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四〇）佼佼而折的大学士解缙

平民

老子在《道德经》曾揭示这么一种自然现象，“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下”。兵强者往往容易因用兵逞强招致失败，树木一旦成才“强大”就会遭致砍伐摧折。“强大者”因其“强”而走向自己反面，处于劣势，相反，“柔弱者”则往往会因其“弱”而占据主动，赢得生存优势。所谓“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就是这么来的。看了《明史·解缙传》，一代才子，聪明绝伦，被两代皇帝恩宠，最终却落得醉埋冰雪，活活冻死的悲惨下场。解缙的人生，同样证明，“木强则折”在人的世界里也是屡试不爽的自然法则。

和我差不多年龄的人，知道古代有个大才子解缙，最早可能都与他那副对联有关。“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联借“墙上芦苇”、“山间竹笋”，形象地揭露讽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的伪君子本质，着实令人陪案称奇，叹为观止。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印象深刻。但曾经的阅历，也让我痛楚地意识到，可能正是这幅对联中蕴含的刚直、直率、辛辣的洒脱品质，让解缙这位大文学家最终步入“嫉贤害能者”群起攻击的不归路。

解缙与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同出一地，都是江西吉水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的他，“幼颖敏”，有着非凡的学习能力。启蒙教育始于襁褓，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在地上写字，教他识字，堪称中国古代早期教育的经典案例。五岁时，其父教诗文，他听一遍就能记住。七岁开始写文章，十岁时每天背诵记忆千言文章，终身不忘；十二岁习遍《四书》《五经》，贯穿义理，了然于胸。解缙儒学功底扎实厚重，文学造诣更为突出，尤其是古时文人墨客热衷的文字创作即兴游戏“对对子”，才思敏捷、巧于构思的他，更是信手拈来，石破天惊，得来全不费功夫，留下不少妙联佳话，声名远扬，世人视之为“神童”。

洪武二十年，十八岁的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荣膺“解元”雅号。次年经“会试”而“殿试”，中进士三甲第十名，廷试与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榜，创下同一次科考，“一门三进士”的传奇佳话。解缙获“授中书庶吉士”，从此步入朝廷政治舞台。

甫一出道，许是命中注定，解缙就蒙太祖隆恩，“甚见爱重，常侍帝前”，亲密互动，迥异寻常。一次，解缙随朱元璋居“大苞西室”（应该是皇帝御膳之所），太祖语重心长地晓谕解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朱元璋一生好收义子，但那都在做皇帝之前，做了皇帝，尤其是御极天下二十年之后，还能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产生慈父爱子的疼爱心肠，用“义则君臣”和“恩犹父子”的双重关系来定义彼此关系，足以见朱元璋对解缙是何等赏识和喜欢。跨越四十岁的年龄鸿沟，弱冠之年的解缙让年逾花甲的太祖皇帝如此看重，除了解缙拥有渊博学识和出众才华，应该还有解缙寓于巧于奉迎、乖巧伶俐中，忠诚坦直、憎爱分明的纯粹性情，与太祖心灵深处久藏的本真产生共鸣。解缙的出现，让太祖朱元璋有如长期沉溺灯红酒绿污浊氛围的人，猛然走进大自然怀抱，呼吸到新鲜甜美的空气，那种感觉自然更加引人入胜。“当知无不言”，则真切表现出一代雄主对解缙这样的新生代的殷切期待。聪明的解缙，自然心领神会，“即日上封事万言”，也就是史上留名的《大庖西封事》。“封事”即密奏，在这篇一气呵成的密奏中，解缙针对朝政时弊，坦然直言，涉及稳定政令，间省刑罚，破除陋习，整顿纲纪，节流开源、使民休养生息，用人当择贤者、授职当最德才，尚武以固边防、崇文以延人才，治罪不株连妻子、捶楚不加于属官等等，囊括社稷治理的方方面面。而且用语犀利，如直言洪武朝“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于乡，终始如一者也”。“ 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轻重”。“小人趋媚效劳之细作，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即使是对太祖皇帝本人也没留太多情面。尽管进言中也以“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而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这样的语句，为皇帝排解，但若没有绝对的信任庇护，朱元璋早就龙颜大怒，解缙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然而，因为解缙奉旨“知无不言”，加上其之所言，应该也正是太祖认为的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因为有这样的叠加耦合，解缙的直言，在朱元璋眼中就不是悖逆，而是最真挚的忠诚。正史记载，“书上，帝称其才”。此时解缙如果不这么做，而是回避问题，粉饰太平，结局就可能截然相反。

解缙在太祖身边一待就是三年，朱元璋对他始终信任恩宠，即使解缙出现一些状况，为人攻讦，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如解缙“尝入兵部索皂隶，语嫚。尚书沈溍以闻”。面对解缙的过失，太祖一方面以轻语带过，“缙以冗散自恣耶”，将其过错归结为年轻人常有的散漫和自律不严，另一方面亦以“改为御史”加以警诫。后来，“韩国公李善长得罪死，缙代郎中王国用草疏白其冤。又为同官夏长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衔之”。严格说来，解缙的这些行为已经触及朝廷纲纪底线，可太祖朱元璋依然没有深究，而是寻得解缙父亲依例入朝觐见的机会，对其父解开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婉转地以“大器晚成”为由，嘱告其父带回解缙，“益令进学”，加强政治修养，并慨然允诺，“后十年来，大用未晚”。爱护之心，跃然纸上。此时的放归，真实意图在保护，免得一代才子夭折，和朱元璋同时期对方孝儒的保护性安排，有异曲同工之妙。

解缙随父回到吉水家中，按照太祖要求，“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校改《元史》，补写《宋书》，删定《礼记》，做了不少事情，不觉已是八年。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驾崩，解缙不顾朱元璋曾经的约定，入京祭吊。曾经被解缙奏疏言罪的袁泰趁机向新帝进言，攻击解缙“违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建文帝因此“谪”其为“河州卫吏”，一下子让他去了西北荒蛮之地。无奈之下，解缙只好放下身段“走门路”，写信拜托与自己关系较近，正被新帝信任的礼部侍郎董伦，请他为自己向建文帝疏通呈请，言及自己“率易狂愚，无所避忌，数上封事”，其中特别点明自己关于“分封”的态度，“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特意迎合朱允炆急于“削藩”的用心。同时还讲了放归乡里的缘由、八年潜心著述的成果和违诏进京祭拜太祖的感情，并且惨兮兮地记述了自己现状之艰难困顿，以“恒惧不测，负平生之心，抱万古之痛”为由，恳请让其或“还京师，得望天颜”，或“遂南还，父子相见”。结果，因董伦推荐，解缙再回京师，“召为翰林待诏”。这一过程多少有点让人失望，解缙的确多有才气，但性情中也少了一些骨气和志气。朱元璋希望他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补短为长”，“大器晚成”的期待，并未如其愿，解缙依然是十年前的解缙。

成祖靖难成功，曾与胡广、李贯、王艮四个同乡大臣相约为建文帝殉国的解缙，转身就在第一时刻投奔朱棣。众所周知，太祖生前十分器重两个标志性的文化人，方孝儒和解缙。成祖命方孝儒起草“即位诏”，方孝儒不从被诛。剩下的解缙，主动投奔并效忠永乐新朝，自然获得成祖朱棣的格外赏识和重用。先是擢任翰林侍读，再度“常侍帝前”。成祖设立文渊阁，命解缙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七人“并直进文渊阁，预机务”，明朝内阁制由此开始。“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永乐二年，皇太子立，“进缙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事实上成为内阁中排名第一的阁员，因此被公认为是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首辅。彼时地位之高，远超洪武朝。

成祖最初对解缙的信任和重用，可谓到无以复加，他曾当众对大臣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倚重之诚，溢于言表。当然，深谙帝王权术的成祖，对解缙等内阁成员也是恩威并举。前面诫谕，“尔七人朝夕左右，朕嘉尔勤慎，时言之宫中。恒情，慎初易，保终难，愿共勉焉”，随后即行优抚，“各赐五品服，命七人命妇朝皇后于柔仪殿，后劳赐备至”。此时阁员品阶皆在五品之下，“赐五品服”也算是格外加恩。后“又以立春日赐缙等金绮衣，与尚书埒”，政治地位俨然与六部尚书相等。解缙等人入谢，成祖充分肯定他们的作用，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一日，“帝御奉天门，谕六科诸臣直言”，并对着解缙等阁员说：“王、魏之风，世不多有。若使进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与尔等共勉之”。这一段时间，解缙等人从容献纳，成祖亦“虚己以听”，解缙的政治生涯到达顶峰。

不幸的是，解缙也因此堕入“盛极而衰”的危途。对于这一过程，《明史》这样描述，“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引拔士类，有一善称之不容口。然好臧否，无顾忌，廷臣多害其宠”。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固然是嫉贤妒能的恶习所致，但解缙本人亦有失措之咎。解缙有一首著名的诗，名为《锯子》，“曲邪除尽不疑猜，昔日公输巧制来。正是得人轻借力，定然分别栋梁材”。看似咏物，实则是以“锯子”表达自己某种政治志向，“曲折除尽”、“分别栋梁”，岂不就是在从政中以“除邪助良”为己任。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这样做的政治风险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智慧、政治技巧，必然是树敌过多，结果可想而知。更何况解缙在忠君无二，坦诚直言，刚正不阿的同时，政治素养存在明显不足，虽历经三朝，也仍然未脱“青涩”底色，如不谙权术变通的幼稚，盲目相信皇帝“信任”的简单等。这些不足，很快就让他在敏感问题的处理上，为自己与成祖的关系带来致命损伤和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特别是“立储”，此刻的成祖尽管更看中汉王，但他却一直在长子朱高炽与次子朱高煦之间举棋不定。一日，成祖就册立太子私下征询解缙意见，直率的解缙对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皇帝未置可否时，解缙又顿首曰：“好圣孙”，意即皇上长子家还有一个好长孙，也就是后来的宣宗朱瞻基。朱棣不怎么喜欢长子，但却非常喜欢长孙，常年带在身边调教，以为必是一代好君王。“帝颔之”，一语解开迷局，“太子遂定”。这一过程，解缙所言所行并无大错，但失意的汉王朱高煦“由是深恨缙”。

与解缙一起力主“立嫡以长”的，还有与解缙同样受成祖恩宠重用的内阁成员黄淮等朝廷重臣。可解、黄二人此后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并没有改变成祖对朱高煦的偏爱。从历史记载看，黄淮从此在太子与汉王夺嫡之争中再也没有什么介入的痕迹。尽管后来因“帝征瓦剌还，太子遣使迎稍缓，帝重入高煦譖”，黄淮与东宫官属悉下昭狱，并与杨溥、金问“坐系十年”，但黄淮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仁宗即位之后，再次走上朝廷权力中心，为开创“仁宣盛世”立下汗马功劳。但解缙却未能活着走出永乐朝，其致命之处，就是单纯的他，一次又一次、有意无意地卷入皇家“兄弟夺嫡”的漩涡之中。

《解缙传》中记有三件事。

一是朱高煦欲“大发兵讨安南，缙谏，不听”。结果却是朱高煦打了胜仗，“卒平之，置郡县”。多少让人对解缙之谏的目的产生怀疑。

二是“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面对这种情况，解缙进谏：“是启争也，不可”。结果，“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浸衰”。永乐四年，成祖给内阁成员“赐二品纱罗衣，而不及缙”，明确表达冷落解缙的意思。于是朱高煦和一众怨恨解缙的官员便以“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等，群起而攻之，将解缙逐出内阁，一开始“谪广西布政使参议”，“既行，礼部郎中李至刚言缙怨望，改交阯，命督饷化州”。将解缙贬谪至朱高煦“讨安南”得胜之地，特意羞辱的意思不言自明。

三是永乐八年，解缙“入京奏事，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返”。这本是一次正常公务行为，朱高煦却乘机进诲言：“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朱棣闻之yu震怒，以“无人臣礼”罪，诏令锦衣卫逮捕解缙入狱，“拷掠备至”，词连之人皆“下狱”，其中不少人“瘐死”狱中，解缙羁押五年未亡。到了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一代才子就这么殒命于雪堆之中。

后来的历史证明，解缙对许多事情的预判是正确的。解缙“得祸”之言，事关汉王与安南部分，“后高煦以叛诛。安南数反，置吏未久，复弃去，悉如缙言”。成祖在位时，“尝书廷臣名，命缙各疏其短长”，仁宗朱高炽即位后，“出缙所疏示杨士奇（时任内阁首辅）”，由衷说了一句公道话，“人言缙狂，观所论列，皆有定见，不狂也”。所谓“有定见”，说明解缙高屋建瓴，远见卓识，论事持中，是不可多得的真人才。“不狂”则表明，他的见识远在众人之上，而且不随波逐流，是一个活在道义和原则之中真实、正直的人。然而，事实上，他也是率性而为、单纯天真之人，缺少黄淮等同辈人善于持中韬晦、保护自己的官场经验和权术本领。而这恰恰是他因“佼佼”而凸起，身受两代皇帝恩宠，同样因“佼佼”而折，招致杀身祸殃的根源所在。

读了《明史·解缙传》，郁闷之极，深感，在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等利益纠缠的领域，才高八斗固然重要，但仅仅有此还不够，其它的因素如“德”和“能”，同样不可或缺。不仅“德不配位”的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能力范畴中的“术不济位”，也同样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解缙之“折”，不可不“鉴”。

2022.7.23.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