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不是林徽因身边却有金岳霖

桐子（胡全）

撰文：桐子摄影：桐子 现代人早已进入了高速时代，习惯快节奏生活，迷恋于快餐文化。所以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1948年年末，我刚满16周岁。跳级进入当时上海市最好的女子高中读了不到一年。 我的形象娇好，虽然才16岁，但浑身散发出的女人味，几乎迷倒了学校的所有男教师！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我那在国民党区党部当秘书的父亲硬要我与一个长我5岁的男子陈秋桐订婚。 秋桐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是挚友。他身材英俊，相貌堂堂，性格温和，一说三笑。刚刚参加国民党青年军，还没有打过一次仗。但一身戎装威武潇洒，夺目悦睛。 订婚仪式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吓得浑身发抖，小心肝差点儿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他倒是大大方方，当着那么多亲戚朋友的面，拉着我的手，用那清澈如水的双眸深情地看着我，让我一下子消除了紧张、惊恐与无奈。 我开始昂头往上看，一下子，他那坚毅的目光，伟岸的身驱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我这才想起来，这就是我的未婚夫，是我一辈子将要依附的男人！ 订婚仪式结束以后，我们又都恢复到自己原来的状态，我回到学校继续我的学业，他回到部队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随时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战斗任务。 虽然我的学习任务也很繁重，但订了婚的姑娘总不会再那么单纯。期末考试一结束，我立马开始思念起我的男朋友了。 整个一个寒假，秋桐好不容易才请了一天假，租了一辆黄包车，带着我来到中山公园。中山公园原名叫兆丰公园，民国33年即公元1944年才改名为中山公园。 秋桐一边走，一边聊着公园内每一处景点的美妙与特色，间或介绍公园的历史与变迁。让我这个懵懵懂懂的中学生一下子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他的知识渊博语言生动，胜过我所有的老师。他为了讨我喜欢而事先做了很多功课，还为我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他的体贴入微让我一下子成熟了很多，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恋爱的滋味真好！ 那一天，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自己变成一只小鸟，紧紧地依偎在他宽大的胸怀里，享受他的抚摸与亲吻。可是直到傍晚时分他将我送到家门口，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如果说此生此世，对于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应当就是那没有发生的短暂的一瞬间。 1949年春节，按照旧时的习俗，秋桐应该带上丰厚的礼物到我家来给我父母拜年的。如果那样，我便又可以见到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了。可是由于秋桐军令在身，最终只能由他家的佣人前来例行公事。 没有想到的是，直到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南京路，我才知道，秋桐已经随他的顶头上司，一位国民党高官，一起乘飞机去了台湾。这是他的父母亲从香港托人捎口信过来告诉我的父母的。 为此，我偷偷地哭了好几个晚上。 后来的事想必读者都能猜得到，我高中毕业，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纺织厂。先从挡车工做起，后来因为表现突出，又有点文化底子，便被提拔进了厂部办公室做了文秘工作。 再后来，市纺织局的一位领导到厂里检查工作，一眼就看中了我这个年方二十的小秘书，并对我展开了狂热的追求。最终在厂长的搓合下，我们结婚了。 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生有一男一女。2013年，他因病去逝。好在他生前，早已为我们在一环内的新建小区先后买了三套住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并有了第三代。 说实话，我的这位老公是南下部队转业的干部，大男子主义相当严重。尤其是生活上邋里邋遢，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生大蒜，让我这个上海姑娘只要跟他在一起，都要捂着鼻子闭上嘴。几十年的夫妻生活，我们聚少离多，交心少吵架多。尤其是退休以后，他成天无所事事，烟酒成性，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在职时前呼后拥、一天两喝、泡温泉、桑拿浴、异性按摩、公款旅游，要多爽有要爽，要多牛有多牛。到了晚年，这一切都没有了。因此对他而言，尽管人还活着，心却早已死了！ 对于他的去世，我没有一点儿悲伤，而是感到一种超然的解脱。 应该说，我的大半辈子，喜忧参半，波澜不惊。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老伴的去逝，埋藏在心底的那个结——我的初恋，总会时不时从我的脑海深处翻腾出来。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英姿飒爽的秋桐到底是死是活，一直没有半点消息。 2008年12月，海峡两岸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福州、深圳以及台北、高雄、基隆等城市同时举行海上直航、空中直航以及直接通邮的启动和庆祝仪式。两岸“三通”从此迈开历史性步伐，两岸同胞期盼已久的梦想终于成真。 很多台湾老兵纷纷回大陆探亲。那些年，大陆还很穷，尤其是广大农村。好多出身于农村的台湾老兵带着成箱子的金银细软，回大陆老家认祖归宗，演绎出一幕幕感人至深生死离别经年重逢的人间活剧。 报纸上、电视里有关新闻报导几乎成了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街谈巷议，口口相传的动人故事更是不绝于耳。 作为未婚夫也曾去了台湾的我，何不盼望他也能活着归来，虽不能再做夫妻，但至少也是一见钟情，初定终身呀。 我所在的小区是一个欧式风格的建筑群。沿小区四周建有十栋高层居民楼和一栋商住两用的公寓楼。中间是一个相对集中、风格别致的中心花园。 中心花园有小广场、大草坪、儿童乐园、金鱼塘、喷水池、拱门、花架、月季园、牡丹亭、奈河桥、敬亭山……各种微缩景观一应俱全。 小区的居民，特别是老人与孩子，还有数量庞大的养狗一族，几乎每天都会分时段地集中于中心花园，打太极拳、跳广场舞、遛狗、戏水、玩滑滑梯、溜旱冰、跳绳……，更有众多摄影爱好者用手机，用单反，捕捉每一个美好瞬间，记录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致，流连园中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我很早就参加了小区里的太极拳小组。小组里有四男六女，清一色的老上海人。大家玩得非常融恰，也非常开心。每天早晨6点半，我们就身着统一的太极拳服装来到中心花园小广场，排成两行，在音乐伴奏的“指挥下”，按照24式、48式、88式的顺序一路打下来。成了小区里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每每我们在小区里锻炼时，总有一些摄影爱好者来为我们拍照片拍视频。 这些拍照的人，有熟悉的邻居，也有陌生的面孔。他们时而记录我们完整的成套动作，时而抓几张人物特写或太极造型。 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一位看上去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他每天早上总是先于我们沿小区外圈大步流星地快走半个小时，然后掏出手机，远远地站在我们对面的树林里，对着我们拍照。 老先生身高一米八左右，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腰板儿笔直笔直，走路健步如飞，跟在后面的年轻人都被他甩得老远。当他悄悄的停下脚步为我们拍照时，我们才注意到，老先生的面部表情总是那么和颜悦色，喜不自禁。至于他悦从何来，喜为哪般，我们当然不得而知。 终于有一天，当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时，他从树丛里走出来径直来到我们跟前，让我们翻看他手机里的相册。 相册里除了一段一段经过剪辑的视频资料外，主要还是他为我们拍摄的照片。我们这些拳友都不太懂摄影，分不清照片的好坏。但有一组照片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眼球，那是我们每个人不同年龄段的复原照。 原来老先生手机里有一款软件，可以以现在的照片为蓝本，复原出我们每个人20岁、30岁、40岁、50岁时的模样。看了这些被复原的照片，我们每个人都大为惊讶。 我们拳友中的杨阿姨竟然从家里找出她年轻时的照片进行对比，居然分不出哪张是真哪张是假，简直太神奇了。只因这种“复原”的效果太过逼真，逼真的让我们啼笑皆非不敢直视！ 出于好奇，我们齐声问他：“老先生贵姓？住哪栋楼？” 他爽快的回答：“免贵姓汪，住4号楼。” 队伍里的一位男同胞接着问：“老先生今年高寿？” 这倒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老先生开始有些吞吞吐吐，最后还是坦率地回答我们：“今年虚86岁！” 此言一出，拳友们个个目瞪口呆！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一个86岁的老人居然如此精神如此健康如此聪慧如此雅兴如此豪爽！ 惊叹之余，拳友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他们的意思无需挑明，无非是说，“我们老夏也是八十多岁，也只能看出七十岁不到的样子”。 紧接着，拳友们一个个都提出要加他的微信，只因今天是我老公逝世一周年忌日，我要陪孩子去他爸爸的墓地祭扫，没有多余时间闲聊，慌慌忙忙地收拾东西提前回家了。 4号楼居然有这么一位如此不同凡响的老先生，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件新鲜事。 我们小区所有的楼栋结构都比较单一，四房两厅、三房两厅、两房两厅，业主基本上都是新老上海人。 唯独临近小区大门的4号楼比较复杂。这是一栋30层，拥有两个东西通道的公寓楼。房型都是一室户或一室一厅。每一层有22间，共计有600户。住户大多为租客，其中不乏俄罗斯人、日本人、乌克兰人、美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当然也有不少外省市刚来上海就职的年轻白领。 住在这栋楼里的上海老人比较少，总共也不过几十户。基本上都是因为有子女住在同一小区其它楼栋而选择在此购房的。 由于租客背景复杂，4号楼的治安状况不是太好。前几年还发生过一起一个日本人在出租屋内奸杀另一个日本女人的惨案。 而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住在4号楼，他是什么背景？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当然要是寻问公安机关，肯定是能搞清楚的。不过普通百姓有谁会去多管这样的闲事！ 此后一连好多天，再也没见到老先生出现在小区里，更没有见到他来为拳友们拍照片。 照片嘛，也不能每天都拍，因此大家也没有太将它当回事。邻居们时聚时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老先生又在小区里散步了。还是等太极拳小组活动结束的时候，老先生又走到拳友们中间，专门地对着我细声细语地说：“妍姝，我们也加个微信吧！” “妍姝”，拳友们平时都叫我老夏，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名字叫妍姝，更不会有人直呼我的大名。4号楼的这位汪先生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愣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这个声音是如此的熟悉，与六十多年前在中山公园反复叫我的那个声音一模一样，连音质音色音量都没变！可是眼前的这个老先生自称姓汪，难道是陈秋桐改名换姓了？ 我的双眼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的往下掉。拳友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如此失态，她们纷纷围上来，关心地问我怎么了。我好像一下子从梦中醒过来，用餐巾纸擦掉眼泪，故作镇静地说，“没什么，是梧桐花絮吹进眼睛里了。” 接下来，我迅速从小挎包里摸出手机，掀完密码后径直交给“汪”老先生：“你给加吧！”…… 从小广场回到家，我将手机紧紧地贴在胸口，享受着他抚摸过的余温，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原来汪先生就是陈秋桐！上海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我们却住在同一个小区。每天都可以见面，可就是互不相识。 这正好印证了李煜的那首《虞美人》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原来“汪先生”就是陈秋桐！正如我猜测的，秋桐的母亲姓汪，自己又是从台湾回来，所以他的网名就叫汪湾，头像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刚刚洗完澡，换好衣服，正准备用早餐，手机就嘟嘟嘟地响了好几声，原来是秋桐在微信小窗里给我发聊天记录。 “先扼要地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详细的过程以后坐下来再谈。” “我是作为国民党中统的接班人被裹挟去台湾的。从上海撤退时行动非常保密，上了飞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飞机降落了才知道我已经到台湾。” “去台湾前我就已经将特工人员的十八般武艺都学到手了。什么开汽车开坦克使用无声手枪操作针孔摄像冲印黑白胶卷等，我的熟练程度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那时候又年轻又聪明，充满好奇，一天学一样新东西，觉得有无尽的乐趣。特工工作的神秘感、出生入死的大无畏都成为我抛弃一切，为其献身的动力！” “去台湾后又读了四年的军政大学，如果不出意外，我一定是陈立夫的接斑人。只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同室操戈同胞相残！” “直到后来，台湾开放舆论，我才从进步报纸左翼电台大陆新闻中见识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别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逐年提高，我回大陆定居的时机已经成熟……” “1960年我就离开了部队，在台北市找了一份银行的工作。只是因为我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我获得大陆的签证比一般国民党老兵都要晩。直到2010年10月我才回到上海。” “毕竟是特工出身，回到上海不到两个月，我便打听到了你的住处，也知道你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便在你当时居住的长宁区翠华新苑小区租了一间房，直到你搬进宁安花苑，我又去你家对面的那栋楼里住了下来。” “那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可以从后阳台的窗户里看到你的一举一动。只是一直不敢打扰你的生活，你也浑然不知我的存在。” “这期间我曾回台北住了半年，等我再回上海时，你又搬家了。于是我又来这边的4号楼租了朝南的一居室。” 那天晩上，我一宿没睡。这个死老头子，当特务当了一辈子还没当够，居然私下里盯着我盯了这么多年！而我却浑然不觉。要不是他那一通摄影交流，我还是不知道小区里住着个人高马大的陈秋桐。 清晨6点钟，手机响了，是秋桐打过来的。他提议，愿不愿意一起去逛逛中山公园？ 我未加思索地回复他，可以呀，6点半小区门口碰头，不见不散！ 放下电话，我立即冲进卫生间，梳理完毕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自己，为什么脸这么红？都红到脖子上了，心跳也在加快。我反复告诫自己，要镇定！接着去大衣柜里挑了一件最朴素但又不乏时尚的连衣裙，戴上一顶与裙子配色的遮阳帽，墨镜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下楼之前还不忘给那班打拳的老姐妹们打个手机请个假。至于理由嘛我也没想好，只能用家里有事敷衍了。 我们小区离中山公园不算远，步行向南穿过苏州河上的曹杨路桥，右转进入长宁路，再西行七百米就到公园南大门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虽然公园的面积没有扩大，但与六十五年前相比，公园里的花草树木、人流密度、活动场地、游客精神面貌都可谓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俩十指相扣，手心都捏出了汗，千言万语，不知道从何说起。秋桐在公园门口的早点店为我们各买了一份早点，又在公园小卖部专门为我买了一袋热豆浆，为自己要了一杯冰镇奶茶。 吃过早点，我忍不住先开了腔：“告诉我，这么多年，你在台湾娶了几个老婆生了几个孩子？” 秋桐说，“这也正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所有的答案都在这里面。”说着，他从背后的双肩背包里拿出一个自己特制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大小规格很特别，恰如一本颜真卿《祭侄文稿》行草帖。 打开封面，里面的每一页都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的诗词，字迹苍劲有力尤如行云流水。每一首诗词的首行都款注：赠夏妍姝小妹。 原来，他一去台湾就将我们同游中山公园的那一天，作为我们的订婚纪念日，每年这一天都会为我写一首古体诗或者填一首词。六十五年来从未间断。这才有了这本装帧精美，千金不换的“笔记”！ 时间过得真快，六十五年前走过的路还没兜完，3个小时过去了。这才感觉到我们都累了，毕竟年岁不饶人！ 常言道，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等待是最廉价的忠诚。然而65年的等待，那已经不是廉价二字可以形容，而是无价之宝了！ 最后我提议，这个周末你到我们家吃饭，孩子们都要回来，我将你介绍给他们认识一下。 秋桐高兴得像个大男孩，他连忙说：“那好呀！原本是准备周末我在环球港订一桌，请你和他们一起坐坐。现在去你家里更好。周六早上我去买菜，然后我当大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这也是我在特工培训时的必修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