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轶事（四十四）

正本清源

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国内上上下下的户外墙上都刷着反美标语，北京也不例外，尼克松下机场的时候，他身后就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

当时也有人提议，是否要把标语撤了，或者把一些反美标语墙刷白了，伟人回答：没有必要！美国人搞阴谋，我们搞阳谋。他们无非是来做生意的，私下里在政治上不会放过我们，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避讳我们反美的决心。

倪匡一生快意恩仇，跟古龙是好朋友，去台湾找古龙喝酒，整晚整晚的喝白兰地，喝到第二天去医院打点滴。大醉之后两人分别搂着妓女上楼自行快活的事情也常有。倪匡爱嫖，自己不讳言，亲友也不替他瞒着。蔡澜监制的电影找他演嫖客演作家，他都去，乐呵呵的。倪太太说：“倪匡扮嫖客，作家，都是本行。”

陈炯明挽孙中山：“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1920年列宁密使波特波夫专门拜访陈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是要放弃外蒙，承认外蒙独立，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遭到陈炯明严词拒绝。孙中山与苏联一直保持密切联络，陈炯明对此从来不赞成。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在诉诸国际之间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1957年，艾青为丁玲辩护：“对于丁玲的斗争是过火的、残忍的，对同志不能一棍子打死，无限上纲，不能搞宗派……”结果艾青和丁玲一起被打成右派，而且对艾青说是被毛主席亲自定性。

王震将军爱惜知识分子，主动邀请艾青前往北大荒，后又转到新疆建设兵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一个曾经地主的儿子走上革命之路，用一生写了一首悲壮诗歌，最后坦言“活着就是胜利”

村上春树得知自己父亲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时，他决定放弃生育后代，虽然他是家族独子，但是，他就想让这个罪恶的家族断掉血脉。

他自己亲自到中国验证他父亲是否参与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两周时间他在中国走访各个有历史战争的地方越发感觉心中有愧疚。亏欠感使他在中国14天没吃过一口中国饭，一直吃自己带的罐头。

最后终于知道，他父亲当年是一个负责运粮草辎重的兵，并没有参与到南京大屠杀中，但是他仍然不能原谅，因为他父亲参与了日本侵华战争，这是从根本上洗不掉的罪恶。

两德统一后，被射杀的东德青年格夫洛伊的家人起诉开枪士兵亨里奇，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辩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而旁听席上的人们也多数接受了上述辩词，从心理上默认了亨里奇是无罪的。

然而，法官赛德尔面色严峻、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一名军人，当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不执行上级命令(开枪)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打不准，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赛德尔还说: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 ，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因为“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赛德尔的话在庄严的法庭上回响，给人以深深的心灵震撼。旁听席上，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有的人相拥而泣。亨里奇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胸口剧烈地起伏。他将目光投向格夫洛伊的家人，说了句“对不起，我错了”，就低下了头再也无力抬起。最终，他因蓄意射杀罪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当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就会有一种东西比职责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有打不准的权力。换言之，如果你是柏林墙边持枪的士兵，看见有人翻墙，你的责任就是把枪口抬高一点。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成为文明国家的军警在面对非刑事犯的同胞时，最高的思维底线和行为准则。

那时私营餐馆是不存在的，相反大多数人在一起吃“大食堂”。其实伙食也没有想象的没那么糟，理论上更像是军事基地的食堂。所有东西都是集体烹饪和准备的，人们轮流在公社的厨房工作，有些人去上班，然后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是免费的，这样就可以保持健康，有精力做更多的工作。

想法是非常好的，电视剧《老农民》中深深体现了这一点，慢慢的变成只吃不干，甚至被乌托邦的想法冲昏了头脑，有些地方开始浪费食物。最终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和未受教育的社会中，集体化生产被证明是低效的，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职业道德来生产足够的食物。生产依靠的不是科学的管理，而是充满激情的群众运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激励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不用说当时缺乏技术，原始的人力也只能帮不会很多。

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想法，但它不适合那个时代，或者任何一个时代。

1977年，三名投机倒把的男子被法院判处死刑。临刑之际法院拍下了这张照片，用以警示人心。这三名男子投机倒把破坏经济秩序，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们胸前牌子上写着罪名，三人都是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左边和中间的那两个表情沉重，垂头丧气，似乎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

右边那个居然目视前方，满脸地不服。人之将死，三人表现各异。

中移动的高管李向东，被纪委找去谈话，聊天中，纪委让李向东出示身份证，李向东说没带身份证，可以回家去取。李向东出门后直接买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然后转机去了加拿大，与此同时，将随身携带的中国移动手机交给了街边的一个小混混。称去外地会女友怕被老婆发现，要求小混混配合演一出金蝉脱壳，然后便给了小混混3000块钱，要其代为保管，并许诺三天后出差回来，再给小混混3000块钱，要求只有两条:1不能接听2不能关机，小混混很高兴，满街溜达，监控者仍然以为李向东还在城中，满心欢喜，结果三天后才发现上当。明修栈道，金蝉脱壳，李向东临危不乱，身手不凡。真是把36计学到家了，不愧是中国移动的高手，举杯邀明月，李向东目前还在加拿大！

1990年，天安门广场。

民国十二年（1923年）留影。

1966年10月间，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

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北京各校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某达，陈某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 ”，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主席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对于这封“致敬电”，毛泽东主席并未予置词。据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其实这封“致敬电”根本就没有到过主席手中，而是被陈某达拦截了，至于陈某达为何要拦截，不得而知。

1908年，13岁的潘玉良被舅舅卖入红楼。妈咪嫌她太丑：“嘴唇厚，脸庞大，一脸苦相，我不要。”谁知潘玉良一听，竟扑通跪了下来：“求您收下我吧！我什么都会做，当个使唤丫头也行！”

潘玉良原名张玉良，生于扬州一个贫苦的家庭。一岁时父亲去世，八岁母亲重病，临终托孤将她交给舅舅收养。

奈何舅舅烂赌、舅母苛刻，潘玉良的童年十分不幸。更不幸的是，13岁那年，嗜赌成性的舅舅为了还债，竟将潘玉良卖入红楼。

红楼的妈咪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潘玉良，随后摇了摇头说：“这人嘴唇厚，脸庞大，一脸苦相，我不要，她吃不了我们这碗饭”

潘玉良也不愿意再和舅舅、舅母一起生活了，见妈咪不想要她，竟扑通一下跪在妈咪面前：“求您收下我吧，当个使唤丫头也行”

妈咪见状，压价2担大米，将潘玉良给买了下来。

就这样潘玉良成了烟花女子，但她实在是长得太丑了，没人翻她的牌子，反而因祸得福保住了清白。

潘玉良虽然样貌不咋地，但学习吹拉弹唱却很有天赋。到17岁时，她因为才艺出众，在红楼里小有名气。也是在这一年，她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贵人——潘赞化。

潘赞化是新任的芜湖盐督，盐商们为了讨好他，就叫了几名姑娘作陪，安排潘玉良唱曲。

潘赞化接受过新思想，他深恶痛绝官 场上收受贿赂的恶习，但这场专门为他接风洗尘的宴会，他又不得不参加，所以当时的心情是既厌恶又无奈。

站在一旁唱歌的潘玉良，在红楼这几年也学会了识人的本事，她似乎读懂了潘赞化的心事，从潘赞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新的生机。她决定赌一把，于是在角落里拨动琵琶，弹唱了一首《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歌声婉转凄清，道尽心中的不甘与苦楚，潘赞化听后十分动容。歌罢，潘玉良准备离去，却被潘赞化叫住交谈了几句，言谈之中潘赞化感受到这个风尘女子高洁的心灵，心中不禁有些尊重她。

后来，又通过对彼此的了解，潘玉良得知潘赞化为人正派，便恳求他救自己脱离苦海。潘赞化同情她不幸的身世，也欣赏她的善良和倔强，便替她赎了身。

之后潘赞化又不顾世俗眼光，纳潘玉良为妾。感恩于潘赞化，潘玉良将自己的姓改成了“潘”。

嫁给潘赞化后，潘玉良并没有沉迷于富家太太的生活，而是一有时间就学习写字，画画。

那时他们有个邻居叫洪野，是个画家。潘玉良常常偷看他作画，然后回家自己临摹，居然画得有模有样。洪野先生发现之后，惊叹于她的艺术天赋，便免费收她做了学生，潘玉良的艺术人生也从这里开始了。

1918年，潘玉良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1年，在丈夫的支持下，潘玉良考取官费赴法留学，与徐悲鸿成了同学。1923年，又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

在法国学习期间，因为官费时断时续，留学生过得很清苦，很多人坚持不下去回国了。而潘玉良却不畏艰辛，选择了继续前往意大利学习雕塑。

7年海外求学，潘玉良的艺术造诣突飞猛进，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成为罗马皇家美院第一位中国毕业生。

1928年，潘玉良学成归国，被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人生从此逆风翻盘。

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们思想没那么开 放，潘玉良曾经尴尬的身份让她遭到了一次次舆 论的羞辱。无奈，受不了国内舆 论的她，在1937年再度远赴巴黎，而这一次，竟成了她与丈夫潘赞化的永别。

1939年，巴黎沦陷后，潘玉良的画室被强行征用，潘玉良近十年时间无法和国内的亲朋联系。

解放后，潘玉良和家人恢复通信，她屡屡表达想要回国的愿望。

但潘玉良自己的画作却不能带回国，理由是这些画被认定为法国的重要文化资产，没有批准就不能带出境。

潘赞化只能劝她等候法国和新中国建立正式邦交，再带着这些画一起回来。

1959年潘赞化逝世，潘玉良得知丈夫去世之后痛哭失声，此后很少再提起画笔。

1977年，潘玉良因病在巴黎去世，临终前她向好友留下遗言：

第一：为她换上一件旗袍，作为一个中国女人下葬。

第二：将潘赞化送给她的项链和怀表转交给潘家的后代。

第三：有朝一日，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此后经多方交涉，好友终于将潘玉良的3000多件艺术作品完整运回中国，收藏在了安徽博物馆里。

潘玉良的传奇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天份和努力是一部分，更要善于抓住机会，不轻易向命运屈服！当初如果她没有勇气请求潘赞化为自己赎身，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成就。

我们的生活中也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经历人生的低谷期。当遇到困难时，我们不能躺平，要向潘玉良学习，与命运作斗争，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全世界都会给我们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