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八一话军旅】我家的功勋老兵（军歌嘹亮～22）

大自然（建军）

前言 我父亲已去世多年，现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现在的武进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的在时刻变化着自己……！ 想到父亲在世时的许多老领导、老战友，他们为武进的解放和建没事业作出了毕生的努力和贡献！如：钱梦悟、宋亚卿、薛晓春、谭仁甫、潘汉东、陈九度、瞿光华、王仁斋、周必达、孙旭光、倪文伟、于春浦、邱福成、陈联科、仓子和、王世芳、乔连佩、衣绍文、曲占瑞、邹德立、王作启、房文第、于庆龙、武光良、贺忠、陆焕其、孙……等等。有很多老前辈已想不出名字了，因为我们也老了……！ 遗憾的是父辈们为此奋斗了一生、全国乡镇企业的标杆、昔日辉煌一时的武进被肢解了，全国财政收入第一大县消失了……！ 常州和武进可是一对老冤家，俗话说：不是冤家不碰头。如果说常州市是武进县（市）城区内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么武进就是常州明星绽放的光芒！ 社会是要更大发展的，人民也希望能带来更大的实惠！希望武进在常州的领导下能取得更大成绩！以告慰先驱者们的英灵！ 真的很怀念那个亢奋的年代和已成故事的父辈们！ 一，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王成智，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于家乡山东省莱阳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随军南下，于23日凌晨在江苏江阴口岸登陆。据父亲回忆录记载，晚上渡江时，渡船刚到江心，就碰到国民党军舰巡逻炮击阻挠，只能返回，待敌軍舰远离后，第二次组织渡江获成功，并于当日进入武进县地界，接管了武进。 从此，父亲把自己毕生的经历献给了武进县的建设事业。 下图：1946年在安徽大别山参加学习时我的老父亲。 父亲极少和我们谈起他在战争年代的事情。非常搞笑的是，对父亲的过去产生的一些点滴了解和兴趣却是史无前例的、人妖不分的、黑白颠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提供的机会。 非常无聊、无法的社会背景，非常无奈、无趣的时间地点却对父亲有了点了解！ 1，假党员事件： 文革中我尚小，只能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会上知道父亲原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假党员”。 觉得好生奇怪，父亲什么时候和大腹便便、带着黑眼镜、凶神恶煞般的资本家、老财混在一起了？没见过呀？ 偶然走进父亲的房间，有时也会看到父亲写的所谓“交代材料”和”思想检查”，使我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的从中了解到了父亲过去的一些事情……！ 可以这样说：假党员事件及后来延伸出来的入党时间问题一直是父亲的一块致命心病！和武进县并入常州为市轄区的事情一起，一直到去世都唠叨不休，总是耿耿于怀、愤愤不平！ 据父亲的“交代材料”说，我爷爷兄弟五个，三爷爷很早就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由于生来是个瘸子，家景又十分贫寒，一直未婚。本人很穷又不会张扬，不为人注目，正好就以此为掩护，为党组织送递情报。由于腿瘸走山路送情报极其不便，于是父亲小时候就“过继”给了三爷爷，在三爷爷的影响下，从此父亲也就担负起帮三爷爷送情报的责任。父亲还清晰地记得鸡毛信的统一折叠法。据父亲回忆，大约在1940年秋的一天，经常借住在三爷爷家（莱阳独立团）的一位姓陈的女同志，突然找父亲谈话，很神秘地问了一些比较奇怪的问题，如：你怕不怕日本人？万一被鬼子抓住你怎么办？愿不愿意加入一个组织等等。父亲一一作了回答，还看到陈同志很认真地在一个小本子上作了笔记。 一来一往，父亲就和陈同志很熟了，知道了她姓陈，并在她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情报工作。沒多久（父亲记不清具体日子了），只记得是在晚上，一户农户家中，在陈同志的介绍和主持下，父亲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父亲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会议结束后，父亲很高兴地从里屋走出来，那户人家也正好添了个大胖小子，父亲一时高兴还过去亲了小孩一下。 文革期间，组织上调查父亲的入党问题，由于时间跨度大，会议参加人员均已牺牲和去世了，无从查起。当组织上找到当时接受开会的那家农户时，在那个特殊时期既沒见过大场面又被吓得魂不守舍的农家人早已”忘”了解放前的事，一口咬定说：你们是干啥的？记不得了，跟俺家没有一点关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谁知道夹公文包的人是什么心思和目的呢？那时社会上的人“猴精猴精”的，老实巴交的农村人谁又愿意和当时的政治掮客、官场买办扯上哪怕是一顶点的皮毛关系呢？ 母亲气得大骂农家“软柿子”，又有什么用呢！后来常州市委组织部经多方调查，下文确定父亲的入党时间调整为1942年9月。当然这个文件虽然给了我父亲很大的安慰，但老父亲至去世都心有不甘，因为这是当年(有据可查)第一次以公开党员身份（村自卫队长）参加某级组织会议的时间，而非入党的时间(组织上能调查到如此已是很不容易了，幸亏当年参加会议的支部书记王丕星同志尚在。（注：姓王，但名可能有音误。该老同志1999年我回山东时也曾专门去拜访过)。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个老同志(烟台市武装部长)和我父亲说：当年他也和我父亲一起参加了会议，并说早就知道我父亲也是地下党员。并对我父亲说：我也是那天开始算起的，你入党时间我知道，肯定比我早！ “肯定比我早！”这句话成了父亲对入党时间的证据和唯一不满，可是后来了解到，参加并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父亲也承认他比自己资格老，可人家的入党时间也是那天算起的呀！ 我们一直劝父亲：早二年晚二年有什么意义呢，有本事是1937年的，否则都一样，又不加工资！ 父亲猛地一拍桌子怒道：你们懂个屁！就知道钱，那时弄不好会沒命的！偶尔奖励你两斤小米就很不错了！明知时间不对。为何就是不改？ 顿时鸦雀无声。一片宁静！ 下图：1999年我们回家乡时，大妈（左一）和大堂弟（左二）带着我（右一）和母亲（右二）拜访了抗战时期的老支部书记、老革命王丕星老同志（中间被搀扶者）！ 2，打汉奸赵保原： 记得有一次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谁为抗日的正面战场时与父亲发生了小争执。父亲举了个例子说：当年抗战时，胶东抗日战场有个人叫赵保原（名字不知写对否？），是国民党的一个旅长，刚开始任胶东抗日武装的总司令。也指挥过抗日战争，后来沒多久就投了日本鬼子，成为胶东一大恶霸，杀害我抗日军民，民愤极大。其司令部就设在莱阳县城。后来许世友部队来了后就准备打他，你二舅就参加了这次战役。打赵保原时，我们全县抗日武装全部动员起来，仗打得很激烈，最后在许世友指挥下把赵保原打掉了！在胶东半岛，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在与日本鬼子正面作战！ 下图：父亲在“文革”被审查时凭记忆复原的、当地下交通员为组织送的“鸡毛信”原样。下面折缝处为插鸡毛所用。 3，一颗手榴弹救了一个村： 1942年春，就在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父亲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在村里组建了抗日自卫队，并自任队长。 深秋的一天，游击队正在村里开会，突然接报：鬼子进村了！父亲赶紧带人到村口，发现村南路口已被堵死，日本鬼子带着二鬼子（胶东地区对日伪军的称呼）正逐门逐户搜查。十几个鬼子三三两两的站在村口，由二鬼子进村扫荡。父亲见状，知道从村口是出不去了。急中生智，于是就摸出手榴弹朝村口站着的鬼子扔去，趁着爆炸的烟雾和鬼子混乱的时机，村子又座落在半山腰，靠对地形的熟悉，带着人绕到村子的北面跑进了大山……。 事后才得知鬼子当时并未发现他们，原来是莱阳城里的鬼子带着二鬼子下乡在邻村抢了一些粮食，背不动，路过村子时想进村抢几头驴来运粮食，突然遇到手榴弹袭击，由于村子比较大，搞不清村里到底有多少游击队，吓的鬼子和二鬼子在村口迟疑了好半天也没敢进村，虽然村里有人家不时传出驴受惊后的叫唤声，最后也只得放弃，灰溜溜的走了。 记得父亲生前也经常看一些抗日剧，经常对我们说：尽扯淡！那时的鬼子哪有那么不经打的！游击队就那么几十号人，关键是武器实在不行，刚开始只有十几杆（打山兔用的）猎枪，打不远，从来不敢在野外开阔地和鬼子正面交战。鬼子用的可都是快枪（装填子弹快的三八大盖），那枪打的又远又准。刚开始装备很差的游击队在野外和鬼子打仗几乎就等于送死，跑远了鬼子用小炮轰，走近了就用铁枪打。我们只能在村子里利用对地形地貌的熟悉和矮墙（北方特有的约1.5米高用山石垒起的园墙）掩护，偷袭少量的、胆敢进村的鬼子兵。 父亲还自豪地说：小鬼子当时也最怕这个。当时在胶东地区，鬼子和二鬼子沒有几十号人，一般是不敢进村骚扰的，特别是比较大的村落。 下图：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的建国前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革命军人家属证”。时间不详。 4、父亲随军南下： 1949年4月，父亲随组建的南下支队经胶东、淮阴一路南下。据父亲回忆，南下路上的人流可谓是川流不息，队伍一眼望不见尽头，很是热闹。主要是南下运输弹药、粮食等的支前民工。一开口打招呼就会发现很多都是来自胶东家乡的，有的村子大点的一下子就组织了近百人的独轮车队，浩浩荡荡，一路向南！几乎就沒怎么中断过人！他们其中很多人又都是经历过淮海等许多战役的洗礼，推着山东胶东人常用的交通工具独轮车，领头的车上插着一面小黄旗，上面写着x县x村，他们不停地移动着脚步，屁股左右扭着，保持着独轮车的平衡，木制的车轮在重压下不断发出不勘重负的声音，吱吱喳喳、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奏响了一曲独特雄壮的、胶东味特浓的、充满着家乡情调的“交响乐曲”……！ 装备好一点的在木制车轮外圈已用铁皮加固，由于长途跋涉，加固的铁皮早已磨的发光铮亮，有的已快磨穿，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见过世面的、走南闯北的、老牌的支前民工。正应证了陈毅元帅讲过的那句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1949年南下路过淮阴时父亲和其战友合影！左为我的父亲。 　　4月23日凌晨，经过长途跋涉，父亲随南下支队在江阴口岸成功渡江上岸，当日到达戚墅堰区。奉命留下，任命为区宣传科长，这大概也基本夯实了父亲一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基础。 下图：为父亲的渡江纪念章 二，我的大爹（大伯）： 我对大伯也不了解，特别对大伯在部队上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再加上大伯去世的比较早，就更不了解了。 在胶东革命老区类似的情况很多，许多貌似平常的路人，不经意的就会了解到他们人中许多都是经历、参与过伟大变革时代的英雄，他们曾为祖国的解放作出过很多牺牲，作出过卓越贡献。由于人数众多，几乎每人都有一本值得骄傲的英雄史。可在革命老区，相互比较起来就显得十分平常、淡淡无奇！由于革命老区这类人众多，不是国家遗忘了他们，而是国家在建国初期满目疮痍、一穷二白，根本无力顾惜……！ 有一句俗语不知应用的恰当否：江南才子山东将，陕西黄土埋皇上！意为江南多出读书人，而山东则出能打仗的人！这可能就是历史给出的评价和结论吧！ 大伯在其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大概在部队时间比较长的原故，在我印象中大伯是很严肃的一个人，整天虎着脸，少言寡语。如遇上的不开心的事那就更加不言不语了。听母亲说：大伯很早就当兵去了，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大伯还沒从部队上回来。说抗战时鬼子的飞机有一天在村口扔了颗炸弹，巨大的威力和爆炸声可把你奶奶吓坏了，见到外人就托人家给当兵的儿子捎信一定要叫他回来。大伯不知道常州、武进在哪，但听说离上海很近就说知道了，说他在部队时也打到过上海，上海有个老大的铁桥，他沒想到桥能造的这么大，真气派……。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未，大伯还专程赶来常州参加我的婚礼。80年我和爱人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回家还见过大伯，大伯很高兴，还夸奖说我女儿长的很俊……！ 下图：从军时的大伯。 三，我的“二舅”： 1980年深秋，结婚不久的我和爱人随母亲回老家探亲，在一次亲戚聚会的宴席上，一个穿着颇有些捉襟见肘的中老年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虽一副深山老农的打扮，但席间却谈吐不凡，从谈话中得知他走了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大场面，参加过淮海战役、打过济南、徐州等一系列战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可是多次从死人堆里滚爬出来的人”！母亲叫我称其为“二舅”。席间，二舅一直问我父亲的情况，问我的父亲现在的情况如何，有没有小车坐，并称其是父亲的老战友。我回家好奇地问父亲，才得知在1949年南下时，二舅当时还是部队上的一个参谋。当他得知被选定为南下干部时，不太情愿，就找到我父亲商量说：听人说南方是国民党（国统区）的“模范区”，老百姓的觉悟很差，工作很难开展，再说咱们仗也打得差不多了（革命快成功了），不想走的离家太远，想回家结婚种地赡养老人。并流露出想把枪也带回去换点粮食的想法。父亲当即就批评他说：回去可以，但枪必须留下，你必须问组织同意后才可以回家。就这样，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夜，家庭观念很重的二舅离开了部队回家去结婚、种地了。后来的情况可想而知。父亲由于沒及时向组织报告，在文革中受到了牵连，戴上了思想不坚定，革命意志薄弱的又一顶高帽子……。 四，我的舅姥爷： 对舅姥爷了解也不多，只是道听途说一些。舅姥爷生活在估计是莱阳县最偏僻、最贫困的谭格庄乡镇上。母亲说：你舅姥爷可是老革命了！ 1936年，红军的一支部队正好路过镇的集市上，被正在“赶集”卖饼的舅姥爷遇上，于是饼摊子一扔，跟上部队就走了。家里都不知道，从此杳无音信，你姥姥都以为弟弟早就死了。直到快解放时，在打上海的战伇中一条腿几乎被打断的舅姥爷才被部队送了回来。 舅姥爷听说我当过兵很高兴，说他一直从山东打到江南，大的战役打过孟良崮战役、打过徐州、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等，立过许多战功！ 负伤回到家乡，组织上照顾他，每年发给他（生活补贴费？）50元。舅姥爷和舅姥姥结婚时，舅姥爷年龄就偏大，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生育。我小时候多次去过舅姥爷家，舅姥姥在我印象中是一个很贤惠能干的胶东女子，接人待物很是热心，可惜的是沒多久就得病去世了。按舅姥爷的话说：膝下无子又老年丧妻，唉！可能我以前“杀”人太多了吧！ 舅姥爷说话办事很是爽快，大大咧咧的一个人，脾气很暴躁，是一个典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山东汉子！舅姥爷发火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他x的，不行老子就用炸药包鼓（炸）了他！ 下图：为从军时我的舅姥爷 　　现在的一些社会上的青年人都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出个门要开小车，吃个饭要喊外卖，名贵包一拎，穿金又戴银，今天看电影，明天逛商店，早上要吃早茶，动勿动还要到髙档餐厅坐坐吃吃，相互攀比成风，生活上来不得半点比别人差！工作上却吃勿得比别人多半点的苦！过去老一辈革命家吃的苦，他们又是如何能理解得了的？ 当然前辈们都希望他们能过上好日子，不要再吃他们过去吃过的苦，但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他们能给予理解吗？ 他们应该了解和尊重前辈们的过去，特别是应该了解和尊重老一辈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的慷慨付出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用忘掉了来对待先辈们的付出！作为一个曾经的教育者，我对我们的教育是有一份担忧的。如明星的高薪问题，最近一些高档消费娱乐场所的宣传问题，各种游戏软件的泛滥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