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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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每当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我师傅的身影，酷肖黑白电影里的拿破仑，一米五十八的身高，头发蓬松，脸如刀削，大眼深陷，眉宇之间迸发出愤世嫉俗之光，尖尖的鼻子两旁各有一道深深的法令纹，嘴上总是衔着一只红木烟斗，烟斗像长在他的脸上的另一个鼻子，他依赖它进行呼吸。后来，当我阅读了《贝多芬传》后，才知道他更像贝多芬。

师傅姓毛名树桢，浙江桐乡人，与沈雁冰是老乡，解放前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由于当过国民党桐乡区分部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特务，并被判了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从文革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百废待兴，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都被提前释放，投入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之中。虽然被释放，但师傅头上那顶反革命特务的帽子却没被摘掉，就没有正式户口，只能做临时工。他来时，已近耳顺之年，本来可以在家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但由于没有入编，唯有继续工作，才能生存下去。当时，我高考落榜后进了县建筑设计处做学徒，一进单位，领导给我安排了师傅，一看是个小老头，我产生一些情绪。领导见状，找我谈话，说，你不要有眼不识泰山，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毛工的级别可达到院士。

在业内，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都尊称他为毛工，乃至许多年以后，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实名了。毛工他技高一筹，在建筑结构理论上造诣极深，定期给我们这些学徒讲结构理论。

毛工很有特点，也很特别，有时特别到近乎于精致，有时又很邋遢，邋遢到走在大街上被人误认为一个流浪汉，殊不知他可是同济大学的高才生，曾从师于大名鼎鼎的桥梁专家李国豪的门下。

他长年穿一件灰色中山装，由于既瘦又矮，使得作为中国国服的中山装在他身上不伦不类的。他说他以前都穿西装的，开心时常常把学生时代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身着西装的他显得既精神又精致，他说他穿中山装是迫不得已，为了迎合时代，这中山装的四只袋代表“礼、义、廉、耻”，袖口上三颗纽扣代表“民族，民权，民生”，其实都只是形式而已，是形而上学。

在工作上，他很认真，水平也很高，案头上放着两本铁摩辛柯（Stephe P.Timoshenko）的原版力学书，有事无事总是手持烟斗，翻翻铁摩辛柯的书，这书后来送给了我。技术上，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要求很高，近乎于苛刻。那时没有电脑，工程施工图都是手工绘制，既是个脑力活，又是个体力活，先在透明的硫酸纸上用铅笔打底稿，然后再上墨线。图画好之后，就交给师傅们校审，我们最怕毛工审核，别的师傅都在要修改的地方用普通铅笔标出来，修改后可用橡皮擦去，而毛工却不然，如图纸上有毛病，二话不说，用玻璃上专用的红铅笔在硫酸纸上画圈，这红铅笔用橡皮是无法擦去的，用刀片刮也不行，只得重画。

在生活上，毛工却平易近人，爱好广泛，对音乐和足球情有独钟，尤其是音乐，一只卡式录音机是他的好伙伴，一到下班时间，他就端坐在录音机旁，手持烟斗，他从不抽纸烟，眯细着眼睛，全神贯注地倾听音乐，时儿还摇头晃脑，攥紧拳头，手上下左右舞动，烟灰不时从烟斗里飘落。放出的都是我听不懂的音乐——西方古典音乐，我对这些音乐，如“擀面杖吹气—一窍不通”，甚至把它们当成噪音。

当时，流行音乐在大陆正露出端倪，既邓丽君之后，《新星音乐会》公演，苏小明、陈方圆、朱明瑛、郑绪岚等一大批流行歌手出现，让流行音乐风靡中华大地。毛工却不为所动，甚至嗤之以鼻。他说，所谓流行只是一时而已，我听的却是几百年的经典，永垂不朽的经典。

有一天下班，毛工见我没走，直楞楞地站在他面前，以为我也在听他的经典，便拉着我说，这个你也懂？我摇摇头。他说，你坐下，认真听着，我给你讲解。这是贝多芬的名曲，叫《C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叫《命运交响曲》，我给你重放。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振聋发聩、刚劲沉重的声音响起。

毛工说：这是命运的叩门声，随后出现的是命运与挑战两个主题，以奏鸣曲的形式展开。你听出来了吗？是不是有一种完全绝望的悲哀，绝对忧伤的痛苦？贝多芬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你仔细听就会出现贝多芬的身影，他在贫穷和疾病的铁砧上面磨砺，命运多舛，创作这首曲子时，他的耳朵已经聋了。

他说，贝多芬曾忿然撕掉《第三英雄交响曲》的扉页，上面写着“拿破仑•波拿巴”的字样。因为拿破仑称了帝，就不配把交响曲献给他。贝多芬不与权贵游，不言所不愿言，不见所不愿见人，对拿破仑嗤之以鼻。

他又说，贝多芬不屈服于命运，身上充满挑战命运的精神力量……经过奋勇挑战之后，进入带有感情的温柔的忧思的第二乐章，然后到达胜利的彼岸……第三第四乐章开始，小号声叠起，你听出来了吗？多么强劲有力的、年轻的、自由的欢乐！

我还是处于云里雾里的。他却睁大了双眼，怒目圆睁，拳头攥的更紧，遒劲有力，手背上的青筋暴突，血脉贲张，脉动加速，烟斗上的烟丝已经燃尽，他还是习惯性地吸了几口，然后长长叹出一口气。

那天他把心爱的磁带借给了我，让我回去好好听听，听多了自然就明白了。但是，我还是没听明白，索性关了录音机，从书柜里找出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这小说是以贝多芬为原型写的。

认识了贝多芬，听他的音乐我就慢慢地有些头绪，而且渐渐喜欢上了，每天下班都要坐在毛工身边听一会，边听边听毛工的讲解。

他说，要听懂音乐就要了解作曲家的生平，如听肖邦的钢琴曲，就必须了解波兰的历史，了解肖邦对祖国的爱，并且还要知道肖邦与诗人乔治•桑的爱情故事，否则就是鸭听天雷。

他说，要听懂莫扎特，必须知道欧洲的历史，以及莫扎特穷困潦倒、寄人篱下的生活。你要听懂柴科夫斯基，你必须了解他与梅的图柏拉式的恋爱。

他偏爱指挥家卡拉扬，他说站在舞台上的卡拉扬为什么总是闭着眼睛，因为人只要紧闭双眼时，听觉就自然强大，这就是瞎子为什么耳朵特别灵的原因，所以，你听交响乐时，一定要紧闭双眼，与作曲家共舞。后来，有了日本指挥家小泽政二，他就嫌卡拉扬指挥的曲子有些地方太轻，听不清楚，实际上是他耳背了。

通过与毛工的共享和他的讲解，我慢慢地走进了交响乐的殿堂。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央广播电台推出了西方古典音乐鉴赏栏目，我每天收听，真正融入于殿堂之中。我的心胸豁然开朗，旷若发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同时也淘冶了情操。

毛工不愧为大师，既有记问之学，又有启发别人的力量。

后来，我去毛工的母校同济大学进修，入学前，他把那套铁摩辛柯的力学书送给了我，并叮嘱我，只要熟练掌握了结构力学，一切都迎刃而解，而铁摩辛柯是结构力学的鼻祖，就像音乐界的巴赫、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他这本结构力学是经典中的经典。那时的他，心情很好，因为有消息说戴在他头上的反革命特务的帽子马上就要被摘掉，这意味着他的晚年将槁苏暍醒，不但能得到一笔不菲的补发工资，还可以正式转编，有养老金和医保。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社会上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他的帽子事就没人顾及了，一直没被摘掉。

法定的退休年龄一到，由于没有养老金，建设局的领导把他安排到隶属于建设局的城建公司，加强城建公司的技术力量，并让他培养技术骨干，我与他联系也渐渐减少。

直到有一天，同事告诉我，毛工的身体状况不佳，眼疾很严重，有失明的危险，而且已经从城建公司退出，因为城建公司正在筹备转制的事，要廉价把公司卖掉，叫我有时间的话去看看他。

我去了毛工家，其实不是他真正的家，只是个过渡房，一室一厅，很逼仄。毛工手持烟斗，坐在昏喑的客厅里，师母在一边洗衣服，莫扎特的《安魂曲》在空中回荡。听到脚步声，他说，谁来了？我说，师傅，是我。他听出了我的声音，看来他的记忆力还挺强，说，小周，小周，是你吗？我说，是。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我赶紧跨上去扶住他。此时师母扔掉手中的活，搬过一条凳子。

CD机里突然响起高抗激昂的长号声，紧接着是低沉浑厚的男中音，空气里飘过一阵宁静安详的风。

我说，师傅，身体怎么样？今后有何打算？

他说，我这岁数还有什么今后，今后就是现在。他说着就深深地吸一下烟斗，烟火在闪烁，我看清了他的脸，皱纹纵横，双眼发白，我在他眼里肯定模糊一片。他只字不提身体上的事，一味地问我的生活和工作，小孩多大了，欧美古典音乐还在不在听，工作顺不顺心……

我说，音乐每天都听，音乐给我解忧，给我以力量。他说，其实，只要用心用情去听，那些古典音乐并不深奥，肖邦的好多钢琴曲都被改编为儿歌了，贝多芬的《致爱丽丝》也只是首情歌而已。说着说着，他戛然而止，吸一口烟，闭上了眼睛，耳边响起浑厚的男低音，《震怒之日》开始，他的身心完全在音乐之中。

突然，他睁大了双眼，说，听，你听，听这歌声：最后的审判日到了，死与自然不胜惊惧！审判者未来驾临时，一切都要详加盘问，严格清算，我将如何战栗！

《安魂曲》我听过，但对里面的歌词不甚了解，但毛工却如数家珍。对他的仰慕之情我沛然于胸，无以言表。这个被社会审判过的优秀知识分子，天天是最后的审判日，但天天泰然处之，热血沸腾，对生活充满渴望，这种精神也许就是音乐带给的。

他曾说过：“美妙的音乐不仅能掌控人类的心情，而且还能吸引猛兽、山川和草木。人在无意识之中听任那些优美的音乐在心田流淌，与以听觉的直接刺激来制造情绪的气氛相比，两者有质的区别。”

听完《安魂曲》后，夜已深了，毛工长长地喘了口气，视网膜已被浊泪浸湿，他说，以前我是多么惧怕审判的日子到来，每天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被释放之后，我却天天盼着“审判”的日子来到，等待他们把我头上的帽子摘掉，还我一个清白，让我的坟墓上能有一个墓碑，不至于像莫扎特那样，坟墓前除了一根木棍，什么也没有！唉……不说了，你把《命运交响曲》的CD帮我找出来，听一段再走。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振聋发聩、刚劲沉重的声音响起。

毛工握紧双拳，闭上眼睛，嘴里衔着烟斗，那矮小的身子，酷似逆境之中的贝多芬，我耳边响起贝多芬的声音：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