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八一 . 话军旅 关于《少女玉蓉》

袁本立 6837583

少女玉蓉是个化名，也是个小说名 。

这是我1993年1 月发表在《大连文艺界》的一篇8000字的短篇小说的名子， 她的原型是一分队战士汪夏生（化名）16岁的妹妹。就是那个从基地警卫连、首长大院下到一分队的战士。

在我到部队之前，他曾经回过一次家寻找他的妹妹。我到任后，他听机关的食堂管理员、江苏兵小钟说他们那儿有一个从四川拐过来的女孩子，像是他的妹妹，政治处何主任便派钟和他一起去了趟江苏，但不是。我知道这个情况，他们没报告我，我也就没过问。

到了92年4月份的时候，一个浓雾锁罩的夜晚，小汪敲开了我的家门，我当时吃了一惊，这样恶劣的天气他是怎么来的？一定有什么事。这是我到部队后第一次有战士找上我的家。他告诉我是司令部的老乡用军用摩托送他来的，他没说是怎么知道我的家的，我知道这没什么难的。

他还提了几个苹果，没有超过6个。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这次知道了妹妹的下落。他拿出一封信，没有邮寄地址，但从邮戳上可以看到是陕西的一个小镇，与山西、河南接壤的一个地方，还有他妹妹的一张照片，带布景的彩照。信中说她已经生了一个男孩儿，其它没说什么。可以看得出，这封信是经过了同意发出的，向家里报个平安、有了孩子。没有地址、没说具体情况，是不想让她家里的人去找她。

我问他跟他们主任教导员说了没有？他说找了，还找了何主任，没同意让他回去。我点了下头，何没跟我汇报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有些不太满意，没准的时候让找了两次，有了准信却不让找了，什么意思？但我没表露出来。他说是他们的所长郭明明让他来找我的，说只有政委才能帮得了你，他就这样跑出来了。

我说你把信留下来，我上班后和其他领导碰碰头，告诉他不要着急，有了消息就好办。

第二天交完班后，我让值班员走了，将领导们留了下来。我问何，汪夏生找过你了吗？他说找过了，没同意，为这事找过两次，花了不少钱，经费有困难，不能再找了。

我说，有困难，为什么不请示呢？他便不吱声了。

我说，昨晚汪夏生上了我家。我把信和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我问怎么办？好一会儿没人吱声。

有人开了头说，有了信，但没具体地址，要找也很困难。

还有经费也的确是个问题。

我心里头就很不满。

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也有困难，但能放弃不找吗？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们的妹妹或女儿，在这种情况下还找不找呢？没人说话。

我便自问自答，如果是我的妹妹或女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去找。不是没钱吗？这好办。只要大家同意，钱由我来想办法。大家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要了车，直接找到了基地财务处的张处长，对他说了简要情况，让他给我拨5000元，他当即答应。

我接着去了一分队，找到黄教和张主任，让他们放郭明明和汪夏生去找人。我对郭明明说，你们俩先研究一下方案和路线，设想一些困难和办法，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找到了，我要给你奖励。郭在我到单位之前是参谋下到一分队去的，脑子活，有点子。他们表示有信心找到。

不到半个月，他们俩回来了，他们是带着喜悦回来的，汪夏生的妹妹找到了，把她送回了家。部队都为之高兴，有人说政委可是功德无量，我知道这话说的过了，但我也认为这是做了个大好事，但并非我一人之力。被拐卖了3年的少女终于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郭明明给我详细地汇报了找人的过程，就是一部侦探小说。

他们依信封上的邮戳来到了三省接壤处黄河上的古今名渡——风陵渡南岸，是陕西的管辖地。他们通过当地的公安派出所查找，没有线索。就在他们拿出那张照片请人辨认时，有人说这个布景是北岸的一家照相馆的。他们找到了这家照相馆，果然是，照相馆的老板看了这张照片还有印象。

这下他们就明白了原来这封信是从北岸跑到南岸去寄的，是一个迷惑。可是北岸属山西，好在多给他们拿了几张空白介绍信，他们就又找了当地的公安派出所。

当时正好赶上国务院发了一个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文件，各地成立了一个“八·七”办公室。当地很配合，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找到了当地的妇联，说有一个女孩很像是他们要找的人。

由妇联的人出面，编个理由，找到了那个女孩，兄妹相认。

他问他妹妹过得好不好，想不想走？她妹妹回答是坚决的，那个男人大她太多。

这样就和公安定好了时间，免得夜长梦多。

在去解救时，村民们很敏感。当时去了两台车，一台是公安警车，一台普通面包车。在晚上时去的，村民们将警车围住，坐在地下，一层层的。当地很贫穷，很多人家都没娶女人，找个女人不容易，是给人贩子大价钱了的，不能让你轻易把人带走。堵了几个小时才得以脱身。

郭也说了汪夏生他们家里可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看了很难受。

他们这一趟不容易，花了不少钱，请当地公安花了些钱，这些都是应当的。由我签字都给报了，那5000元是专款专用。给了郭明明一个嘉奖。

　　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汪夏生又来了我家里，代表他父母和妹妹表示感谢。

我说找到了就好，没什么谢不谢的。他给我带了两个从家里树上摘下来的大柚子，还没成熟，分不开瓣；还有不到两斤晒干了豌豆，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多少年没吃过了，小时候都吃腻了的。第二天让妻子用油给炸了，我一下吃了差不多有一多半，半夜胃疼得死去活来。我以为，这下胃得穿孔死定了。后来老婆笑话我，这是做好事做的，我哭笑不得。

我以此事为素材，当时在值班的时候写成了短篇小说《少女玉蓉》。

我没有写是怎么解救她的，是写她怀着对生活的憧憬，独自离家出走，被人贩子卖到偏远之地作人妻，几次逃跑被抓回，最后得以出逃成功，留下了一个悬念，同时还描写了几个相同命运的女性的抗争。

我不知道也没问过汪夏生他的妹妹是如何被拐卖、后来的遭遇，我不忍心让他们兄妹讲述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我送给大连市作协秘书长、《大连文艺界》副主编王晓峰，他便安排刊登在《大连文艺界》1993年1－2期，还将我的手稿给当时的大学老师耿小姐，让她们中文系的主任王副教授写了一个评论：《小说不再仅仅是故事》――读少女玉蓉有感。同时刊发在《大连文艺界》。

我读了这个评论，好像是三部分，中间的一部分给删除了。我看得出，王教授认为我是写了“阳光下的罪恶”，这在当时好像还是很忌讳的，我们国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有，也只是个别而已，似乎也不一定要写出来。不久，市作协在旅顺举行的一次活动时我们见了面。他见我是一名年岁不大、两杠三花的海军军官，很意外。我向他表示了谢意，这是第一次有人为我的作品写评论，而且还是中文系的主任、教授。他说没想到你是一名军人、写这样的文章，不好意思。

我被确定93年转业后，汪夏生找我他想参加军校考试，由于分配的名额太少，单位没排他。我不便再出面干预，凡是参加考试的战士部队都集中起来给予脱产学习的。

我去了一趟基地干部处，他们以为我有什么个人的事要找他们。我对李干事说，我有一个请求，请你们在今年的军校招生时，给汪夏生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他们很感动，说政委你放心，一定让他参加考试。

我给一分队的黄教张主任写了一个小条子：请你们给汪夏生安排晚间上岗，白天让他复习。还好，他们给了我一个面子照办了。

这小子很争气，很多参加了集训的人名落孙山，而他却以全基地（正军）中专类第一名被录取。他报的志愿是海军后勤学校的军需专业，这不要太高的分，专业也很好。基地干部处以他的分这么高，给他改报为南昌陆军学校，这是一所全军的中专学校，要求高很多。

他有些想法，我说这样也好，严格一些，可多些锻炼。我想这个力没白费，值得。

他走时我给了他一点零花钱，他却给我买了10斤红皮鸡蛋、两瓶3斤装的不老草人参酒。我早已戒酒，我就一直放在酒柜里，看着它由白变黄，浓郁醇香。

他在校学习很好，很刻苦，被评为优秀学员，我为之高兴。

他毕业后分到了青岛，他想回到旅顺，我就请这时已是后勤部政治处主任的高主任出面，找基地干部处将他调过来，高费了很大力，十分感谢。

汪夏生对我怀着一种感恩之情，在上学时给我经常来信，汇报学习情况。

我说，你孝敬好你的父母就是最大的孝心，我帮你做了一点我能做到的事，今后凡我有能力做到的仍会帮助你的。

他回到旅顺后，他的妹妹也来了旅顺，到了我们家表示感谢，后来她去了广州打工。

汪夏生结了婚，他们一家三口逢年过节的都要上我们家来，我每年的生日都要送生日礼物或是请吃饭，或送夹克、衬衣、裤子、皮鞋、手包什么的，我就有些不安。我想，真的用不着老这样。

他在营教导员的位置上转业到了市检察院，经过不懈努力，自学考试法学过关，成为市公诉处副处检察员。

2004年的金秋10月，我到山西永济参加一个论坛年会和采风，回程去往西安坐的长途公汽，在过风陵渡大桥时，我忽然想到了那个照相馆，那个女孩留在这儿的已有了13岁的儿子，他现在还好吗？他后来见过他的妈妈吗？

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内人名均为化名

1993 . 2 ／1，500ml

保存期5年，过期不影响饮用

　　袁本立，1968年3月入伍，海军上校。

1993年10月转业地方做行政管理工作，退休定居大连。

热爱文学，辽宁省作协会员。发表、入编、连载、出版有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我只告诉你》《失声疼痛》《鸭母队长》、作品集《零 点》等。《我只告诉你》入选数字资源（第60期）畅想之星电子书2022年上半年好书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