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52】舅爷爷的红军梦

追梦的云

我从离开娘胎就跟着奶奶。母亲跟着父亲做打钱纸的手艺，没日没夜，奶奶既是我的奶奶，又是我的妈妈。我懂事能分清家庭成员和家以外主要亲戚时，舅爷爷那个老头儿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奶奶的弟弟。

明白他是我舅爷爷那一年，他大约接近五十岁，无论如何算不上老头，但我在心里就一直认定他。个子不高，大约1.6米，腰却挺得直，即便后来长时胃痛厉害，也没有弯腰驼背。酱紫色的皮肤，脸上皱纹很多。见人微笑，却没有多话。从不见他大笑，忧郁里透着严肃和坚定，但浑身都是一团的和善。他就是一种对人没有伤害的动物，与他相处无害。



他特别喜欢孩子，是他一辈子没有生育过吗？在街上走，迎面来一个孩子，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会笑得特别可爱，与他的老相相映成趣。他会张开双臂去拦孩子，就像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站在前面那个拦截老鹰的保护者，被拦的孩子看着这样一个慈爱的老者做出这样一个孩子气的动作，无一不嘻嘻笑着，也左右的假装逃避。两三个回合后才让孩子走过去。

一个最强烈的特征，是他的耳朵听不见，人们都叫他聋子。他姓于，没有人叫他于聋子，好像聋子是他的专利。虽然这样叫他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但我听不出因为他耳聋而瞧不起的意味。聋子只不过是他的生命的符号，用以区别其他人。或者他听不见是事实，叫他聋子也不为过。他一律自然的答应，从不感觉这是对他的不敬。他的大名叫于爱卿，实在很少有人知道。

我很奇怪他的耳聋，问奶奶，奶奶开始有点不愿说，但不说是不行的，我会纠缠到底。她犹豫一下，说：他不是生下来就聋，以前也是正常人，耳朵蛮好，后来当兵，大炮震聋了。我很惊讶，大炮那样厉害吗？那么多人当兵上战场，偏偏就是他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当兵、大炮、震聋耳朵，这样一些字句令我兴奋。那时最吸引男孩们的是枪，是打仗，是打“野外”的游戏，孩子们凑到一起，都自封是红军，是解放军，追逐另一部分被贬为白军和日本鬼子的孩子。现在，在我身边，有一个真正的上战场打过仗的人，怎能让我平静！便缠住奶奶说清楚，舅爷爷是在那里当兵？在哪里打仗，耳朵是在哪里震聋的，希望有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让我享受，像电影里演的，书上写的。但奶奶是文盲，是家庭妇女，是小脚，颤颤巍巍走不多远，半条街之外发生的事，没人说给她听，她不会知道。她茫然的望着我，说不出一点我希望知道的事。她的神态让我失望。她看着我的样子，甚至让我感觉她的歉疚。那时我是奶奶唯一的宝贝孙子，怕我饿着，怕我冷着，只要能满足我，什么事她都会做，而发生在她亲弟弟身上的这样一些大事，她却弄不清。她看着我一双饥渴的眼，半晌，叹口气，说：我怎么知道呢？你舅爷爷没有详细说，我也问不清。反正当兵不是好事，炮子落雨一样在头上飞，命不大，炮子就落在头上，不死也残废了。你舅爷爷还算命大，残废了耳朵，救了一条命。我并不满意奶奶的悲天悯人，我只想知道我迫切盼望的。不过奶奶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听你舅爷爷说过，他是当的红军，是在井冈山打仗，敌人的大炮不远，看得见，炮弹就在身边爆炸，好多人被炸死，他没有死，就是耳朵听不见了。是红军？舅爷爷是红军？还在井冈山战斗？我大喜过望，这可是我们大家的荣耀啊！

我当然要亲自问问他老人家。但是怎么看，也觉得他不像一个红军战士，更不像是在井冈山上战斗的英雄。舅爷爷个子那么矮小，别人不找他说话，他不与人说话。他的一双眼睛永远是朝前看，不看左右，不看上下，更不会朝后看。无论怎样的刺激，也不会让他走动的脚步停止。看到熟人，便点一下头，算是招呼了。往往是对方先开口叫他，叫得声音很大：聋子，到哪里去？不知他听清了没有，但他知道别人对他不会有别的话，一定是问他到哪里去，他便老老实实告诉对方，他是要去哪里。但也有错了的时候，是别人找他有事说，那么就停下来静静地听别人反复说几次。别人说话很大声，为了让他听明白。他说话也很大声，因为他总听到自己说话声小，担心别人听不到。

他在县城上河街靠近驿马门城门洞约二三丈远的地方有一所房子，一所奇怪的房子，虽然也是门面，却是木皮搭在城墙上，俗称半边倒水，深不及六尺。横向倒有三进，每进宽数尺。一进是门面，将门板从室内袈到街上，在门板上摆些香烟干货之类，靠此谋生。二进是一铺床和一个并排的大木箱，放衣服之类，须侧着身子上床。三进实际只有半进，打开门板作厨房。即便这样的房子，还架了一个三尺高的小楼。解放前和初期城门洞进出的人多，他一家三口：他自己和一个带着女儿过来嫁他的寡妇，依靠这间半边倒水勉强度日。

那时我家住中河街的中段，距离他家一华里。河街随城墙弯弯扭扭，小时候觉得他家好远。晚饭后，城门口没生意了，趁黑前收了摊，我会看见他从城墙转弯的路上出现，很快来到我家。一般不进屋，奶奶会端凳子放在屋门口，姐弟俩坐着说话。他抱我在腿上，嘿嘿的笑，左右摇晃着，是对我孩子的喜爱和逗弄。他的陈旧的中山装左上衣口袋总是插支钢笔，我一坐上去就抽出这支笔，在手掌上画。他在身上东摸西摸，会摸出一张废纸，或者是空壳的香烟盒，递给我。在纸上画，比在手掌上画好多了。直到他要走，才将我从身上放下来，那张烟盒纸就留在我手上。似乎每一次的烟盒纸都不重样，我从这里得到新鲜。再长大一点，与同龄孩子摔三角板，我就要求舅爷爷给我多带香烟纸盒过来，或者自己跑到他的摊子上去找。他的摊子上不仅卖整盒的香烟，也拆开了论根卖，一盒香烟20根，用一盒的价格去除开，一根是多少钱。舅爷爷自己不吸烟，他摊子上的废烟盒纸就是这样来的。

我开始问他在井冈山打仗的事，已经上了小学。我们那时极少看电影，当然没有电视，由于学校的宣传，井冈山如雷贯耳，知道那是革命摇篮，红军就是从那里兴旺。我能够有一个曾经在井冈山战斗过的舅爷爷，是多么的光彩。那时候就怀疑，舅爷爷有过那样光荣的经历，怎么就像没人知道一样？怎么会没有人请他去讲战斗经历？街上天天有闲人聊天，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聊他这事的。我归结于他从来不对别人讲，别人就不知道，即便知道，也只知道有这个人，有这个事，一个孤寡老头，又没当过官，聊也没意思。

许多年过去了，我无数次的㐲在他的耳旁，扯开嗓门，要他讲井冈山的故事，他有求必应，只要听明白了我的意思，脸上必会绽开笑容，放射出平时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光彩。

“噢，井冈山，那是白军要打我们红军。白军密密麻麻，就像蚂蚁子一样，围住井冈山。我们红军不怕死，在黄洋界坚持了三天三夜。我这耳朵就是在那里震聋的。后来我那个班剩下三个人，我是班长。突围出来，找不到部队。部队撤走了。部队在路上点了香火作记号，头天晚上下了大雨，香火熄灭，失去联络，我们三个人就这样离开的井冈山。”

“舅爷爷，您见过毛主席吗？”

“舅爷爷，您那支部队是跟着彭德怀平江起义的吗？”

“舅爷爷，您给我讲得详细一点嘛。”

他不会因为我要求他讲详细一点就特别详细到哪里去，他还是按照他的记忆，讲那些他已经跟我讲了无数次的故事。故事没有拓展，也没有丢弃，直到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是那样讲。

他会说他是湖南祁阳长流铺人，生于1904年7月。唯一的姐姐9岁就离家做童养媳。父母亲去世，家里无人管他，他也没有要担心的人，19岁那年，听说县城王府坪招兵，不需要与任何人商量就去报了名，走之前去中河街告诉姐姐，姐姐顿时涕泪交流，难受得说不出话来。当时他也难受，但是他觉得除了当兵这一条路，无路可走。与他一同报名的，还有一个大桥湾的后生，叫周玉成，一通报年龄，知道是同一年的，相互说话也投机，成了好朋友，只要可能，就时常在一起，好像一大群陌生人里，只有他们俩才是真正的老乡，异姓兄弟，能互相依靠。部队番号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师一团一营一排。彭德怀是营长。要不是彭德怀后来出那么大的名，他也不一定记得他的名字。往后就是行军、打仗。最大的一仗是打武昌，死了不少人。炮火压得人抬不起头。民国十七年7月22日在平江起义。彭德怀已经是团长。起义前很秘密，一个一个串联，不到时候不准讲出去，泄密了要掉脑袋。那天上午在东门外操场开誓师大会。彭德怀讲话后立即行动，向平江县反动派进攻。下午他和周玉成走在平江县城大街上，到处都是红旗和歌声，热闹得很。起义胜利，不分官兵，每人发了12块银花边。起义后，部队番号红五军十三师一团一营一连一排。11月，部队来到井岗山，和第四军会师。他见到名气很大的朱德和毛泽东。井岗山的气温低，田里还有没割完的禾。毛泽东正在割禾，赶紧过来和我们握手。叫手下人给我们每人发两支纸烟。他个子高大，头发很长，梳着背头，满脸笑容，说湘潭话，像个教书的先生。他对我们讲话，声音洪亮。他说：我们欢迎大家上井岗山，一起干革命，四军和五军会师力量大。打倒地主老财反动派，大家才能有田种，有饱饭吃。我过去在国民党里是大官，当部长，薪水很高，可以吃鱼翅海参，出门有人伕骄马。但是，全中国的老百姓生活没过好，就是吃鱼翅海参也没味道。我愿意到这山里来吃南瓜，吃红薯，干共产党，我们一定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现在我们只有四军和五军，将来我们就会有十军、百军、千军、万军，满地红。你们信不信啊？毛泽东说得大家都笑了。哈哈，真让他说中了，那时候到解放，总共多少年？20年，井岗山那么一点人，就发展到千军万马，就解放全中国，满地红了。哈哈，他讲的话真准啊！

从1956年以后，县城的手工业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小商小贩也一样。舅爷爷也被合作化，不需要在那一座奇怪的小屋门口摆摊卖香烟，县城之内有许多集体小商店，根据需要随处调动。商店为群众生活提供方便，营业时间长，职工轮班，工作时间不固定，舅爷爷很少有时间来我们家串门，但是每隔几天必要来走一走。我已经长大，但下面有弟弟妹妹，每次来，还是我小时候一样，手里捏一点糖果。1960年困难日子，我们一直处于饥饿中。我的食量大，正在长身体，做梦都在吃东西，醒来一场空，心里很失望。我觉得我快要饿死了。忽然有一天，舅爷爷傍晚来的时候，手里托一个小饭缽，里面是几块红薯，看得我眼球都要掉下来。他说胃痛，食堂的红薯吃不得，吃了痛，拿过来给我们吃。奶奶知道红薯是抵大米的，不吃红薯，大米饭就更少了，问他饿不饿？他大着嗓门说，我吃得少，吃红薯胃痛，不如不吃。这些红薯大半是我吃了，吃了舅爷爷的红薯，心里踏实多了，睡觉也觉得甜蜜。好在不是一天，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每天都在那个时候盼着舅爷爷。舅爷爷虽然耳聋，似乎有他心通，知道我盼着他的红薯，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托着红薯缽来了。舅爷爷不起眼的个子，悄声走路的样子，在我眼里放大成了有光的神圣。那一年，我不但没有如自己担心被饿死，反而还长了个，重了量。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还有六十年代末，县城有三次居民下放农村，一般都是家庭成份不好，或者历史有问题，通知他们下放，他们没话说，而舅爷爷并没有问题，却被合作商店的领导通知下放。他满脸怒气来到我家，对他姐姐嚷：店里要我下放，到农村去，我又不会种田，小时候父母去世，家里没有田，父亲是做木匠的，父亲没教会我木匠就走了，只好去当兵，现在要我下农村，我这个年纪了，怎么生活？我奶奶作难了，说：世上有这个怪事！现在的人欺侮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不照顾还要下放！你是在共产党手里当兵，还有彭德怀，也没有照顾吗？他说：我说了，他们要我找证明，所以我来找外甥，叫他给我写封信，写给周玉成，他现在北京工作，是管后勤的大官，我俩一起当兵，一起在平江起义，一起在井冈山。舅爷爷的外甥是我的父亲。第一次要他下放，我读小学二年级，这个报告只好是我父亲写。第二次和第三次要他下放，都是我写。每写一封信，虽然收信人写的大地名：北京国家后勤部，却都没有拒收，没有打转，也没有回信，更重要的，他的商店领导没再坚持要他下农村。说明周玉成在北京做大官是真实的。至于周玉成是不是出面证明了，不得而知。

舅爷爷最大的心愿也就是不要让他下放农村。但是他曾经是有机会重返部队的。他从井冈山被打散回到家，一时找不到事做，要去找红军，我奶奶不同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说他的耳朵听不见了，去部队干什么？还能打仗吗？部队在哪里，你知道吗？他说在西北方向，朝那个方向走。部队就是他的家。在部队好，为穷人打仗，官兵一致，还学文化，他没有进过学堂门，通过学习可以读报和记账。不过后来还是没走成，他想到耳朵听不见，即便找到部队，也是个麻烦。还有一次，1949年10月，祁阳县城解放，解放军进城，我们家不明白解放军是怎么一回事，随着许多人乘湘江河里的木排去下游躲避，只有他坚决不走，还劝大家不要走，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我们家人只出去一天就回来，他兴奋地对大家说，部队一个连长听他说在红军里当过兵，还在井冈山打过仗，当即请他到连队作报告，讲井冈山的故事。还劝他留在部队，以后去北京找彭老总。他摇头，坚决不留，说他耳聋了，没必要了。1982年2月21日，因长期胃病住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