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百岁流年（四）

林萧

林萧（姬恒林）

　　由于没有查出父亲什么黑材料，加之父亲的认识态度也算诚恳，所以父亲在那个特殊的岁月并未遭到批斗或撤职。他性格温和从不与人争吵，很少抗争，更不会“整人”，而习惯于反思和检讨。69年一次夜间科里出了医疗事故，父亲作为主任和总值班深感自责。他在日记中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检讨。我看见他的日记本所写：10日夜间总值班日事故中吸取的教训，一位急诊患者在抢救过程中意外死亡的教训：

“1，千重要，万重要，一事当先，要先以白求恩医生的’两个极端’要求自己，（毛主席教导：“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要狠斗自己的私心，这是最重要的。2.抢救病人就是要分秒必争，不能有一点的懒字，不能有一点的贪图安逸，要提倡艰苦作战。”

　　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看病人，就没有发言权。4.必须加强责任心，加强阶级同情心，一心一意为病人着想。5. 放下官架子，先要相信下级医生是有一定水平，但对危重特殊病人，必须通过自己的五官详细检查病人，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能轻信或表态。6.对重症地方病人不能收容者可留观察室，有一定把握在路上，不会发生危险者才可转至地方。这个病人幸亏没有转走，如转走时牺牲在路上，岂非给解放军大丢了威信。为此，我主动向院长和政委作了检讨！一定要接受了这次教训，近两次总值班，我能详细的检查患者，即使不是我分内的事，我也干。

　 这年11月父亲随医院医疗队被派到清原县农村半年之久，支援农村医疗，送医送药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之前，母亲还教父亲学跳“忠字舞”。那一段母亲一人带着我和一哥俩姐。

父亲从农村回来以后脸被晒得很黑，母亲在给父亲洗衣服前都拣出了虱子。然后就把父亲军被先铺在地上进行消毒处理。父亲回到了家里，大家仍然欢乐一片。母亲周日还做了只有过年才有的炸麻花。那之后的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我和姐姐及院里的孩子们都涌上大街，围观总院大卡车上敲锣打鼓的庆祝活动，好像这卫星也是我们发射的。

　　那是我和院里的孩子们玩的比较疯的年代。在大院里藏猫猫，弹玻璃球，烤地瓜，扇啪叽，看电影，打球，总之，篮球场，人工湖，芦苇塘，俱乐部，锅炉房，煤堆，樱桃树下，草丛堆里，到处都会留下过我们撒野的身影。

　　当时学校平常也没什么作业，课余时间还要拣铁，拾粪，放假期间还曾有过下工厂劳动，当然假期还是有不少作业的。父亲平时很少陪我学习读书，只有在我们姐弟期末考试考好时做一次拿手的红烧肉。但他经常督促我“不要光顾着玩儿，抓紧时间先把作业完成，不管什么时候多读书总是有用的。不要听他们瞎说读书无用论！”记得一次放寒假的时候他指着书柜里的三大厚本书说：“你这个《十万个为什么》读过没有？”我摇头：“那不是给我哥和我姐买的吗？“那谁说你不能看啦？”“我怕我看不懂。”“不认识的字就查《新华字典》，慢慢的就懂了。”

1969年10月母亲带我和二姐去北京留影

　　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使父亲在家务方面基本上照顾不上，家庭负担更多的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在单位因家庭出身受到排挤心情不悦。69年末，院里让一批在院工作的老主任的妻子转业到地方，母亲也到了一家国营工厂医务所做医生。她情绪有些低落，但工作仍十分要强，加上她经常中午从工厂骑车回家给我们送在工厂热好的饭，马上再返回工厂，不辞辛苦，积劳成疾，腹部疼痛和干咳逐渐加重，却不愿看病。

70年父母带我回上海。

小时候经常我在院里的人工湖畔唱样板戏，发小原波拉二胡，但这一张原波是拍摄者。学拉二胡的是孙坚。

　　

1972年2月5日，母亲因肝病误诊失血不幸去世。母亲走那天，当我走进病房看见父亲在母亲病床旁边，两位医护人员正在对妈进行着抢救，我吓坏了，我惊恐地喊了一声“爸，妈怎么了？”爸一转身抱住我哽咽哭道：“你妈不行了！快看看她吧！” 我看着在被抢救者的母亲不敢靠前，哇地一下子哭了起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生命的终结。父亲搂着我，我的恐惧似乎在父亲的怀抱中能得到一点缓解。而父亲在不断地啜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哭。送母亲走那天，我怎么也不能想象一个生命中的至亲就一下没了，化成灰了。可我还活着，妈妈的灵魂会不会跑到我的身上？此后，有时夜晚睡觉的时候，父亲会突然在床头抽泣起来，我靠近他的身边，他就会搂着我的头发出呜咽之声。

从此，父亲在生活中既当爹又当妈，为我们支撑起一片天空。每年母亲忌日这一天，父亲都会带着我们坐着院里派的吉普车去殡仪馆骨灰寄存处祭奠母亲。每一次把母亲的骨灰拿出来，父亲总会搂着我，然后摘下眼镜抽泣起来。每当这时，姐姐和我也会悲从中来随之抱在一起哭泣。后来我能体会：父亲当时的拥抱也许是把我们子女当成他生命的支撑，如果没有了这个支撑，他可能很困难站起来了。他似乎并不是一个强硬的男人，但却是一个隐忍的男人，一个坚韧的父亲。一个能吞吐苦难的人。

1973年父亲被任命神经科第一主任。这一阶段，神经内科的工作愈加忙碌。父亲主抓的神经内科与精神外科密切合作，对脑中风等治疗取得了初步成绩，他们科曾经两攻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哥哥当兵很早，平时幸亏有两个姐姐和院里食堂。哥哥每一次回家都会帮助我教育我。这期间爸还曾让上海的大姑妈来了沈阳帮忙一段时间。大姐上了沈阳电力专科学校英语专业后不久二姐又下乡插队，很长一段时间，家里只有我和父亲俩人。为了让我好好读书，除了内衣内裤自己洗，父亲和我一般一个礼拜都把换洗的衣服拿到院里洗衣房去洗。好像是五分一件，外衣一毛钱一件。

沈阳军区总医院院志记载。

神经内外科领导班子在研究业务。左起谭梅尊、吴鸿勋、于如山、赵崇智、姬子卿、邱素琴、张树模

　　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我们在二中被召集到学校二楼一个大教室集体收听到了中央电台广播的播出的中共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和学生们及老师们震惊不已，悲痛地哭作一片。大家都好像感觉天要塌了！

　　傍晚回家时我看见总院院里有人开始布置灵堂，到食堂的时候看见很多人聚集在那看着一台黑白电视，一些人已经带上黑纱，一些人还在抽泣。回到家父亲还没有回来。我有一种莫名的不祥之感，赶紧给父亲科里打个电话（军线），父亲低声跟我说，“今天晚上我要在科里值班不回家了。你赶紧到食堂打饭去吧，晚上可以让隔壁邻居孩子到家里来看电视，看看悼念毛主席的吊唁活动，别出去。”

这天晚上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在家睡觉，感觉到有些恐惧，不知道外面会发生什么？当时几乎每个中国人悲伤的心中都交织着一种莫明的茫然和天空乌云压城的感觉！

　　

粉碎“四人帮”后“文ge”结束，父亲又焕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天天在科里忙。在上级的指示下他与王耀山主任培训了神经科进修班，还分别讲了课，他们在脑动脉硬化瘤轻度脑血栓用当归注射液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撰写的论文刊登在1977年《新医学》杂志中。

多年之后，我曾经问过父亲：“当年是谁给你贴的大字报？”父亲说：“你问这事干什么？”“我觉得你应该质问他一下，凭什么给你贴大字报？给你乱扣帽子？或者他应该给你道个歉！”“没有必要。”父亲摇头答。“比我受冤屈的人多的是，那个时候有几个清醒的人？现在如果人家能意识到，你不追问他，他心里也有愧疚；他如果现在还意识不到，那你去追问他，让他道歉，他心里也仍然不服气！那有什么意义呀？不是给自己增添烦恼吗？”他后来又说：“宽容了别人，就是宽容自己。”

父与子

1976年底至1977年1月初，我15岁刚过, 部队大院里己刮起了一阵当兵风。当时高考还没恢复，多数人还没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像后来那样巨大。父亲科里有位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首长的女儿，怂恿父亲也让我也去当兵。我开始不同意，但后来听说可能在新兵连训练后能成为文艺兵，我就有一些犹豫。那个时候我在中学一直是文艺宣传队的，当文艺兵的机会很难得，也是很时髦。我经历了两天痛苦的准备, 终于打点好行装, 准备奔赴部队新兵连。

那天我和老爸与另外一位新兵乘了一辆部队的北京吉普开向沈阳郊外的姚千户村工程兵新兵连。刚到郊外的长途汽车站，车就停下了。父亲说他得坐长途车回城里，就不能再送我了。他把一个装了500元钱的信封塞到我的背包里，让我不要忘了给他写信然后就下车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里装着一笔“巨款”。我的喉头哽咽得难受，只是憋着。当车一启动，我透过后车窗看见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转身时他的上身显得有一些驼背，我的泪水便越来越多的流了下来。

　　在一个艰苦的冰天雪地环境中独自走上陌生的兵营，每天从早到晚的军事训练，以班为单位的学习讨论，平时基本上都是以高粱米为主的粗粮，两三天才能吃到一顿大米或白面馒头细粮，这对生活相对优越的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特别想家。在新兵连训练期间，父亲的每一封来信都成为我孤独岁月中的心灵慰籍！那年春节是母亲病故之后，父亲第一次单独在家过。他给我写信说：“大年30晚上，我在食堂打了饺子独自回家，看着全家人的照片，想起以前和家人在一起过年的情景，心中有一些伤感！也格外想念你妈和你哥姐四人。我昨天还梦见你不想当兵，我突然感到让你尚未成年就当兵可能有点太早了！尤其是你现在新兵连训练非常艰苦。可我醒了又一想你哥当兵时比你还早，你大姐在电力学校学外语，你二姐下乡到农村插队也都很艰苦，都是不到17岁就走上了社会，人总是要经历艰苦环境锻炼才能成长起来。记住：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一个雪后的星期天下午，记不清是副连长还是排长突然走到我跟前说：姬恒林，你爸来了！我顿时惊讶万分。赶紧跟排长走出我们的平房，只见父亲穿着臃肿的棉军衣戴着棉军帽，拎着一个小包，站在连部平房前的操场上，背对着午后的斜阳望着我，我激动又惊喜地跑向父亲，顾不上敬礼直接跟父亲来了一个紧紧的拥抱！“爸，你怎么来了？”“今天我休息，想着你新兵连快结束了，马上要走了，所以来看看你。”记得父亲从背着兜子里拿出大约一斤糖果，说：“这是你爱吃的糖。别光自己吃，给你们班的战士和班长分一分。”

那天父亲连中午饭都没吃就出门了。他坐车先到了长途汽车站，然而又坐长途汽车到远郊的姚千户，然后又走了大概30多分钟。当我知道父亲连饭都没吃，赶紧跟排长说了一下，排长请示了副连长之后，让炊事班做了一大碗鸡蛋面给父亲端来。说实在的，我到了新兵连之后只吃过一次面条，平时大部分都是粗粮，肚子里油水特别少。父亲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连队周日吃两顿饭，马上吃了。父亲知道我们平时伙食很差，他吃了半碗之后让我吃，我说不饿，马上就开饭了。可他还是给我留了半碗。下午我送他走的时候，看着他微微有些驼背的背影，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步履有些缓慢，我喉咙有些哽咽，眼泪又溢了下来。

　　新兵连训练后，新兵开始陆续下各基层连队，同时连队按上级要求开展清理“后门儿兵”工作。很多新兵都被留下了。就在这个时候，工程兵丹东某部文工团一位干事来连队挑选演员。中学就在二中宣传队的我来到连部应召，我唱了一首李双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和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朗诵了一段毛主席诗词和一段鲁迅作品，又根据这位干事的要求做了几个舞蹈动作，我立马就被这位干事挑中了。第二天清晨，我和另外一位也有特长的战士打好了背包带好行李，跟着那位杜干事坐车奔向火车站。列车把我带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丹东。我对这个新的环境充满了好奇和幻想，理想的人生大幕似乎在我面前展开了。

　　然而好景不长， 这年年底我们部队的文工团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解散了，我被分到一个工程团的基层连队。父亲写信希望我准备文化课考部队医校，或在部队参加高考，但也许由于这年文革结束后，文艺界顿显繁荣，我在文工团期间看了不少文艺书籍、电影和丹东歌舞团演的《江姐》等文艺团体的演出，加之我又在一个独幕小歌剧中担任主演，当时我们团里还有一位家居丹东的原辽宁歌舞团《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扮演者做我们的艺术指导，所以我对舞台艺术异常痴迷，我还想将来干文艺。另外当时我也有一种叛逆，我想自己来选择人生，不愿意凡事都由父母来安排。我给父亲写长信阐述自己的观点。

父亲拧不过我，于是有一次我利用回沈阳的机会，父亲好不容易托人找了部队文艺界熟人，他亲自领着我去了原沈阳抗敌话剧团和歌剧团。记得到话剧团时父亲领我见了一位团长，那团长还是个老演员，曾经主演过革命电影。我看见老爸见到团长摘下帽子谦恭地送上微笑，点头寒暄，像有点讨好的样子，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在一个排练场，那团长还和几位导演和老演员对我进行了严格考核。除了歌唱朗诵，又让我做了一段小品。那个时候我正处于变声期，考核的结果并不理想。本来我知道父亲经常给军区的一个副司令员看病，以前在家的时候，我也曾经看到过有大吉姆轿车或红旗轿车拉着父亲给军区首长看病的情景。如能找大首长通融一下也许能办。可爸根本没有提这茬儿，而是让我尽快回部队，我一想到父亲求人的样子也实在不愿让父亲为难，便怀着失落的心回到原部队的基层位于山沟里的工程连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