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母亲

大宝天天见

我和父亲母亲

一

父亲母亲平凡普通，草木之人，如果我不着笔墨，老人家如同掠过的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也不都是虚无，甚少我是他们留在这个世界的痕迹，我是父精母血的传承。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家没有家谱记载，除了记得老家祖坟石碑上的姓名，剩下什么都不知道。我这番码字，只是把记忆的碎片拼凑成一个故事，倾诉感恩之情。

事情很有缘分性，通常干部交流是从熟悉的地方调整到陌生的地方，那年，我交流工作地方正是我的老家，父母就出生在那个县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屯。说来也正常，我压根没去过那里，于我而言是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在东北纵深与苏联接壤处，有一个叫半截河的地方，上世纪三十年代，伪满洲国康德年间，父母就生长在这里。

那个妻妾成群却连一个孩子都造不出的宣统皇帝，跑到东北给日本人做儿皇帝。父母是这个畸形封建社会的臣民，本质上是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这个历尽苍桑的地方，是我若干次在履历表中填写的“籍贯”。虽然我没来过这里，但是这儿有我的宗源和敬畏。

剧烈动荡年代，你方唱罢我登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逼溥仪逊位的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皇帝一命呜呼。溥仪如丧家之犬，跑到东北当个傀儡皇帝，后来蹲大狱。当年冒死去刺杀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热血青年汪精卫，沦落为大汉奸，让人掘坟鞭尸。这些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都没能逃脱从万人敬仰到身败名裂宿命窠臼。

我祖上一介草民，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管他老姨嫁给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子平淡却安稳。

日本人实行归屯政策，屯子规模较大，有城壕、戏园子、妓院、旅店、火磨等，南来北往的商贾旅客云集于此。父亲曾带着我，告诉我这儿曾经是哪哪的。

爷爷很能干，早年做屠宰，就是杀猪的，三年灾荒饿不着厨子，家里常有头蹄下水吃。后来他掌握了一项独门绝技——糊酒篓，就是用猪血、石灰和浆，刷在毛纸上，制作成盛酒的器具，永葆醇香，这应该是杀猪业的产业升级。传男不传女，我父亲哥五个全都会，是艺就养人，挺挣钱挺吃香，日子殷实富足。

事情都有两重性，福祸相倚的哲理再次灵验，土改时定为中农。贫农下中农是正统的无产阶级，经过再三辩解，考虑到有两个儿子在部队，调整为下中农成份，这很重要，不然的话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受歧视。

我家祖上糊酒蒌手艺被时代淘汰了，不然的话会传承到我身上，那样我的命运会是另一种状态，这种“如果”是玩笑。靠谱点说，如果祖上有点远见，储藏几篓酒，到今天，无论是酒还是酒篓，不仅有文物价值，还能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前辈的生活状态。

家庭条件可以，父亲读过书，大概是私塾那种，我判断的依据是，他说不好好学习，先生打手板。

1949年9月父亲当兵了。这个时间节点对父亲有三个标志，一是学历是高小，当时很牛。二是参加工作时间是建国前，享受离休待遇。三是至此离开了那个小村屯，直到葬入祖坟魂归故里。

母亲是荆钗布衣的传统女性，尘满面，鬓如霜，那双被烟火熏炝的眼睛，忧郁而含泪。外人看来，她身上有两点不对称，一是身材瘦小，不足一米六，五个孩子都人高马大，我分析这应该是她年少时生活窘迫发育不良所致。二是她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不幸，还能有86岁的高寿。这种天生元气禀赋，既是老妈的造化，更是子女的福份，寿命决定性因素是基因遗传。

我母亲和父亲是一个屯子的，但肯定不是青梅竹马那种。母亲的童年极其悲惨，什么黄连苦胆都不如她身世之苦。

母亲很小的时候父亲没了，据说姓孙，后来随母亲改嫁到丁姓人家，可是不久她母亲又撒手人寰，但母亲并没有离开丁家，从此姓丁。虽寄人篱下，但母亲常常称道她摊上一个好后奶奶，在丁家洗衣做饭，操持家务，直到20岁出嫁。

母亲不知生日，后来自己确定为某年某月某日。没上过学，不识字，干临时工领工资用手戳，可惜那枚椭园柱体的物件没能保存下来。

据我推算，父母结婚应该是1954年，男22岁女20岁。

我记事的时候，家住的是一趟住七家的草坯房，当时普遍都是这种简陋的建筑，我家与一户孙姓人家住对面屋。邻近铁路，火车一过，整个房子随着哐铛哐铛声抖动。

那是我家最为贫困时期，七口人挤在一铺炕上，天棚和墙面是纸糊的，晚上耗子在棚上乱窜，动静很大。冬天，里屋当地摆放一个铁炉子，几节炉筒连接烟筒，燃煤取暖。买煤按合计量，我和姐姐拖着爬篱，带着麻袋去买煤。这极易发生火灾的环境，竟多年安然无恙。

外屋是两家的共用厨房，饮水要到井里去挑，喝水一律是凉水。灶炕必须要有风匣或风轮，不然不好烧。吃饭以苞米面大饼子为主，清汤寡水，一天好像总是吃不饱似的。

父亲工资50多元钱，养七口之家难以为继，母亲干临时工贴补家用。那时候普遍都穷，临时工累的贼死，还不挣钱，既便如此还打破脑袋抢着干。母亲珍惜工作机会，一天都不舍得耽误。

我是蔫淘那伙的，时逢文革，我经常逃学，每天早晨背着书包出门，然后和一个邻居同学漫山遍野的玩，弹弓打鸟，偷沙果、柿子等，贼不走空，啥好吃偷啥，西香瓜地看得太严，偷不着。拔起土豆秧子，生吃小嫩土豆，折断苞米青棵啃甜杆……，不忌生冷，生熟通吃。

我特别馋，管家里要钱呢想都别想，有一次说买本骗父亲五毛钱买糖吃，事发后一顿胖揍。由于有失信案底，再也不敢重蹈旧辙。

馋则思变，捡废铁卖，一次能赚几毛钱，买点好吃的。铁路附近有一个院落堆放着一大堆废铁，我时不时偷几块铁变现换吃喝，买瓶汽水，就地喝完退瓶，打个饱嗝心满意足的走人。

一年之内母亲有两次主动给钱，春节五毛，买鞭炮，六一儿童节给两毛，买冰棍。

我挺不省心，不体谅大人的难处辛苦。干净衣服一会儿就造脏了、衣服经常刮破、膝盖胳膊肘总是跌得有皮没毛，紫药水红药水的涂着，这些是常态的事。

上房掏家雀，先是在草房屋檐下掏，后来跑到电影院、医院房上揭瓦掏。有一年春天，领一帮小孩把自己家地里的发芽葱全拔吃了。

最让母亲操心的是到大河里游泳，不太会水，还特意到深水处伸起双手下沉没顶，显摆能耐。母亲为我提心吊胆，生怕出事，回家在我身上挠一下，如果有白印，一顿烧火棍子。但终是徒劳，我现在仍坚持游泳。

那时我没有一点老实气，走路脚下有弹簧，两条腿轮换一跳一跳得跑。

我在家里挨揍最多，在里屋是帚扫疙瘩，在外屋是烧火棍子。母亲骂我膘哄哄的，断言将来说不上媳妇。

那时候不仅是我家如此，全社会都秉持着棍棒出孝子的家教理念，谁家不打孩子，谁家孩子没挨过打，有的把孩子吊起来用皮带抽，象国民党拷打共产党员似的。那时候鄙夷一个孩子的常用语是“少教”。

用暴力手段管教孩子的时代翻篇了，现在多好，信奉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惯着宠着，孩子使性子就用叛逆期理解包容。我们同样年少过怎么没有叛逆期呢？如果没边没沿的作算是叛逆，那说明棍捧可以治疗叛逆。

话说回来，那时每家孩子都很多，大人忙于生计，孩子处于散养状态，用霹雳手段管束孩子应该是行之有效的选择。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现在都把孩子当祖宗供着。

普遍联系是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1969年3月震惊世界的珍宝岛战役打响，我被这场战役联系进去。为了支援前线，县里在前方成立了一个物资供应站，我父亲调到那里工作了，我的人生轨迹因此变道。

1970年秋天，也就是说是还差两个月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家要搬到靠近父亲工作地方的一个小镇上去。我找贾老师开转学证明，老师看看我，送给我一个人情，为我写了一个很好的鉴定，说明近期准备发展为红小兵，实际上此时班级里没有几个人不是红小兵的了。

神奇的是这张转学证明居然好使，我顿觉一种荣誉感涌入心头，要按红小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卑微的荣誉让我为之动容，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是颠朴不破的真理。

但是，当我戴着红小兵臂章回家时，父母平静得看都没看一眼，根本没把这份光荣当回事。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的小学时光，就这样有一搭无一搭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过去了。人笑我冥顽不化，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乎，谁能知道我一个初生牛犊的独享其乐？那片苍茫的原野，是否会记得曾经有一个孤勇少年腾挪跳跃，我就是那个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孙猴子。

无知者无忧，回忆这段天马行空的时光，我猜想父亲小时候也不是省油灯，这个判断是从母亲骂我随根中得出的，基因的力量是强大的。

按照我妈随根理论推演，《西游记》没交待孙悟空他爹是谁，但肯定有，书中说是天地日月精华生成，天是阳地是阴，日是阳月是阴，这与男阳女阴造人是同理。你想一个都能把石头整怀孕产子的人，他的儿子不服天朝管、大闹天宫，就不足为怪了。

我之所以拿《西游记》戏说，是因为我以为《西游记》就是用神话的形式讲述淘小孩的成长过程。大闹大宫情节是顽皮少年的叛逆性格，老百姓形容孩子淘气说作翻天了，我们那茬人的童年多少都有孙悟空的影子。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是告诫孩子追求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经过五百年压在五行山下的调教，长大了，明白事理了，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初心不变，终于修成正果，得道成佛。这不就是一个人从懵懂无知到博取功名的励志过程吗？

补充一点，孙悟空本事不是无师自通，是跟菩提祖师苦学的筋斗云和七十二般变化，学习永远重要。

无独有偶，《红楼梦》中的情种贾宝玉也是块石头，是女娲补天扔在无稽崖的青埂峰上的一块顽石，吸收日月精华，然后有了灵性。

童心就是一块无知无畏、天不怕地不怕的石头。

时过境迁，已然消逝的过往，包含了太多的父母不易和自己的作妖。在宽敞舒适的楼房里，总是不自觉地联想起那栋破草房，还有那些被生活淘汰的炕席、炕沿、火炉、水缸、尿罐、虱子跳蚤等景物。此时已超越了对过往林林总总的情景再现，而是对人世间苍桑巨变发出感叹，对父母人生意义深情追问，对不能与父母长情共享今天的美好生活深深的遗憾。

子欲养而亲不待，无论身在何处，逢清明、七月十五，按照传统习俗烧点纸钱，告慰在天之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