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红旗相机

道真言中

六六届的应届毕业生，适逢毕业分配之际，莫名的全民审查，搞得父亲想死不成，求生不得。终日担惊受怕的母亲突发蜘蛛网下腔出血，九死一生，住院抢救。一张病危通知书，送到学校，本是一个硬邦邦的上海工矿。却偏偏又遇上濒临揪出打倒前夕的班主任来家访，看到第三次抄家贴在门口的大字报。为了自保，表现自己坚定的阶级立场把我划到班级里唯一的一个外地农村名额。

七转八弯，兜了一个圈子，先到了赣南插队，后又按全务农特别困难家庭，返城回到上海，安排进上海照相机二厂工作。

上海照相机二厂的总部在曹家渡，而我却在南京路六合路中百公司楼上的装配车间和镜片车间工作。

分配工种的时候，领导特地安排了一个最讲究技术的工种（镜头矫平）给我。在他们的眼里，我师傅高中毕业，学了一年才学好的工作，肯定是车间里技术要求最高最难学的工作。想不到我一上手就学会了，不到三天时间就彻底掌握了。一大箱上面流下来的照相机机壳不用几分钟就做完了。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上道工序流下来的产品。发展到到后来，熟能生巧一锤子下去，能增加多少丝，一锉刀下去能减去多少丝，一清二楚，一个相机别人要拿上拿下测试架十几次都搞不定的事，轮到我三下五除一下子就搞好了。彻底打破这个工种难的神话，也破了领导的迷信。而我也从枯燥无味的流水线上解放出来，成了有空余时间的大闲人，每每在等工件的时候，可以到厂里各个部门走走，闲聊闲聊。

为响应中央特派的任务，厂里抽调最强的技术骨干试制红旗相机。全厂唯一的八级技工谢师傅，我的太师傅也在里面。他们就在我们车间的隔壁办公，属于保密部门，闲人禁止进入。吃饭的时候可以接触到试制成员。有时也会碰到上海照相机厂东风相机试制成员。红旗相机和东风相机是江青指示下，上海迎接国庆二十周年的重要献礼工程，红旗相机是莱卡M3的山寨版，东风相机是仿制瑞典的哈塞。试制红旗相机的过程中，很多零件都是一个一个手工走出来的，体现了当时中国精密机械的最高加工水平和上海工人的豪情壮志。哈塞相机的最高快门速度只有1/500，而上级要求做到1/1000。结果是面对如此大口径的镜头根本找不到一种材料能够抗衡如此大的冲击力，屡屡打碎开门而告终，就连瑞典也没有办法，尽管进口国外材料也无法做到。但文革旗手的指示谁也不能违抗，最后只能在快门高于1/500的场合，光圈就自动限制在小光圈的范围里。

期间同厂技术情报研究室成员系大榕先生成了莫逆之交。长长身材魁梧的系大榕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但是对外语有特别的爱好，除了英语外还懂些日语，当时正在学习法语，而他的法语水平堪称凤毛麟角。我凭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也崭露头角，得到上海照相机情报研究所老曹的认可。那时照相机情报研究所在南京西路，泰兴路拐角处，老曹毕业于日本长崎高等商业专科学校，任日语组组长。我为他们翻译的几篇文章得到很高的评价。时值政治挂帅的大革文化命的后期，老曹屡次鼎力否决政工系统左派要私塞亲信进组的意图，执意要招我进组，为此提出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考试前特地叫我去所里，告诉我考试的时间。尽管我考了个第一，还落得名落孙山的地步。后来才知道早先插队落户时的插兄插弟返城后看到我一头扎进日语，乐不思蜀地学习。冲我没有时间陪他们闲聊，就怀恨在心，公交车上偷皮夹子被逮到就栽赃嫁祸与我，公安也不认为是什么大事，也不深入调查，就往档案里一塞，被人冒名的不白之怨也就一直限制我。

交友一定要慎重，不能良莠不分。不好的人，尤其没有知识的人更要敬而远之，绝不能深交，也不可以带到家里来。四海皆朋友后患无穷。尤其是那些自己不思上进，不想学习的，还妒忌别人学习，希望天下世界同他们一样浑浑庸庸的小人。

因为情报研究所离我家很近，同研究所的上上下下都意气相投，无所不谈。几乎每个休息天都要去那里坐坐，借读照相机方面的最新资料。所领导是上海手表制造行业的技术泰斗——王维诚先生对我也耳熟能详，一直对我照顾有加，直到我出国。

在研究所里结识了上海照相机三厂许大松先生，那是一个手巧心灵的顶级照相机修理大师。任何牌子有故障的照相机到了他手里都能妙手回春，起死回生。后来移居澳门，以终身修理照相机为生，风起云生。

平时我也喜欢修修弄弄，有时候也开膛破肚照相机，手表之类。我的经验：修理照相机的关键在于要知道怎么拆开照相机，照相机外表有很多螺丝隐藏在贴皮的后面，要了如指掌地知道什么地方有螺丝需要揭皮起螺丝，不能有错。另外心理状态要好，心静手细，保持良好的记忆，牢记螺丝，零件的先后次序，绝对不能搞错，轻起轻放，丝毫不能损伤拆下的零件。要准确地判断故障的所在，做到手到病除的地步。平时要多了解各种照相机的结构原理，积累经验，做到胸有成竹，只拆故障部分，减少损耗元件。

回想起来，修理照相机正是乐在其中，其乐无穷，修理的过程中经常为前人的巧妙构思叹为观止，赞叹不已。如今已迈入古稀之年，老眼昏花，也就不再碰触精密机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