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绝代林徽音

轩雅居主人

世人皆知林徽音。然而，除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句经典的诗句外，人们对她的认识充满了偏见与争议。近代作家李健吾曾直言，“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冰心甚至写了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公开讥讽在男人身边团团转的林徽音……不喜她的人抨击她的“名媛”行为，甚至认为她像“绿茶”一样穿梭于民国众多才子之中：惹得徐志摩对她念念不忘，金岳霖为她终身不娶，梁思成把她当公主捧在手心宠爱……关于她的溢美之词以及捕风捉影的八卦漫天飞舞，她身上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被无限放大，而更丰富的她则常被忽略。 徽音为长民长女，父亲根据《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的出典，给她取名徽音，犹云懿美之德音。傅玄诗“徽音冠青云”，父亲对女儿抱有很高的期望。 徽音一生挑起建筑和文学“两担云彩”，并且在1931年至1937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同时交辉，放出奇异的光彩，这意味着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她的才华横溢，精力过人，这当然是一个首要的前提。她是一位诗人，一身诗人的气质。诗是文学的奥秘，对于一位诗人、文学家来说，诗又是人生的奥秘。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建筑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文化，文学当然更是。徽音把建筑事业看作是实现生命的，把文学事业也看作是实现生命的，她带着一种幽馥的虔诚和腾沸的热恋，把建筑和文学的追求，当成整个的生命意识，作全身心的投入。 1928年，林徽音与梁思成在加拿大结婚，她不肯穿西方流行的婚纱，自己设计了一套具有中国和东方色彩的结婚礼服建筑和文学又是姊妹艺术，她早早就悟出了“诗意”“画意”“建筑意”。我国有句古谚叫“血气方刚”，又有句古谚叫“三十而立”，这几年的林徽音正是三十上下，用数学公式写出来，正是30±3岁，她在建筑和文学两个领域里翱翔，更由于频繁地走出去参加寻找古建筑的调查活动，而得以深入民间，探索幻若苦谜的宇宙人生，我们对照起来一起读读她这几年写下的建筑文章和散文，比如一起读一读《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和《窗子以外》、《山西通信》，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一起读读她这几年的精力，和这几年当中与建筑活动、建筑思考、建筑意向相关联的一些诗篇，问题就大概全能解决了。欣赏一点林徽音独特的带着浓郁的建筑意味的诗篇佳作吧。人去时，孔雀绿的园门，白丁香花，相伴着动人的细致，在此时，又一次湖水将解的季候，已全变了画。——《去春》你爱这里城墙，古墓，长歌，蔓草里开野花朵。……我们在古城楼上今天，——白鸽，（你准知道是白鸽？）飞过面前。——《城楼上》偏又流成愤怨，聚一堆黑色的浓烟喷出烟囱，那矗立的新观念，在古城楼对面！……再低着头去寻觅那已失落了的浪漫到蓝色棉帘子，万字栏杆，仍上老店铺门槛？……即使古老些，需要翡翠色甘蔗做拐杖来支撑城墙下小果摊，那红鲜的冰糖葫芦仍然光耀……——《古城春景》我数桥上栏杆龙样头尾，像坐一条寂寞船，自己拉纤。——《十月独行》楼外又楼外，幻想彩霞却缀成凤凰栏杆，挂起了塔顶上灯！——《灵感》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深笑》这首题为《深笑》的诗，最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先前林徽音写过一首题为《笑》的诗，诗中说：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云的留痕，浪的柔波。一时最为传诵。后来又写了这首《深笑》。再对照她1931年8月写的《山西通信》：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林落里去！我感觉到一种平坦，竟许是辽阔，和地面恰恰平行着舒展开来。散文里写的也是深笑，不过是向着四野平行着舒展，这首诗里的深笑，又是散向高空，摇上云天，顺着百层高塔的琉璃檐边。《深笑》是1936年1月发表的，当时徽音还未去过开封铁塔，诗中提到的琉璃塔，只能是由赵城广胜寺飞虹塔激发的灵感，那么这首诗很可能是1934年晋汾古建筑调查时已经在酝酿，就和《山西通信》是同一个时期的快乐情绪了。林徽音把她对建筑意的直觉的领悟和神往的会心，融化到诗里面，锤炼分散，成为一种独特的光芒和气质，这样的诗，是只有林徽音才能作得出来的。1931年至1937年是林徽音一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好比是春天进入了夏天。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这是四月初夏。你来了，花开到深深的深红，绿萍遮住池塘上一层晓梦，鸟唱着，树梢交织着枝柯，—白云却是我们，悠忽翻过几重天空！这是五六月的盛夏。好景不长，秋天跟着就来了。她的《给秋天》这样写道：可是我爱的多么疯狂，竟未觉察凄厉的夜晚已在你背后尾随，—等候着把你残忍的摧毁！正是日寇的野蛮入侵，把林徽音的美满欢乐残忍地摧毁了。1937年8月，徽音和思成扶老携幼逃出被占领的北平。徽音心肠特软，她说她恨不得把城里所有的太太孩子都背出北平。这次逃难，他们经天津、济南、武汉，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10月1日到了长沙。在长沙等待安置，住所遭敌机轰炸，全家仅以身免。后来决定随西南联大转赴昆明，12月8日挤上汽车，中途在晃县汽车被征军用，徽音又得了重病，很久再上路，前后历时三十九天，才到了昆明。营造学社在昆明艰难起步，徽音已成病人，不能外出考察，只能留守做后勤了。1940年11月，营造学社迁往宜宾附近的南溪县内的李庄，途中徽音病情加重，到了李庄，已经是病废之人，长期卧床不起，咳嗽发烧不止，挣扎在死亡线上。作为建筑学家和设计师作为建筑学家的林徽音，抗战期间在建筑领域内，至少做了四件大事。1941年底至1943年初，她协助思成完成一部《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第六章中的《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辽之都市及宫殿》《金之都市宫殿佛寺》《南宋之临安》等几节，全出自林徽音的手笔。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油印本“前言”中说：“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1943年她协助思成完成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思成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梁从诫后来回忆，写作《图像中国建筑史》时，父亲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从诫又说《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部分，“大半出自母亲的手笔”。徽音这段时间的建筑史写作，大部分都是在病床上完成的，思成帮她设计了一个连着床的活动桌架。1932年林徽音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发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旧时伦理道德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新时代提倡女权和妇女解放，但是知识女性仍然信守着“助丈夫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的成功为第三”那样一种准则。林徽音自己肩上挑起“两担云彩”，还得担负协助丈夫、照料家庭两副重担。抗战之前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里最热闹的时候是十六七口人，除了自己小家五口之外，还有五口亲戚和他们老妈子，另外有六七个仆人，徽音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抗战时期只有家里五口，可又雇不起保姆，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全靠徽音一人，这时她已是重病之人，每天累得半死，上床呻吟，她哀叹她为什么还活着。社会上已经认识到，营造学社不过思成一人而已，李庄时候，思成代理社长，每年到重庆去为申请经费而小跑，徽音还得替他照料整个营造学社。以至于他们自我挖苦地说，思成是火车站，徽音是站长，有时候又反过来。1943年8月，刘敦桢离开营造学社应聘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徽音给费慰梅写信说：“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果然，刘敦桢走后，他的助手陈明达也到西南公路局去了。思成说的“在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她”。思成说的语重情长，可全是实话。徽音的毅力惊人、贡献突出，她和思成的同学陈植后来回忆，仍然赞叹不已。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北平，思成应梅贻琦之聘，到清华大学创办营建系，徽音一到校立即为教师设计胜因院住宅。她投身教学，开了不少的课。当时教师不多，思成去美国讲学考察建筑教育和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中国代表期间，徽音带年轻教师主持教学。这期间她身体很坏，1947年底不得不住院做肾切除手术，她已经给费慰梅写了诀别信，又作了一首诗《写给我的大姊》，也是当作诀别的遗嘱。《恶劣的心绪》也是手术前写下的。1946年至1948年徽音写了几首小诗，又接受杨振声、金岳霖的建议，整理一些以前的诗作发表。这几年她心情低沉，《恶劣的心绪》的诗题似乎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心境。她在抗战时期写的《哭三弟恒》也是这时发表，诗中说的“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更代表着她心境中的积极一面。从1949年到1955年不幸故去这六年多，是林徽音作为建筑学家和设计师鞠躬尽瘁，发出最后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她完全告别了文学创作，文章风格也有了变化。这个时期的辉煌业绩，至少有六个方面。林徽音参加和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这是全国政协交下来的任务，委托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进行设计。徽音和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高庄、朱畅中等，连续几个月的努力，方案中选，直到最后确定。1950年6月23日，政协大会以起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清华大学的设计。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明令公布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徽音1929年曾设计东北大学校徽中选，二十年后设计国徽。国徽设计庄严，用天安门表现历史和革命，最为得体，把五星红旗挂在天上，更在庄严肃穆中融合了浪漫的诗意。国徽的设计，林徽音贡献出一生的才华和诗意，是她一生建筑和设计事业的一个最光辉的成就。 1952年，徽音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为碑座和碑身设计雕饰纹样和花圈图案。徽音一向喜爱雕饰图案，早在东北大学就开过雕饰史的课。为了这个设计，她找了许多资料，做了许多方案草图，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劲头，感人至深。思成为碑建委员会副主任和建筑设计组组长，思成出国期间，碑建会的工作正进入紧张繁忙阶段，她替思成做了不少设计和行政方面的工作。徽音带研究生研读期间，对历代图案进行研究，分析其演变和发展规律，还草拟了一个《中国历代图案集》的提纲，准备请王逊一道撰文，由常沙娜她们绘制图案。对于徽音挽救扶植恢复景泰蓝和烧瓷工艺，以及在传统技艺上的设计创新，后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丰在美协的工作报告中，作了热烈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成为艺术设计学院。把建筑设计与艺术设计结合沟通起来，一直是徽音的夙愿和憧憬。 新中国成立以后林徽音仍然是个病人，未能恢复元气。她带病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不少文章，还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讲过“建筑史”“住宅概论”等课程，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到1954年，她开的“中国建筑史”等课程，大半是躺在床上讲授，学生走后她就发烧咳嗽不止，这样舍己芸人，讲课时仍然兴奋不已。1954年冬天很冷，徽音病情转重，思成决定搬到城里过冬，以便治病，房子没有找好，临时借住在陈占祥家里。徽音当时病情严重，住进医院，一次批判会后，吴景祥陪思成到同仁医院看望徽音，见到思成，谁都说不出话来，二人只是相对无言，默默相望，吴景祥看了也不觉凄然泪下。思成接连挨批忍受不了种种打击和折磨，也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3月31日深夜，徽音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思成。当时思成就住在隔壁病房。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说吧。弥留之际她想见亲人，有话要说竟未说成，4月1日清晨，凄然长逝。这时她才刚过五十岁，尚在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