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戴过红领巾》

风驰

作者：卫应举

我是个红小兵（文革时把少先队员叫红小兵），但却没戴过红领巾。

说起来可能都怪我！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上有两哥两姐，最小的姐尚大我五岁。可能在我和二姐之间还有一个姐姐，没了。因此，我有一个“底窝子”的身份，也就是父母最后一个孩子。具备了这一个身份，我在家里最受宠。我的家乡有句话叫“疼大的，爱碎的，中间夹个受罪的。”我是我婆最小的孙子，人还机灵，我婆把花生藏在尖角新棉鞋里，我哭闹时，拿出来往我嘴里一塞，立止。我爸半夜开会回来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核桃枣，在我耳边一响动，我立即弹簧一样跳起来。我两个哥把我驾到脖子上到处逛，两个姐到哪儿都护着我。

从小到大，除过经常挨大哥的揍，没人打过我，于是我的顽皮懒馋出了名。我妈过年走亲戚的点心不管藏在哪里我都能找到偷吃。我们村每人家后院放的尿罐，都被我爬在后墙上扔砖头给砸烂，尿流一地，我撒着欢儿在主人的叫骂声中逃之夭夭，害得我爸用一口袋米换了一车新尿罐给人家赔。我淘气，人见人嫌，只有我妈我姐们不嫌。虽然吃得差，穿的都是我哥姐穿剩的衣服，但我活的精光自在，无忧无虑。

我父亲是小学校长，因此，我是在学校大小学生中混大的，对学校从不陌生。1967年某天下午，二姐把我从疯玩儿中叫走，拉着我的手到学校，就这样我上学了。

上学后的我，又仗着我爸是校长，天天捣蛋淘气，逼得老师让我前前后后都坐女同学，我这才稍有安宁。文革时天下大乱还没有天下大治，我的小学是在混沌中进行的，至今我只记得一篇课文。“天上星，亮晶晶，我在大桥望北京。北京有个天安门，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之所以能记住这篇课文，是因为我对亮晶晶的天上星，从大桥上就能望见北京天安门的神话般的向往激励的。

混沌中，上到了三年级，和我一起光屁股玩儿到大的建军，加入了红小兵。放学后，建军带着鲜红的红领巾回到了家，放下书包立即来到大人们说笑拉家常的地方，鲜艳的红领巾映衬着一张得意的脸庞。建军人家表现好，学习好，当红小兵没啥说的！从此以后，班里几个红领巾便是一道风景，那红领巾看的我心痒，我也想加入红小兵。申请书写了一篇又一篇，连鼻涕流的老长的牛娃都入了，学习比我强不了多少的军治黑蛋也入了，我却还是入不了。于是我寻思：他们写的申请书都是从课本上抄的，只有我是自己写的，而且不限于书本上的标准文式，我还加上了“因为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云云，却还是没被批准。

五年级，我12岁了，也有了尊荣感。下课了，大家一起活动，一眼望去满操场都是红领巾，只有我们几个同学脖子上啥也没有，撇(piǎ)气滴很。终于要小学毕业了，都德的《最后一课》是那样的，我的小学最后一课却是这样的，老师说：“今天大家就要小学毕业了，回家前我宣布一件事，我们班共五十个人，还有三个同学没有加入红小兵。现在我宣布XXX、XXX、XXX今天加入红小兵（其中就有我的名字）。但是很抱歉，红领巾没有了，你们三个就算没有红领巾的红小兵吧。”老师话音刚落，全班红小兵哄堂大笑。我把头栽到裆里回了家，眼泪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我爸问我：“咋了？”我答：“全班就我的申请书写得好，今儿毕业了才批准我加入红小兵，红领巾还没有了！”

我爸说道：“申请书写得再好，表现不好就不行！”

我至今不会戴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