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作者：李建树

雯雯（邱薇薇）

往事如风，但有些记忆却挥之不去，历久弥新。
打开尘封半个世纪的军营日记，其中一本的扉页上，夹着一朵淡紫色的小花，这是我驻守延边、在长白山下随手采摘的。根据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研究，人看似随意的下意识动作，经常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在百花争艳的长白山，我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一朵平淡无奇的野花？
一支竹笛，决定了军旅生涯的轨迹 记不清一九六四还是六五年，几天时间，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欧阳海之歌》，被火热的军营生活深深吸引，萌发了当兵的念头。到六九年当兵时，由于取消高考和上山下乡等因素，参军成了热门，但我还是幸运地如愿以偿了。我天生的运动技能差，在学校班级里是出了名的。新兵连投掷手榴弹，我原地不动站着投，勉强及格。 如果助跑,应该投得更远，但我动作不协调，反而更近。实弹考核时要求助跑，我越紧张越不协调，弹着点很近，差点出了事故。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吗？当兵两年后，当时的干部政策是，新提拔干部必须有在连队任职班长三个月以上的经历。团领导把我放在某连当班长镀金，大家都没有想到，任职将近一个月时，连队所在营领导已经几次找团部提意见，因为我走不好队列、叠不好被子等问题，影响连队建设，强烈要求把我遣返，态度特别坚决。
天无绝人之路。当时军队突出政治，新兵连还没结束，政治处就来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选人，我被举报笛子吹得好，选中了。我当时还很不情愿，因为是冲着连队的火热生活当兵的，但是又不敢不从。大概是因为写过小节目，不久就调到了报道组。这是个重大转折，成为把军营变成学校的良好的客观条件。写报道不学习不行，只是学多学少、学深学浅的区别。
当兵是我的愿望，上大学也是我的理想。当时，我决心结合写作 ，更多地力争系统地学习知识，不能荒废青春。那时能够找到的书，只有毛选和马恩、列宁选集。只要动机足够强烈，总会找到办法的。我拿着部队的介绍信去了延边大学图书馆，大概因为当时军队的地位特殊，他们破例借给我一些已经封存的书，真是开心死了。那时军队团以上机关也有些内部特供图书。我以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入门的基础教材，按华罗庚提倡的读书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的方法，一本书反反复复读了一年多，再读马克思的原著就轻松多了。同时，读了很多能够找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世界名著，包括公认晦涩难懂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最受启发的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这本书基本上是把我所有读过的书串起来讲，由远及近，由浅入深，特别注重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现象，使你渐渐地接近唯物史观的精髓。难怪列宁说，这本书培养了一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时，常常沉浸在获取知识的欢愉之中，在艰苦的军营生活中有滋有味。到连队当班长被踢出后，领导安排我继续挂班长銜，考虑到有音乐细胞，送我到沈阳军区歌曲创作培训班学习，遇到了魏宝贵、邬大为、覃钊邦、石铁源( 十五的月亮、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歌曲的作者)这样顶级的老师，作品居然发表了，增添了人生的乐趣。
一只蝴蝶，掀起了一场风暴；一支短笛，改变了我军队生活甚至整个人生轨迹。军营成了学校，延边大学图书馆成了我的课堂。回想那时的岁月，至今都经常感到热血沸腾。十年磨一剑，为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离开军队后的第一站是省委组织部，人才济济，一个办公室的五六个同事，后来都是副市以上的领导干部 ，还有两名省级。有了一定的理论修养，在这个环境中我也混得不错。包括后来在很讲学历的清华大学紫光集团工作，没人相信我说的“小学毕业、初中肄业”。
学吹笛子吧，技不压身，也许它能给你的人生多条路。

一篇习作，尝到了老老实实写作的甜头 一九七一年，我去和龙县支农，终于摆脱了为各级各类大小会议准备材料、疲于奔命的状态，可以写写报道了。我所在部队长时间是报道空白团，大家都急于见报。当时，我可以说是比较认真地做了一些哲学思考，看到，从现状出发，我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学习和掌握新闻报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学习不能只是看书，也要写稿子，但这是写作练习，目的是为了消化掌握新闻写作的知识，而不是为了见报，绝不能急于求成。那时，能找到的只有一本64开、几十页的《新闻工作手册》，按照手册对选材、立意、布局、表述和修改等步骤的多项要求，我对手里的素材一点一点地逐项琢磨，并尝试着写下了第一篇习作。〝吕不韦著《吕氏春秋》，置于咸阳之城门，令能增损一字者，予之千金”。当时，我就按这种每一句话、甚至每个字都要经得起推敲的标准练习写作，一篇不到千字的短文，竟然写了一个多月。写好后，对于要不要投稿，犹豫了一下，后来想，就当是请报社编辑当老师，给作业判分吧。发稿后，意外发生了，这篇习作竟然刊登在延边日报的头版头题位置。虽然是小报，但头题一般是给新华社通稿的。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运气好，懵上了，我也叫不准。于是，又如法炮制，第二篇竟然又上了头题，和外交部的一个声明并列。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欲速则不达，相反，耐着性子 ，老老实实地下笨功夫，言之有物，反而可能弯道超车，相反相成。当时，延边日报驻和龙县记者，几经辗转找到我，他说本报记者上头题也是相当困难的 ，一定要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把自己写作的体会，结合马克思四卷资本论因为高标准生前只发表一卷的事实，写了一篇言论，被三家报刊和内部通讯采用，走出了延边。作为炮兵，这叫首发命中，发发命中。
坚冰已经打破，开局良好，正是扬帆起航、大干一场的时候，事情却戛然而止。＂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谁能想到，知识不单会使人愉悦，也会带来苦恼，甚至是难以自拔的苦闷。随着理论修养的加强，越来越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悖之处，这种认识越来越强烈，最终情不自禁，胆大妄为地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意见书。事后害怕了，但过了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一是这封信可能根本就没人看； 二是这封信主要是大段地引用马克思对历史唯物论的经典阐述，基本上没有个人发挥，不好定罪。以给中央文革写信为界限，从一九七三年起，我不再主动写东西了。写作正在兴头上，觉得前途无量的时候，突然没有了奋斗方向，眼看着荒废大好的青春年华，很是郁闷。同时，必须完成的写作任务很多，下笔的时候，很不情愿唱赞歌，又不敢丝毫表露怀疑和否定的情绪，内心非常痛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那时，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对我震动很大。他明确提出，俄国、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果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乃至倒退。我现在都不明白，这样一篇文章怎么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编进马恩选集。文革中，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50美元左右，不到黑非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80%多的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下。在钦佩马克思主义先知惊人的历史预见性的同时，也为我们身处为探索如何建设崭新社会制度付出巨大代价的历史时期而苦恼，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
粉碎四人帮，事情有了转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就是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这条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理，渐渐地被认识到，有希望了，我又重新活跃起来。那时围绕十一届三中全会，部队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在进行某个大型教育时，我觉得教育的方式方法还不够贴近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实施时做了一些改动。为此，先是受批评，后又被表扬，解放军报派记者采访我，形成了一个工作通讯，发在解放军报上。这个时期，我又开始主动抽时间写稿了，陆续发表在济南军区前卫报和解放军报上。
军队是个大学校。我不仅学到了知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在耳闻目染中，学到了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越来越体会到这是宝贵的财富。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还会选择那朵淡淡的小花放进日记本吗？不会了，想通了。迄今为止，每个人遭遇到的历史环境都不是完美的，即使你幸运地遇到了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也会存在大量不合理的、甚至倒退的社会现象。我释怀了，放下了年轻时候那些苦闷和遗憾。我会选一朵延边最具特色的金达莱，每当冬去春来，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金达莱一枝独秀，一夜之间突然怒放，漫山遍野，一片火红，美的让人震撼。在我的生命中，它是春天的使者，迎来了中国几千年梦寐以求的小康社会。
在火热的军营中， 青春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