于第一代上海移民。上海解放前她们多数是投亲靠友来到上海“讨生活”,也有一部分人是借了房子在上海打工,就象当今外地的能工巧匠来上海打工一样。上海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落实了上海户藉之后才有了居有定所,我养父母就属于后者……</p><p class="ql-block"> 新丰厂无伦白天还是夜里,织布机如同历史的车轮“咔嚓、咔嚓”隆隆地响着……</p><p class="ql-block"> 新丰厂古北路上的厂大门坐东朝西开,马路两侧长着杂乱无章的榆树。西北方向是上海闻名的“永安公墓”,里面有蒋介石的伯母墓和“江亚轮事件”遇难者遗骨墓。厂大门对面是几间草瓦民宅,西北面是一片庄稼地,有一条便道向西通向农民与居民混居的大金更民宅区。我家就借住在大金更的西南面,并与厂里的沈士荣、沈和尚、周金宝、程加坤等父亲的同事隔一条两米宽的台阶路前后为邻。</p><p class="ql-block"> 夜晚,古北路上人烟稀少,马路两旁的路灯也稀稀拉拉没几个,许多纺织女工都会相约一起上下班。对了,厂门口的马路斜对面还有一坟墓,一直让女工们担惊受怕……</p><p class="ql-block"> 那时我年龄虽然小,但对织布车间十分好奇。有一次,我路过织布车间,用小手推开蓝色的棉布门帘,这时织布机咔嚓、咔嚓的噪声一下子扎进了我的耳朵,吓得我连忙逃走了。还有一次,父亲带我路过织布车间,这时的织布车间静静悄悄的,一女工见了我父亲就说“杜师傅啊,你儿子蛮好玩的么”。父亲笑了笑问道“今天做保全啊？快,快叫阿姨”,“阿姨……”。在我的印象中,纺织挡车女工十分勤劳和纯朴,她们每班8小时工作,做到人吃饭机不停,每天巡车就相当于走40多公里的路,她们团结互助,还练就了一副大嗓门。还有那些保全工,推盘工等都热爱自己的工作,默默地为新丰厂的发展做着平凡的贡献……</p> <p class="ql-block"> （四）</p><p class="ql-block"> 其实啊,新丰厂还有着一段难以忘却红色历史呢！解放前的新丰棉纺织厂是一爿私营厂,老板姓舒,无锡人,他个子矮胖,戴一副金丝眼镜,后梳包头发型,待人比效和气,他在厂的规划营运方面是很有一套的。</p><p class="ql-block"> 从现在的眼光看,当时厂区的布局设计很有章法,办公楼、医务室、织布车间、生活区的布局十分的有条理。特别是红砖西式小洋房的设计风格可称精典之作。据父亲讲,当时新丰厂开办时只有100多台织布机,上海解放后实行了公私合营,国有资产注入后,才逐步发展到了300多台织布机,舒老板还当了公私合营时期厂的老板。由于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纺织工业的中心,且在上海蓬勃地发展着,一时苏州河南北两岸印染厂、织布厂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而我这个小不点儿,经常在厂里转来转去,认识了和蔼可亲的唐正坤（中共地下党干部）；戴一副眼镜,头势光亮的封雪良（同事封大俊的父亲）；苏州口音很重的沈元寿；喜欢逗我玩的方满珍；身材高大的吴思义；口才特好的朱定杰……。另外,还认识了王延安的外公,喜欢给我讲故事的须见明（中共地下党员）。因此说,我的童年生活与新丰厂联系十分密切,并在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自己成年之后,有时梦里也会偶有一些在厂区玩耍的片段出现。那么新丰厂有哪段红色历史呢？那就是新丰厂在解放前是沪西地区中共地下斗争的一个中心,后来长宁区在编辑的党史时称新丰厂是——沪西地区地下斗争的一支火花！……</p> <p class="ql-block"> （五）</p><p class="ql-block"> 1947年的上海,无伦是白天还是黑夜,警车声长呜刺耳,日薄西山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一方面依然在盘算着怎么负隅顽抗,以阻止解放军攻战上海。另一方面他们真的象电影《战上海》所描述的一样,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对付中共地下党组织。这时,在沪西地区有一个地下党组织暗中与国民党特务进行着殊死的较量,他们的活动范围在北新泾、周家桥、三角场、天山新村一带，而新丰厂则是活动的领导中心。为了迎接上海解放,新丰厂的地下党同志在党支部书记万憶琴的带领下,开展了护厂斗争,开展了与“工福会”（黄色工会）无故开除杜福宝的斗争。1947年11月某日早上,党支部书记万憶琴上班时不慎将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误作“工摺”投入门房间的箱子里,书中还夹有重要文件,而门房间其中一人是“工福会”成员,如果这书被他拿走报了案,那可能新丰厂的地下党组织会遭到破坏,10多名地下党员将会人头落地。可巧的是我父亲悠闲走过，看见了箱子里有本书,就向门卫徐国佐提出借了看看。</p><p class="ql-block"> 父亲问徐国佐“这本书是谁的?”</p><p class="ql-block"> “我也不知是谁当工摺投入”。</p><p class="ql-block"> 于是我父亲借走了这本书。</p><p class="ql-block"> 这时的万憶琴心急火燎,她最后查到是被我父亲拿走了。一日,万憶琴书记在布机间机工休息处找到了正在看书的杜福宝。</p><p class="ql-block"> “杜师傅啊,门房间徐国佐说是你借了一本书?”</p><p class="ql-block"> “是，是啊”父亲回答道。</p><p class="ql-block"> “能还给我吗?”</p><p class="ql-block"> “当然可以,给你”……</p><p class="ql-block"> 于是,从这天起,我父亲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认识了须见明、唐正坤等地下党同志。从此,我父亲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在万憶琴、须见明等同志引导下,思想觉悟逐步有了提高,并在1948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也就在上个月的1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上海电力公司（今杨浦发电厂,当时该厂维系着全上海的电力供应）年仅24岁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孝和杀害。1949年5月27日,上海周围的枪炮声停了下来,上海解放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外滩的大楼上飘落了下来。清晨,外滩福州路一带两侧地上到处躺着休息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新丰厂也回到了人民手中,劳苦工人开始做主人了。这时新丰厂的织布机仍然咔嚓咔嚓地响着,但此时厂里的中共党员同志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工作重点转向了织好每一寸布,支援解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防止敌特进行破坏活动。应该说,新丰厂的10多名党员,在万憶琴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带领广大工人保证了新丰厂生产的正常运行……</p><p class="ql-block"> 万憶琴,女,身材不高,梳着“刘胡兰式”的短发,大大的眼晴,十分精神,人长得也很秀美。正是由于她扎根于工人之中,认真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工作要求,使得沪西地下斗争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而被誉称为“中共沪西地下斗争的一支火花”。</p><p class="ql-block"> 由于那时我父亲思想比较落后,有时工作上也闹闹情绪,万憶琴书记故而经常与我父亲开展谈心活动。而我母亲知道后一度误会父亲在另有所想。一次，父亲很晚才回家,我母亲一怒之下把碗摔了一地。父亲只能严守组织纪律,以打哈哈过关。象这样的情况也从父亲口中得知发生了多次,有一次母亲还一怒之下回到了江阴……</p><p class="ql-block"> 我还从同事王延安的外公须见明口中得知,那时从事下工作随时有被捕杀头的危险。有一次地下党同志在天山新村一带接头,以狗尾巴草为接头暗号……。虽然这些事情己过去很多年了,但对我来说是千万不能忘记的……</p> <p class="ql-block"> （六）</p><p class="ql-block"> 从上海解放到1965年的十六年中,新丰厂也同全国一样经历了支援抗美援朝、反贪污反浪费和四清运动。有趣的是,在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中,我父亲把帮助厂支部书记曹化艺修理家用电风扇,用厂里的介绍信去北新泾买漆包线的事也给反省了出来,因为那时每一个共产党员干部都必须经常进行自我反省。时间到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时我11岁,在古北路大金更民办小学读二年级……</p><p class="ql-block"> 一日上午,新丰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古北路事件”,厂里的赤卫队与造反派在古北路发生了武斗。那时新丰厂处于停产状态,我亲眼所见一群造反派队员强行翻厂大门进厂。那么为什么造反派要翻大门进入,这是因为大门的钥匙在我同事王延安妈妈的手里,他的妈妈参加了赤卫队,执行着保卫厂的任务,并带着钥匙去常州老家了……</p><p class="ql-block"> 在之后的一个多月中,厂区里墙壁上一下子贴出了许多红红绿绿的大字报,什么“打倒”啊,什么“炮轰”啊……</p><p class="ql-block"> 怎么会这样啊？到了年底,我感到家里的气氛好象也不对了,刚从胸科医院出院回家的父亲让厂里人给叫走了……</p><p class="ql-block"> 一个夜深人静的午夜,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里。</p><p class="ql-block"> “老杜,发生了什么事?”母亲急切地问。</p><p class="ql-block"> “唉……”父亲不吱声。</p><p class="ql-block"> 母亲接着说道“我把饭菜替你热一下吧”。</p><p class="ql-block"> “我吃不下啊……”。</p><p class="ql-block"> 没过几天,我家周围一些邻居在背后对母亲指指点点说：“姓杜的平时看上去很和气,原来是个暗藏的反革命特务分子！”,“杜家那个小孩是一个十足的狗崽子!”（其实我是个标准的红孩子）。当我得知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时,心里十分的难过……</p><p class="ql-block"> 一日,父亲拿着一张自己写好内容的纸,没好气地对我说“去去,把上面的内容用毛笔抄一下,贴在屋外门口”。我接过纸一看,上面写着“认罪书,我叫杜福宝,江阴人,我参加过汪伪和平军……”。我写好后贴在了大门口,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而邻居们一面看着大字报,一面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p> <p class="ql-block"> （七）</p><p class="ql-block"> 1968年初,我那大我12岁的姐姐要结婚了（这个姐姐是母亲的姐姐所生,由于那时江阴是日伪时间,阿姨杨金娣在日本人开的纱厂做工,为了不停生意,阿姨怀孕后用白布条绑着肚子,生完小孩后马上上班。此时,母亲伸出了援手,认养姐姐为自己的女儿）。一日,姐姐（她参加了嘉定永嘉纱厂的赤卫队）对母亲说道：“妈，你应该要与爸爸离婚,划清阶级界线……”,“你再说一遍？”,接下来“啪”的一声,母亲狠狠地给了我姐姐一个耳光。这个姐姐可是母亲一碗碗米汤喂大的啊!后来,母亲至1976年8月22日去世,没有进过姐姐的家门。</p><p class="ql-block"> 1968年的春节,父母亲过得战战兢兢的。我则在母亲的特许下,代表全家去嘉定城中参加了姐姐的婚礼,而这个婚礼再也简单不过了,那就是我去姐姐婆家与姐夫面上的亲戚吃了一顿晚饭算玩事,然后在姐夫工作单位（嘉定邮电局）的办公室搭了简易床住了一晚。晚上屋外高音喇叭的喊叫声吵得我睡不着……</p><p class="ql-block">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要以实际行动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早上,我就乘公交“北嘉线”返回上海的家中……</p><p class="ql-block"> 一日,新丰厂造反派某负责人找我父亲谈话,说是将父亲原来每月120元工资降为只发30元一月的生活费。接下来新丰厂一会儿批斗厂党支部书记曹化艺,一会儿再批斗供销科副科长杜福宝,然后再过几个月又揪出个周金宝来……。这时新丰厂里挂出了这样的宣传标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曹化艺！打倒历史反革命特务分子杜福宝！厂区织布车间外墙的大字报、漫画贴得厚厚的,红红绿绿的传单象狗皮膏药在厂区内外到处贴……</p><p class="ql-block"> 又一日深夜,我躺在里屋的床上,外屋的电灯亮着,母亲在盼着父亲回家。只听见家里一只老式的西洋座钟“当、当、当”的敲了十下,我只听到大门“吱”的一声,父亲回来了……</p><p class="ql-block"> “回来啦？”这是母亲的声音。</p><p class="ql-block"> “我给你热热饭”还是母亲的声音。</p><p class="ql-block"> “想想做人真的很苦,真想死掉算了”这是父亲的声音。</p><p class="ql-block"> “好啊,一死百了,你想想看,我怎么办？里屋的儿子怎么办？”这是母亲坚定的回应！ 这时我有点懂父亲所说的死是怎么一回事了。</p><p class="ql-block"> “你要为我,为这个家挺住！一个人不能白死,让人家看笑话!”。母亲坚强的声音直冲我的耳帘,我连忙用被子把头蒙起来,然后又想起自己在学校里被同学蔑骂,被某老师鄙视,有一个同学还把“特务的儿子”的纸条贴在我的后背上,想到这里我心里更是万分的难过。“呜……”我躲在被子里哭了……。后来,我在读小学期间与好几个骂我的同学打了架,又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1972年学校拟送我去浙江美校读书（我在学校画画当属第一名）；毕业前1973年一次空军招义务兵都黄了,这时的我多么想有一个老革命的父亲啊!……</p> <p class="ql-block"> （八）</p><p class="ql-block"> 于是,在1968年到1974年的六年中,父亲咬着牙挺着,母亲也咬着牙挺着,我也挺着。1974年5月4日,父亲还送我去上海县诸翟公社杨家巷大队庄家泾生产队插队落户,从这天起我就成为了一个新农民了……</p><p class="ql-block"> 从1974年6月起,新丰厂的文革火焰逐渐小了下来,厂里的生产也逐步恢复了正常。一日上午,家里来了两个人,象是代表厂里与父亲谈话。“老杜啊,你的问题己经查清楚了,没有被人所揭发的大问题,希望你也理解党组织。还有,上海解放前你为地下党做了不少工作,党组织也是给予肯定的。另外,原来扣发的工资下月一并补发,厂里决定恢复你供销科副科长职务,也希望你继续为色织二十四厂今后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是我听到的天大的喜讯!“谢谢厂领导,补发的工资作为我的党费交了吧”这是我父亲的声音……</p><p class="ql-block"> 当母亲听到了这个喜讯后顿的热泪盈眶,天亮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可是,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喉癌。由于父亲被解放后卯足了劲为色织布整理生产线开通做着大量的准备工作,加上我刚毕业插队下乡,母亲基本上是自己照顾自己。1975年的下半年,我请假半年回家照顾己切除喉结不能说话的母亲。一日,已感时日不多的母亲双眼含着泪,紧紧地拉住我的双手,用气声、用手比划着说：“儿啊,你的良心真好,我最大的心愿是给你娶妻完姻,可这件事我做不成了……”。听完母亲的这一句话,我心口痛痛的,同时感悟到我此生有幸遇到了一位慈祥而伟大的母亲！1976年8月22日晚,卧床一个多月的母亲进入昏迷状态。10时22分,母亲在我和外婆的陪伴下慢慢的闭上了眼睛,只见母亲的眼角向这个世界流出了辞别的泪水,这时母亲才52岁啊！……</p><p class="ql-block"> “妈妈,妈！……”</p><p class="ql-block"> “老二！老二！我那苦命的老二啊!……”这是外婆的哭声。 这时,父亲还在厂里加班呢……</p><p class="ql-block">（插图为父亲制作的劳动工具）</p> <p class="ql-block"> （九）</p><p class="ql-block"> 母亲走了,走的是那么的痛苦,而这时的我只有21岁,正在农村插队落户,没有了母亲,我心里则是空落落的,但生活还得继续啊！……</p><p class="ql-block"> 从1976年到1978年的两年中,色织二十四厂象一个黄花大闺女几天就变个样。厂区东面建筑工地的地基打好了,几天后一根根的水泥柱马上竖了起来,再过几个月开始安装设备了,这里就是色织整理一车间的出生地。到了1980年,这时的厂名又改为色织整理二厂,而布机车间则悄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p><p class="ql-block"> 一个没有母亲的家,一个没有了妻子的家,我与父亲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回到家,没有了母亲的嘘寒问暖,由于父亲上班忙,我偶尔从农村回家后还要自己买菜烧饭,就是在与父亲同桌吃饭时也没有了往日的欢乐。母亲在世时,每到深秋初冬总会将羊毛衫放在我的枕头边,让我早上起床时穿上……。而父亲回到家,家是那么的冷冷清清,还要自己买菜烧饭洗衣服。一度父亲想续弦（母亲去世时,父亲才58岁）,当时我与姐姐表示反对,后来不知何原因,父亲不再提续弦之事,而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p><p class="ql-block"> 父亲在文革中确实遭受了磨难。有一次父亲很认真地对我说,人生受到磨难就更应该懂得珍惜,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以后可要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千万不要把怨恨记在心上,因为恨别人,等同于恨自己,这又有什么用呢？这是父亲对我的尊尊教侮啊！让我特别不能忘记的是：文革中,许多父亲的同事、好友给予了我家很多无私的帮助。如我母亲的铁杆小姊妹沈巧官夫妇；又如唐正坤夫妇、张小弟夫妇等；还如父亲下放到车间做保全工时,得到了应莉娃等同事给予的关心和劝慰,这也使得父亲能在恶劣的环境下能够保持着信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母亲尽了一个妻子的责任,让父亲能有机会重见天日……</p> <p class="ql-block"> 我在上海色织整理二厂工作时出的黑板报,其中的内容也反映了当时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p> <p class="ql-block"> （十）</p><p class="ql-block"> 1979年1月我作为退休职工的家属顶赞父亲进了色织二十四厂工作。我上班的第一天领到的搪瓷饭碗和茶杯的工号是“1486”,此时我又见到了小时候熟悉的厂区小道。1982年春,己离休聘用三年的父亲终于离开了那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新丰厂,这厂里的一草一木,这厂三十五年的沧桑巨变父亲再也熟悉不过了。“咔嚓、咔嚓”的织布机己被两条色织后整理生产线所取代。烧毛机、氧漂机、丝光机、定型机、培烘机运转的隆隆声三班不歇,中长纤维仿毛整理及色织布等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国家。一大批年青有为的纺织专科毕业的大学生陆续分配进厂,进而成为色织整理厂后续发展的中坚力量。我父亲看着、听着、想着,“老杜师傅……”,“木土杜……”,“阿爸……”,女工们亲切的呼喊声时常在父亲的耳边响边。对了，我父亲还认了好几个“干女儿”呢！如,医务室的李琴芳；又如门房间庄丽华等。总之,人家一叫“阿爸”,父亲总会摸口袋表示表示。哈哈,父亲笑了,笑得是那么的甜美……。后来的父亲还成了乐观派,也很会生活,他80多岁还会经常骑着他喜爱的破自行车沿着中山路兜风,一面骑,一路看着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2004年3月父亲因病住进了徐汇区的虹梅地段医院。2007年5月某日,我感到父亲即将远行,我对父亲说：“感谢父亲养育我成人,您就是我的再生父亲！”。父亲则用浓浓的江阴话说道：“你没有让我失望”……</p><p class="ql-block"> 2007年6月23日下午4时，天忽然暗了下来,暗得白天屋内也要开灯,一场瓢泼大雨下了起来,雨声、雷声、闪电交织在一起,这雨足足下了10多分钟。晚上七点半,老父亲在虹梅地段医院用完晚餐后永远地睡去了,享年正好90岁。引领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丰厂首任党支部书记万憶琴专程参加了父亲的告别仪式,她含泪送别了这个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老战友……</p><p class="ql-block">（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