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倌儿——农村消失的职业之七

好侃儿

　　猪倌儿，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实行集体经济时代，生产队的放猪员。

农村养猪，原本都是一家一户自然养的。到了集体经济时代，社员种自留地、开小片荒、养牛马驴骡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必须割掉的。为了让社员平时换个零花钱，过年有年猪杀，允许社员养一定数量的鸡鸭鹅和猪。养猪，当时米糠和泔水是最好的“精饲料”，最常用的养猪饲料是青草和野菜。青草野菜，需要人去割。割猪草猪菜影响劳动力出工------为了减轻社员的负担，不影响集体的活计，生产队就将各家的猪归拢成群，安排人统一放养，这就催生了猪倌儿这一职业。

如果追根溯源，猪倌儿这是一职业出现的更为久远。历史上，猪和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甲骨文中的“家”字，就是一个屋子，里面一头猪。无猪不成家，说明当时猪是一个家庭的重要财富。这一点在考古中已经得到充分的科学验证。在半坡遗址、下王岗遗址、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有先民养猪的遗迹，距今已经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的是，历来被认为是北方游牧民族天堂的科尔沁草原，2010年发现了一处史前聚落遗址——哈民遗址，竟然出土了一件深褐色的陶猪。被考古人员称为“中华史前第一美陶猪”。可见，养猪，在史前就是一项很普及发达的产业了。养猪，就得有专人管理。由此推断，猪倌儿应该是一个诞生于史前的“古老职业”。

猪倌儿，在生产队是一个劳动强度相对较轻，没有责任心绝对干不了，身强力壮又没人稀罕干的职业。年轻小伙子当猪倌儿，会被人们认为是“二等残疾”，连对象都不找不到。能够在生产队当上猪倌儿的不是年老体弱的，就是未成年的“半拉子”。

当猪倌儿，是一件苦差事。每天早晨和下午，在生产队集体出工之前，猪倌儿就要在街的一头到另一头，挨家挨户扯着嗓子喊：“、松猪了，松猪了”！猪倌儿喊道谁家，谁家打开猪圈们，将自家的猪放出来，由猪倌儿拢入群。那时，一个生产小队，社员都集中居住在一两条街上。猪倌儿一般都安排两到三个人，松猪的时候，一人负责一条街，最后汇聚在一起，统一赶到草甸子上去放。以生产小队单位，形成一个几十口，乃至上百口的猪群。我们村子比较大，有六个生产小队，有六个猪群。能放猪的地方就是西南甸子、清河大堤几个有水有草的地方。为了将自己负责的猪群与别的猪群区隔开，防止猪串群，每个猪群前边有一个肩上抗着长鞭子的猪倌儿做“领队”，后边跟着腰里别着“陶来棒”，手里晃着长鞭子的猪倌儿“殿后”。偶尔有的猪淘气，想离群，猪倌儿手中的长鞭子一甩，“啪”的一声，就圈回来了。村子里几个猪群碰在一起，浩浩荡荡，是一道很壮观的风景。

东北放猪的季节，一般是从六月大地返青开始，到十月底秋收结束。不同的季节，放猪的地点也不一样。六月的时候，河堤两侧的青草返青快，是最佳的放猪场地。夏季，雨水多了，西南甸子草长得好，野菜也多，还有水坑子，村里的猪群都汇集到此。猪吃饱了，到水坑子里打个滚，俗称打泥儿。猪爽歪歪，猪倌儿在傍边席地而坐，省心烙印。十月份秋收了，选择收完庄稼的地块遛茬子。猪拱秋收落下的粮食长膘，猪倌儿带着袋子，自己顺便划拉个秋。

中午，社员收工回家的时候，也是猪群返家的时候。回来早了，猪没人经管。一进村，猪倌儿放开嗓子喊“关猪了，关猪了”。各家就打开院门，猪就自己拧拧搭搭跑进院子。猪进院子后，主人往猪槽子里倒满泔水。猪将头拱到槽子里，吱溜吱溜喝个瓜滚肚圆，关进猪圈休息一中午，等着下午再放出去。

最富有诗意的是每天傍晚猪群返村的情景。披着西天的晚霞，猪倌儿赶着猪群回家。进村后，还是“关猪了，关猪了”的洪亮喊声。主人望着自家的猪回来，一个个象接自己的心肝宝贝，笑脸相迎，随手关紧院门，往猪槽里倒瓢泔水，给猪解渴溜缝------好一幅农家生活的风俗画卷。

家家户户交给猪倌放养出来的猪，拿到当下可是纯绿色食品，身价一定不菲。在当时，可是无奈之举。那时候，粮食产量非常低。国家制定的粮食平均亩产指标分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三个层次，亩产400斤，上纲要，人均口粮（毛粮）450斤；亩产500斤，过黄河，人均口粮（毛粮）550斤；亩产800斤，跨长江，人均口粮（毛粮）600斤。如果粮食亩产上不了纲要，人均口粮（毛粮）只有360斤。我们村子生产基础一般般，在我的记忆中，仅有一年上纲要，大队支部书记通过大喇叭，大呼小叫地咋呼大半天，社员也因为能多分点口粮而喜气洋洋。其余的年头儿，人均口粮都是360斤。社员们自嘲“够不够，360”。一天一斤毛粮，人都填不饱肚子，根本拿不出多余粮食做饲料喂猪。缺少饲料，社员还得靠养猪补贴家用，或者养猪过年，只好采取放养的办法。

别看猪倌儿平时被人瞧不起，但他们赶着猪群也是威风凛凛。手里一杆长鞭子，腰里别着根“掏来棒”，是猪倌儿的标配装备。常年当猪倌儿的，还往往养一条狗。长鞭子、陶来棒、狗都是用来圈猪的。因为猪是一家一户的，硬拢在一起，不合群乱跑。跑近的，猪倌儿长鞭子一挥，就圈回来了；跑远的，鞭子够不着，就扔“陶来棒”往回圈；陶来棒够不着的，猪倌儿就会放出狗，往回圈。勤快的猪倌儿还挎一个粪箕子，一边放猪，一边拣粪。

猪倌儿的劳动强度不大，责任却不小。要知道，那个时候，在生产队劳动一天也挣不了几毛钱，遇到歉收的年头，劳动一天还得倒找钱。日子穷，养个猪就是家家的最大财富。尤其是老母猪更是珍贵，有老母猪肚子“小银行”之说。因此，如果因为猪倌儿管理不善，猪丢了，受伤了，猪倌儿都要承担责任的。所以，生产队选猪倌时，一般都会在适合当猪倌儿的人中间，选责任心强，社员信得过的人。

我的本家六爷，因为是从城里回乡的，年纪大，又不会干农活，生产队就选他当猪倌儿。在放猪的季节，他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一点也不比到田间劳动轻松。拢群时要清点一次，回来后还要再清点一次。生怕将谁家的猪给放丢了。有一次，一头老母猪踩到了“瞎地羊”洞里，将前腿扭伤了，主人五马长枪地找上门来。最后经队长调节，六爷赔偿人家100个工分，才将事情平息。

农村实行改革后，粮食越打越多，各种饲料也花样翻新，养猪，全部喂饲料，实行“工厂化养殖”。古老的职业猪倌儿，在农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哈民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美陶猪”（图片来自网络）

山坡放猪（图片来自网络）

散逛猪多么悠闲（图片来自网络）

拖家带口的老母猪（图片来自网络）

松猪的孩子（图片来自网络）

啃青草吃的猪（图片来自网络）

返回村里的猪群（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