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衙门史话秉持“天理国法人情”

融信

　　船政衙门的大堂后方悬挂着“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即做事循天理、断案凭国法、处事合人情，以此警示总理船政衙门的官员们要秉公执法、廉政为民。

　　“天理、国法、人情”贯穿中国古今司法实践，成为中国法律区别于西方法律的根本特征，以及对当今中国社会发挥着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如何界定“天理、国法、人情”？就是遵国法、循天理、顺人情，权衡考量、统筹兼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人民意愿、人民福祉。

　　“天理”是根源于中国农耕传统、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人情”，则是传统社会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法官会对个案中涉及的关系进行的综合考量，有助于法官做出公道的裁判。“国法”是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和普适性，国家公民必须遵守的法律。法、理、情三者是联通互动关系。

　　沈葆桢时刻将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主政船政期间坚持“权自我操”的原则，建成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组成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对船政事业，沈葆桢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政局聘用了不少洋员、洋匠及教师。对待这些洋人，在经济上船政局给其优厚待遇，在政治上却是寸权不让，坚决奉行“权自我操”的政策。沈葆桢对洋人赏罚分明，不仅论功行赏，也量过行罚。对不服从领导者予以开除，令其回国。

　　在建厂为“权操诸己”，对双方的权力和责任，都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如，1、铁厂、船厂及船政学堂事务，由中国官员指派洋人监督负责，若办理不妥，惟洋监督是问。说白了，洋人在这里是打工的，要听中国官员的指挥。2、所有外国技术人员必须认真出力，不得私自承揽工程。3、如中国工匠已经掌握了技术，中国官员可以酌量裁减洋员。4、洋员如果不受节制、不守规矩或教习办事不力，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工匠，当随即令其回国。受清廷称赞“所见远大，理当如此”。

　　沈葆桢经过平乱、保台、造船、建设南洋舰队，官做得越来越大，经手的银子也越来越多，晚年几乎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筹款上。他手握大权，但始终不占不贪、廉洁自持、严于家教，常用杜甫的诗句“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警示自己、教诲后辈，对僚属和子女强调“士君子之操行，惟以不贪为主”。

　　沈葆桢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赏罚分明的“规条”，对以身试法者严惩不贷，对亲属也不例外。

曾经有个担任下级胥吏的沈家姻亲触犯了“规条”，沈葆桢当即下令将其捉拿归案。布政使知是沈家亲属便上前求情，沈葆桢依然秉公不受。后沈父书信送到，沈葆桢料定是说情之事，故而对下属说道：“家父来信是说私事，而我现在正忙着办公事，待公事忙完再忙私事。”随后，下令将其军法从事。

　　沈葆桢为官有两个很典型的特征，一是无比的清廉，二是无比的铁腕；这两项都是大得民心之举。

　　1863年，沈葆桢出版了《居官圭臬》（给在位者的箴言）“为官一日，要行一日好事”，且“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他强调要服务好百姓，一个官员必须不腐化、要勤勉，在决策和用人之时高度谨慎，又要自我警醒：“做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在这本书中，沈葆桢重申传统名言——“知府和知县都是儒家官僚政治轮子上的嵌齿，‘父母官’所处的地位能做很多好事，也能极大地伤害人民。”

　　沈葆桢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这位宦囊萧索、拮据窘迫却又极度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官员，晚清名士何绍基曾评价“官声清过两江水”。为他料理后事的代理布政使桂嵩庆将自己所目睹的实情驰奏朝廷：“殁日，布被旧衣，一如寒素，宦囊萧索，不名一钱。”江苏巡抚吴之炳也奏称：“奉身清俭，一如寒素……僚属相顾叹息，市井乡曲之民有下泪者……”

　　沈葆桢一生秉持“天理国法人情”的理念，勤政为民，严肃吏治。史称他“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懔懔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