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和文字间游走的情感

布衣天工

　　人类浪漫而富有诗意的情感，像滔滔不绝的江河奔腾不息，像满天闪耀的日月星辰痴痴旋转，伴随着人类走过无数黑暗或温馨的日子。人们情不自禁的真情袒露，吟咏高歌，使无数情绪凝结为诗句，这些诗句，宛如踌躇满怀的少年，昂然游走在历史与文字之间，留下了一长串蜿蜒的足迹。

如果我们从文字的缝隙中，去窥察华夏民族远古的诗意生活，首先就会看到《诗经》和《楚辞》。如果还要越过《诗经》和《楚辞》再往前去探究，我们的视线，便陷入了一片迷茫。

从司马迁以前的编年体史书，从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断代史，我们溯流而上。我们的目光，看到了十五国风在旷野飞扬，看到了春秋战国的烽烟和百家争鸣的热烈，看到了孔子在将《诗经》中的风雅颂加以编定和删述。看到了屈原在高咏《离骚》和《天问》，看到了宋玉在写《登徒子好色赋》。

那是一个苍茫无边的时空，那是一段纯真与烂漫共舞的岁月。可是，透过苍茫，越过《诗经》的“关关雎鸠”和“坎坎伐檀”声，却无法看得更遥远。在那更远古的洪荒，那人神共舞的年代遥不可及，同时也静寂无声。

真是不可思议，在充满神话的年代里，却没有留下诗歌。无数的传说，没有凝结成历史的咏叹，留下的只是众多零散的无声故事。

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冷酷而又必须面对的事实。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史资料，加以统一收集和整理归类，便来了一个“焚书坑儒”。这种苍茫初开之后的政治风云激荡，使华夏民族先祖的许多豪迈、浪漫的足迹被湮没。

人类的历史可以被淡忘，可以被曲解，但曾经激荡过的年月不会成为空白，那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不论有没有记载下来，那都是曾经流过的日子。

《山海经》，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后见于《汉书。艺文志》，作者不详。应该说，这是一本出自楚人之手，从战国至汉代不断续写的远古神话传说。透过这本书的文字缝隙，我们看到了那遥远时代无数的神话和故事。这就是说，那些历史虽然模糊，却并不是空白。可是，那种鲲鹏展翅九万里的苍浑时空里，居然就仅仅残留下一本薄薄的十八篇《山海经》，难以置信。

所以，只能这么理解，“焚书坑儒”就是一把刀，将远古记载的无数往事像大树一样砍倒，最终，那茂密森林被砍伐得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棵独木，在历史的迷雾中隐约闪烁着单薄的身姿。

值得庆幸的是，度过劫难的还有《诗经》与《楚辞》。为华夏民族的诗意生活留下了再次繁荣的根苗。

汉高祖刘邦一曲“大风起兮云飞扬”，拉开了汉家盛世的序幕。浪漫的日子又重新开始绵延。

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诗经》的天真烂漫与《楚辞》的雄奇瑰伟交织在了一起，《诗经》中三言、四言诗句的淳朴咏唱，和《楚辞》中放纵长啸的抑扬豪迈，又重新为华夏诗歌文化孕育了一个深邃苍浑的大林莽。这个既可藏龙卧虎，又可百鸟欢腾的大林莽，就是乐府诗和赋。这座大林莽，从两汉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气息绵延不绝，一直浸染到唐宋以后。

乐府诗一改《诗经》淳朴的三言、四言形式，糅杂了楚辞在形式上的放纵，使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交融并茂。既有刚健质朴，也有温婉绮丽。在语言运用和风格思潮上，从俊逸飘然的魏晋风骨，到初唐的边塞诗，到李白、杜甫，到新乐府运动的元稹、白居易，到五代的花间派，晚唐李商隐的西昆派，各家各派无不受其影响。

从《楚辞》中衍化的赋，到汉代达到鼎盛，曾出现“洛阳纸贵”的盛况。其工致对仗的文风，流传千载，像大江大河一路奔流，浸润出无数灵性的绿洲，滋养出从魏晋南北朝的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至唐宋八大家的众多诗词散文妙手。

就这样，由《诗经》和《楚辞》两股激流交融的诗歌浪潮，一路浩荡，朝着大唐盛世奔来。

可是，从《诗经》、《楚辞》的先天来看，虽然来自民间宏阔的生活空间，但是，在汉魏六朝期间，刚刚走完从淳朴拘谨向放纵逍遥的一段日子后，很快，又被文人墨客妆点打扮，一步步走进了格律的樊篱。

文人墨客们，一边被儒道互补的思想充斥的大脑，一边用这种头脑驾驭技巧去玩弄诗歌。

在春风得意之时，便踌躇满志遵循儒家思想去建功立业，借诗歌咏颂唱和，将诗句穷极雕饰，以显技巧和才华的超群。于是，从格律、对仗成为束缚情绪的那一刻起，诗歌就开始堕入文人们玩弄技巧的股掌之中。当文人墨客们一旦落魄失意，便开始追寻老庄的道家思想纵情山水，那时，吟咏啸傲不再是注重技巧，而是让情感去驾驭技巧，此时的诗歌稍微得到一丝喘息，回归到内心纯真浪漫的倾诉。于是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了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了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就这样，文人墨客被历史和命运牵着，诗歌被文人墨客牵着，苦苦徘徊在技巧与情感的迷宫。

来到大唐盛世，古典诗歌就这样以徘徊的脚步，迈入盛唐的雅韵殿堂，就这样挣扎着走向鼎盛，就这样与众多异域音乐、歌词交流融合。

文人墨客们在现实与浪漫之间感受抑郁和超脱，而诗歌，却常常在不知不觉间，将抑郁的心音化为了千古的绝唱。

盛唐的大时代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在大融合的同时，也是对众多本土文化的大考验。华夏的古典诗歌，在大时代攀上巅峰，也正是在巅峰时刻遭遇了大融合的考验。这种大考验逼着格律诗歌走出象牙塔，来到更为开阔的交流空间。

对技巧玩弄的后果，就是面对交流融合的焦灼。对格律的过于沉迷，导致语言和情绪的疲惫，文字开始变得不听话了。相反，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异域风采和少数民族的民歌曲词，却让诗歌语言显得轻松而富有活力。

于是，众多的词曲、词牌吸引了文人墨客们的注意。

千百年来，无数的诗情画意都是在忙乱寻觅中获得，无数的情绪舒畅都是在竭力挣扎中营造。

宋词的咏叹，就是这样将文人墨客的情绪诱入词牌的迷宫。

异域的风情就是了得，那词牌纷繁，缠绵与豪放的情绪都可以使文字找到支撑点。既可以“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也可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其实，这些还是《诗经》和《楚辞》最初的神髓，只是人们离家太久，只将他乡作故乡了。

可是，文人墨客们在缠绵与豪放之时，却摆脱不了一种情愫，那就是历史岁月的煎熬与文字技巧的缠扰。

世态的炎凉沁人心脾，可文字的木然却让内心的郁闷无法排泄。

无边世俗琐碎的岁月，有时沉闷得让人无话可说。

也罢！倒不如，手持牙板说两句俗话，一语道破那万般机缘，从此便全无牵挂。任人说俺张狂，休管他什么格律，也随他全无对仗，人生不就是做戏吗？来来来，且听我来两句轻唱。

走过了两千年，华夏诗歌语言开始将激情内敛，面对炎凉的世道，用一种看破红尘的语调，随意轻唱着别样的愁绪。

古典诗歌走到元曲这一步，我不知道要为之悲伤，还是为之叹息。技巧与思想同时在饱受煎熬。

“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槐阴午梦谁惊破。离了利名声，钻入安乐窝，闲快活。”这是一种看破红尘的淡然吗？不是，这是对建功立业的追求失落以后，走向了自甘堕入世俗的无奈。

再看“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这是一种坦然或潇洒吗？不是！ 这是一种愤怒的逍遥和冷漠的自闭。

从文字气势的角度，再也没有，屈原的执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再也没有，李白奕奕神采的豪迈“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再也没有辛弃疾的狂放不羁“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从情绪的流露来说，此时的诗情，是在压抑中的宣泄，是在沉沦中呻吟。

无法超脱，无法逍遥，所以技巧与思想也只有呻吟。

　　可是脚下的路依然在向前蜿蜒。

　　于是，这种呻吟惋叹与浅唱，最终步入了昆曲、评弹等戏剧说唱的舞台，融入了戏剧人生的幕后。

回眸三千年，古人去不留。就这样，华夏民族从远古的洪荒走来，三千年一路吟唱，抛洒多少激情和忧伤。就这样，情感在历史和文字之间孤独地游走着。面对社会历史的沧桑和文字语言的演变，纵然今是昨非，纵然世态纷繁，纵然思想和技巧无时不在折磨着心智，可情感的涌动却让人无法闭上宣泄的歌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