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孽债》说起 1.

世界真小·1924097

许厚文

从《孽债》说起 2.

从《孽债》说起 3.

从《孽债》说起 4.

从《孽债》说起 5.

从《孽债》说起 6.

从《孽债》说起 7.

前些日子，电视台又翻出《孽债》来播，也不知是播第几遍了，妻仍一集不漏，看得很投入。

这部根据知青作家叶辛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赚取了不少人的眼泪。

作为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我不会像女人那样流泪，但感慨还是有的。

一日夜阑，每晚两集的《孽债》拜拜了，妻仍意犹未尽。我打趣道：

“要是明天一大早， 一个小伙子或大姑娘，找上门来要认爸爸，你会怎样？”

妻为人老实，心地也不坏。她知道我曾下过乡，出于女人👩🏻的多疑和敏感，她对我以前在乡下的情况，心里并不十分踏实。好在她不喜欢自寻烦恼，从不找我刨根问底。

而我从未向她详细讲过。原因有二：

其一，妻比我小5岁，我们的阅历相隔了一 个时代的级差。文革中我读初中，她还是个低年级小学生。我看过她当宝贝一样藏着的文革老照片：

全班在清水塘纪念馆主席立像前合影，她蹲头排，偏缩一隅，像只惴惴不安的小兔子。如火如荼的年月，对一只小“兔子”来说，除了热闹还有什么？

况且她从未下过乡，在长沙城里一碗饭长大。婚后我同她谈起我的经历，常常有“与夏虫语冰”之感。

其二，知青当年在乡下，时间长了，难免不遇个“小芳”什么的。

但是，那种苦涩的浪漫大多数结出的是“无花果"。

如果把“无花果”也煞有介事地说给打娘胎里就带着醋罐子的女人听，岂不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妻性格本分。尽管我是戏谑的问话，她还是有点紧张。不正面看我，似乎也不愿回答，脸上带着一种难堪的笑意，迟疑别片刻才轻轻吐出一句：

“可伢子倒是会喜欢的。”

可伢子是我们的儿子，他的童年和少年常与孤单与寂寞为伴。儿时他也问过：

“何解我冒得哥哥姐姐呢？”

即便现在长成小青年了，他还是想有个哥哥或姐姐。我突然十分感动，倒不是感动于妻的大度，而是感动她含蓄中透逸出的智慧。

她不正面回应我的“挑战”，而是借儿子的态度来作答。这样有几个好处：

说喜欢吧，万一老公真有那回事，岂不太便宜他了？

说不喜欢吧，万一老公只是开个玩笑，她岂不白白落个不贤的名声？

借儿子的态度作答，既避免了尴尬，又表明了她的务实态度——看了这么久的电视剧，她总算懂得，社会发展到今天，倘若当过知青的丈夫果有“孽债”，“孽债”是总有一天要来“清算”的，血浓于水的亲情谁又能阻挡得住？

何况妻很爱儿子，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常因儿子的态度而决定自己的态度。

妻当然希望玩笑到此为止。

儿子却不一样，他得知我们所开玩笑的内容后，背地里很兴奋地问我：他是否真有可能在乡下有个哥哥或姐姐？

我故意逗他，本来你已经做叔叔或舅舅了，可惜运气不好，你没做成。

儿子听完，一声叹息！眼中的 神采跟着就暗了下去。

到底是孩子！他希望生活充满故事。

然而，生活就是生活。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下乡的绥宁山区，比起动不动就抗洪救灾的湖区来，算是福地了。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村里的田从来没旱过，山间泉水长年不断。碰上雨季，即使山洪暴发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不冲房毁屋，对田里的庄稼也破坏极小。是啊，山民们几百年生活在那里，已懂得顺应自然，自然当然也会厚待他们。

然而公社还是决定在一个叫吊水洞的大山里修一座水库，说水库不仅能灌溉，还能发电，让我们告别枞膏火(将松树中富含油脂的部分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点燃做照明)点上电灯。那个年代，干部的话一呼百应。

我当时下乡已经4～5年了，22～23岁仍孑然一身在队上出工。现在人们的美差可能是出国工作或进修，而我那时最盼望的美差是去修公路或铁路。

你想啊，每天只需按时出工，便可按全劳力计工分，不像在队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再则吃工地大食堂，不光是混个肚儿圆，更主要的是不必为每天做饭发愁；还有，工地上人多热闹，白天大呼隆一块儿干活，晚上挤在一个大统铺上睡觉，摆咸鱼似的一字儿排开，打呼噜的打呼噜，说笑话的说笑话，几多快活！！

也不知是队长开恩，还是他嫌我在队里实在顶不了大用，修水库果真有我一个！

吊水洞在大山深处，离我们队很远，走十来里公路后，还要再爬几十里陡峭的山路。

路远对我来说无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哪儿架铺哪儿是家，不像其他社员，中途要回家看看老婆孩子什么的，跑来跑去既耽误工，又累人。

乡下人结婚早，像我这种年龄，不说当爹，至少也该有个牵桂的人了，可我还是洞庭湖里吹喇叭 ——啦哩啦哩(哪里哪里)。

我们班也有同学男女搭配下乡的，开始是图个照应，时间一长便成了夫妻。我无此艳福，和两个男生一起插队。那两人家里有点背景，没多久就离开了，剩下我这只“孤鸟”。

几次招工无望，我以为自己真的会一辈子呆在农村了。 倒是农民很清醒，他们始终不相信知青会“把根留住“。再则，当时知青中有不少调皮捣蛋鬼，农民“一蒿子扫倒船人”，认为知青个个都是“烙壳鬼”(无赖)。想想看，有哪位女孩愿意嫁一个“烙壳鬼”呢？

更何况，我下乡的地方是个苗族区，队上除了3户新化移民外、全是苗族。别看平时与我称兄道弟、真要融入他们民族和家族，那是很难很难的。

　　下乡的头两年，队长考虑我身单力薄、农活不熟，便让我与妇女一起出工、干一些砍火畲、挖红薯之类的话。

“3个男子比拐(男根)，3个女子比奶”，这是山民劳作之余的解乏方式。有我在场，妇女们当然不会比奶。但是，望着一个秀秀气气城里来的学生伢子，她们怎么也得找些乐子呀！

一些大嫂级的女人就拿我来开玩笑。当时我对苗话还听不懂，但从他们的挤眉弄眼和哈哈大笑中，我能猜出大致的内容，于是我就有点脸红。谁知我愈是脸红，她们愈是来劲！

有一次，队上的会计与我们一起挖红薯。会计四十多岁，聪明能干，能写会算，爱读《三国》、《水浒》一类旧小说，更精通男女之事，爱男人所喜爱的东西。

那一次，又有人拿我来说笑，每一次都被会计接过话头，结果弄得挑衅的女人自己反倒脸红起来。开始我对会计心存感激，后来才发现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挖完红薯，大家3人一群，5人一伙地蹲着，把粘在红薯上的泥巴剥掉。有位年轻女子，丈夫在县林场当工人，一月才回来一次，她经济条件好，穿着“溜溜衣”(乡间对城里人穿的有滑爽、飘逸感衣物的统称)，人一蹲着，双胯自然张开。那妇人的“溜溜衣”单薄，隐秘部位便轮廓分明。

会计蹲在她对面，一边说笑一边不断地将红薯朝她胯间掷去。我连忙将眼光避开，他们却仍旧“嘿嘿”、“咯咯”地死劲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