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牌手表

时光无声

　　工作当年，我便买了一块上海牌机械手表。这手表表盘薄、大小适中，戴在手上轻巧、美观。

　　拥有一块手表，是我多年的愿望。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月光如水、寒风瑟瑟，几个小伙伴坐在堂婶的枣树下。我告诉小伙伴们道：“我要去云南了，到云南挣点钱，买得起‘三转一响’就回来”。那夜，我的话是认真的。小伙伴们舍不得我走，说了好多叫我多保重、一路小心的话。为此，我得到了两件礼物：十个鸡蛋、一支钢笔。那时，大家都穷，这礼，已是十分的厚重了。

　　“三转一响”，指的是手表、单车、缝纫机和收音机。那些年，老家人将你是否拥有“三转一响”来评判你是穷是富。老家人也为自己能早日拥有“三转一响”而辛勤劳作。

我拥有了一块手表，为完全拥有“三转一响”向前迈进了一步、离目标接近了一步。

我十六岁来云南，奔着大伯来。一个网兜，几件旧衣服，一到农场已是两手空空。刚参加工作，月工资三十一元。显然，是买不起手表的。

工作当年，我便买了手表，是因为我与临沧青工们打了一个“会”。

　　知青回城，农场劳动力锐减，为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农场通过当地政府，在临沧招收了五百余名青工。分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有十五六人。

临沧青工，大多来自农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年龄在二十岁上下，也有与我同年的。他们来农场，与我没多大区别，仅带来几件换洗衣服，同样是两手空空。

临沧青工晚我半年来农场。为迎接他们的到来，生产队为他们做了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准备。这些准备，首先是解决床的问题。

队长安排两个男性割胶工为一组，任务是一天工，一铺床。我与我家门为一组。他在农场出生、在农场长大，架简易的篾巴床比我在行。我俩从附近山上砍来竹子，先将床的四只脚埋入土里，再将竹子搭成竹架，最后将竹子破开做成篾巴，铺在床上做床板。为牢固，好些地方我俩用铁丝做了捆绑。床做好，我俩在床上跳跳，感觉甚是扎实。

“放心！做新婚夫妻床也倒不了。”我俩玩笑道。

临沧青工刚来农场，单身汉多，睡的是篾巴床，煮饭的灶用几块砖架起来便是了。我所在生产队，十五六个临沧青工，没有谁有一件家具。大家都想改变这个状况。

那是停了割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十几个青年男女在生产队的晒场上闲聊。这时，一临沧青工提议，我们一起打个会，凑点钱买点急需的东西。大家一致赞同。

“打会”，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同事联合起来，每月从工资中拿出一些钱来，集中给一个人使用。采取“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做法。我们联合了十三个人打会，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十元钱来打会。我是第二个拿会钱的人。

打会，我原本不知道为何物，是临沧青工教会了我。打会，在当年是最好的筹钱办大事的方法了。拿到会钱，我们十三人中没有糟蹋钱的，有买单车的、有买手表的、有买衣柜的，最多的是买了床。

我拿到一百三十元会钱决定买块上海牌手表。

买手表，我首先想到的是孟定供销社。那是区政府的供销社，物资最为丰富。大我好几岁的同事骑单车十二三公里，带我去孟定供销社买手表。被告知早卖完了，让我十分失望。

第二天，还是那个同事，骑单车四五公里带我到河西乡供销社买手表。供销社售货员给我们的答复同样是早卖完了。但售货员告诉我们，丘山乡供销社可能还有手表卖。

第三天，还是那个同事，陪同我去丘山乡供销社买手表。丘山乡，山区乡，单车已骑不了了。我俩起了个早，徒步八九公里去丘山乡供销社买手表。这次终于见到上海牌手表了，我激动不已。售货员告诉我表价是一百二十五元。那时，国营供销社，国家定价，没有讨价还价一说。我立马付钱买回了那块上海牌手表。

　　手表戴在手，我在高兴、欣喜之余，我十分地爱惜那块表。后来，有了开放政策，泰国的一些商品通过缅甸进入到孟定。这些商品中，大多是手表、拖鞋、尼龙背心、尼龙蚊帐等。于是，一些小商贩带着这些小商品到处叫卖。一次，我从一个小商贩那里花了六十块钱买了一块双狮牌手表。那表全自动、带夜光。可惜不到两个月便停摆了。

　　还是我那块上海牌手表好，美观、轻巧，特别是时间准确。我戴了它那么多年，它的时间与中央广播电台的报时钟声走不了几秒钟。

我的上海牌手表还在，只是它的表盘玻璃已有了裂缝，已防不了水了。近几年，我不怎么戴手表了，感觉手表有点碍手碍脚。看时间，看手表由看手机替代。

来云南四十多年了，我常常想起那一夜、在堂婶的枣树下，对小伙伴们讲的买得起“三转一响”一定回来的话。这话，当时我是认真的。但这么些年，我早已超额完成“三转一响”的目标了。而我已是回不去的人了，这让我有些怆然、有些伤感。

（写于2021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