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五）

果然

困 难 时 期

　　1959年至1961年期间，是新中国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三年大饥荒”。

记得忍饥挨饿是办大食堂不久开始的。之前的小食堂，办在我们冯家院子大朝门外一个姓陈的婆婆的大屋子里，那时我在上幼儿园大班，中午放了学，就直接去食堂碗架子上拿自己的碗筷，在一个大甑子里舀上满碗红苕干饭，然后找一个有空位置的桌子开吃。大碗大盘的各种蔬菜（有时还有肉食）摆在桌子上随便吃，但夹菜拈肉要用公筷先放在自己碗里，舀汤也要用公用勺。一个大大的屋子里，大人小孩围着几张大桌子吃饭有说有笑很是热闹。

可是没多久，说是粮食不够了，小食堂就解散不办了。我们整个小北街只在一个叫做“桑树院”的大院子里办了一个大食堂。各家各户每月拿上“购粮本”去街道办公室按规定的定量口粮买饭票、菜票，每天按规定的时间自己去大食堂买饭菜吃。那时候，母亲在干城关镇安排的土杂工，每天早出晚归，口粮随做工的地方走。在家吃饭的就婆婆、姐姐、我和妹妹四个人。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婆婆25斤，姐姐23斤，我21斤，妹妹18斤。后来说是乡下旱灾，粮食减产，加上苏联催债，粮食紧张，就每人减少了2斤。

大食堂的饭菜明显没有小食堂的好。早餐是稀饭、馒头。稀饭一人一小瓢；馒头一人一个。中午是蒸碗碗干饭，每人一碗；南瓜汤或白菜汤每人一小瓢。后来，打回来的稀饭一天比一天稀，最后稀到难得看到饭粒了。大馒头也变成小馒头，而且一天比一天小。连南瓜汤也只见汤难见南瓜了。碗碗干饭看起来还是满满的一碗，可是却越来越汃了，有时候几乎就是一碗干稀饭。

早上是婆婆去端饭回家，大家围着饭桌一起吃。中午，姐姐提一个装着一个大搪瓷盅的篮子，牵着我去端饭。端饭的时候要排很长的队。轮到我们时，负责打饭的炊事员就把蒸好饭的四个大小形状都一样的草绿色的搪瓷碗放进姐姐提的篮子里。那四个碗是婆婆专门为在大食堂蒸饭，带着我在大百货公司买的。另一个炊事员往大搪瓷盅里舀上四瓢南瓜汤（有时候给添半瓢）再放进篮子里。姐姐提着篮子牵着我回家。一家四人围坐饭桌，我们姊妹三人就拿着筷子眼巴巴地看着婆婆分饭。

婆婆每次都是先从篮子里端出大搪瓷盅放到饭桌中间，再端碗碗饭出来。她先给我一碗，再给姐姐一碗。自己面前放一碗。最后，婆婆端出妹妹的那一碗，用筷子把那平平的一碗饭划一小块拨到自己碗里，才递给妹妹。每当婆婆划饭的时候，总是喃喃地说：妹妹小，吃不了这么多！而妹妹总是直直地盯着自己的饭碗，小手向着婆婆微微伸着。当婆婆把饭碗递到妹妹跟前时，妹妹总是双手立即捧住饭碗，慢慢舔掉碗沿上沾着的饭粒……。南瓜也是婆婆用汤勺分，一人分两三块吧。汤是最后分，每人碗里倒一点，倒完为止，一人能有小半碗。

在大食堂唯一吃饱过的，是一次过年“打牙祭”的午餐。那天大食堂的那个热闹场面，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我跟着姐姐才走到大食堂的大门外，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油香味，那是熟悉而久违了的炸面鱼儿的香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进了大门，只见院坝里阶檐上满是捱肩擦背的人流；平时打饭的两个窗口增加到了四个，个个窗口都是人头涌动；院坝当中还特别放了几张八仙桌，供大家搁置碗碗罐罐。桌子周围也是挤满了人……，拿筲箕的老人、提篮篮的女人、抱钵钵的小孩子，一个个翘首望着打饭的窗口。“莫挤莫挤，细娃儿莫烧到了！”、“该我了、该我了！”、“我是五个人的、五个人的！”、“大李狗儿接到起接到起！”、“细妹儿这边来这边来！”、“八娃子，拿回去才准愜哟！路上莫偷嘴哈！”。……呼喊声、叫唤声此起彼落。

平时卖饭菜票的那间屋门口，一个老大爷拿着铁皮喊话筒在吼：“先在这屋头领餐劵哦！，先领餐劵哈！”、“依次排队，不要打挤……”。姐姐安排我在打饭的窗口排着队，她去领餐劵那里排队。我排着队，一会儿朝姐姐那边望望，一会儿朝打饭的窗口那边望望。窗口前总是围着一圈人踮起脚脚伸长颈子朝不大的窗口里张望……。我看着一个个从窗口前高举双手捧着冒着热气和香味的筲箕或蓝子或钵钵的人从人圈里挤出来，再直勾勾的盯着那筲箕、篮篮、钵钵里黄灿灿的面鱼儿、红彤彤的墩子肉、白花花的大米干饭，我不住地咽着口水……

过年的那一顿“打牙祭”的午餐具体吃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记得那天下午婆婆没有要我和妹妹去捡“烟锅巴”。捡烟“锅巴”是婆婆给我们每天的任务。她喜欢抽烟，是用一个铜做的水烟袋抽，本来一直是在南门顺城巷那个专门卖水烟丝的烟店里买烟丝抽，后来说要节约钱，就叫我们上街捡人家丢弃的纸烟头回家，擦掉黑灰撕开烟头纸抖出里面的烟丝装进她那个专门装烟丝的有盖的竹子筒筒里。自从我们开始捡烟锅巴，婆婆就没再去买过烟丝了。

那时候我们基本没吃过晚饭，天天晚上抱着肚子睡觉，天不亮就饿得睡不着了。我们把吃晚饭叫“宵夜”。婆婆说：小孩子不宵夜好。宵了夜也是压床板。偶尔宵夜，饭桌上也就只有一大土钵，放了点酱油或豆瓣酱的开水，用汤瓢一汤瓢的分在各自的饭碗里喝。有时做土杂工的妈妈会在这时带回来一截馒头，她把馒头切成四小块，每人给一块。给婆婆的那块总是要大点。

九岁那年我终于上了小学一年级（因家里没那么多钱缴学费，等姐姐高小毕业了我才上学）。那时侯大食堂已经不办了，各家凭“购粮证”在粮店去按定量买粮回家开伙食。肉、油、糖、豆腐豆芽米豆腐等等好多东西都要凭专用的票证才可以买。但总比吃大食堂好多了！天天可以宵夜了，虽然还喝酱油豆瓣酱开水，但常常有一盘黄角树叶子巴巴或芨芨菜巴巴或胡豆壳壳垫肚儿。每隔几天的傍晚，婆婆会一手拿着她的陶瓷小酒壶，一手牵着我的手，到大北街口的一个小酒店，打上五分钱的五加皮酒，再买一块二分钱的豆腐干，又牵着我的手回家。婆婆坐在饭桌边，把小酒壶放在火炉边沿上，然后把豆腐干分给我大约四分之一，再把已经煨热的酒倒在一个杯子里慢慢呡起来，呡一口酒就用指尖在豆腐干块上掐下一颗豌豆大小的豆腐干放到嘴里。婆婆嘴里没牙，我看着婆婆那深陷的嘴慢慢地蠕动，很觉有趣。我用门牙尖慢慢咬着吃豆腐干。这时，妹妹总是盯着我的嘴，舌头还不时舔舔嘴唇。我总会给她留下一小尖角放到她嘴里。

那时候，一个叫郭光建的同学经常早上带一个长馒头到学校，下早读时分给我们几个耍得好的同学吃。还有个叫张柱凯的同学喜欢吃生的大米，他带着半衣兜大米到学校分给我们吃。我第一次放几粒在嘴里咀嚼，感觉怪怪的很不舒服，就吐了出来。同学说要多嚼一阵才有味道。我又试着嚼了几粒，嚼茸了以后微微有点甜，但吞下肚子总感觉不舒服，以后就没吃过了。

“困难时期”就象它悄悄地来一样，也悄悄地消失了。但“大饥荒”留给我们的却很多很多……，🙏愿大饥荒永远不要再出现！

2022年7月23日于成都

　（图片摘自网络.致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