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些艰难的日子

浮萍

绝对文学●散文

绝对文学2022第157期

（总第1085期）

难忘那些艰难的日子

——写给花卉处的弟兄姐妹

刘荣萍

原创 绝对文学 绝对文学 

2022-07-20 00:00 发表于安徽

这次疫情回津的日子已经过了百余天。“终于轮到我们聚会啦！”花卉处长我一岁的闫姐微信里面不可推却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于是，赶在疫情起伏间应邀前往三十多年前我们住过的南开区黄河道一家正宗的上海菜馆，因为那位熟悉天文地理博学多才的闫姐夫祖籍是上海。

一下车用先生的话说就“晕菜”了。高楼林立五彩缤纷哪里还有三十年前坑坑洼洼的影子。还是先生眼尖“闫姐来接咱啦！”三年多未见，脸儿白白的眼睛大大的闫姐走上前来，挽起我手臂的一霎那我的鼻子有些发酸……以往回津尽管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星期，闫姐也是必须要见的人物之一。

选一个我俩的中间地带——天津劝业场对面的“恒隆广场”里面地道的天津美食餐位，闫姐负责买单。两三个小时意犹未尽。分别时到公交站都是我坐上车闫姐还在追着我的车使劲地招手嘴里不知在喊些什么……这种情谊始于三十二年前的园林局花卉管理处。

那是我们最艰难的日子。1989年10月，无门无路的我荣幸地被调到纺织局党委组织部。因为跟着党委书记下基层写出了几篇“有力度”的讲话稿和公司典型经验材料，很得各级领导的赏识，两个月后即被冠以“副主任科员”——相当于副处级。第二年局里开始“精兵简政”，因为种种原因，我要重新自己找工作。四处无门的时候先生在市直机关的南开大学同学宋姐和刘哥鼎力相助，为我找到园林局下属单位花卉管理处党委办公室秘书的工作。当时的花卉处党委办公室吕姐和陈大哥按照程序跑了“外调”，那位退伍老兵方书记收留了我。神奇的是报到后去二姨家，提起新单位的领导，在天津警备区当指导员的二姨夫说那位“小方”书记竟是他的兵。

从容纳两三千机关人员的纺织局到区区几十个干部的处机关，十几层漂亮的办公楼变成了简易的平房。“部室”缩减为“科室”，工作环境的差异几近天壤之别。但是我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质朴和温暖。

先是戴眼镜的党办张主任带我各个部门转一圈儿，办公室、行政科、保卫科、工会、技术计划科、财务科、保健站等一一介绍。所到之处，那几张朴实无华的笑脸，还有送出门来亲切的目光，让我心里顿时觉得暖呼呼的。然后我了解到这个小小的花卉处集结的多是天津市几大花圃的“精英”，也有从园林局分拨来的“老干部”。下属几个天津市最大的花圃直接负责市级领导和五大道离退休老干部及各界名人家里的花卉养护。那些花卉工几乎都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又过了几个星期，办公室小王副主任主动告诉我：他当园林局局长的爸爸是我父母结婚时的主持人，曾经是我父亲的“手下”。回家一问果不其然，那位年轻的王局长从部队转业时是我父亲任股长的保卫股的工作人员，我在物资局当头头的大表姨夫几十年前便曾说过：“大姨姐稍稍让步大姐夫早就当局长啦！”

习惯了“大局”紧张的工作程序，到花卉处后觉得十分的轻松自在。加上好朋友汪强和赵欢（女儿的干妈）无偿借给我们的16平米的大平房（我们在南开区黄河道三级跳坑的平房不足十平米。要换乘三次公交车才能到和平区云南路的花卉处），毗邻处机关步行十分钟更是十分的惬意。

天时地利人和。几个月后，大我三个月细心的吕姐发现了“问题”。

“小刘儿，你是不是怀孕啦？我说不知道啊！”“我带你去检查一下，别误了大事。”说做就做，吕姐和主任打了招呼径直带着我走到相隔两个路口的“马场道卫生院”，医生告诉我们已经是三个月的孕期。

从这一天开始，花卉处的弟兄姐妹像自己家的姐妹有孕一样，各种关怀的话语和眼神每天都伴随着我。年长的老大姐告诉我该注意什么；年龄相仿的妈妈们——本人怀孕时已是35岁高龄产妇，因为心脏不好被区妇产医院直接推荐到市中心妇产，更是七嘴八舌各抒己见。男士们也纷纷告诫我要多加小心。每天中午我回家吃饭前锅炉房倒班的三位师傅不约而同地为我灌好一大壶开水，以节省生活成本。

时间来到1992年初夏。那一年的雨水出奇的多，我们居住的这间当年《铁道卫士》“高科长”印质明家的“传达室”开始漏雨，几天后发展到整个屋顶几乎全军覆没无一处幸免。每天大大小小的盆堆在地上伴着滴滴答答的雨声过夜。再有两个月就要生产，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行政科的“大张姐”带着装修队扛着油毡抬着沥青桶，浩浩荡荡地进到天津最小的胡同——永安道。身高马大的大张姐一声令下，几位师傅翻身上房，三下五除二，“修好啦！”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连续几场雨还是有几处小的地方漏水。本想克服一下但大张姐绝不含糊，又是一个中午还是那帮人，只不过一捆变成了一板车油毡。大张姐挥动手臂一声令下“全部铺上，再有漏雨饶不了你们！”32年过来了，大张姐一手叉腰的姿势总在我眼前晃动，这次真的修好啦！

因为婆婆有话：如果生了男孩儿她们“抱走”让我和先生集中“干事业”。但我躺到待产室时却默念“上帝保佑我生个女孩儿”！果真女儿应声而来，婆婆自然是不抱走啦！而且只来了半天便以“你们这里太热”为由不再露面。母亲冠心病无法照顾。先生刚升任“副科长”不能请假。我坐月子成为天方夜谭。四个伏天酷暑难耐，开始几天我对着嗷嗷待哺小声哭泣的女儿以泪洗面，空荡荡的屋子里母女对哭。邻居大妈隔着门帘指示我：孩子这是饿的，抓紧喂奶。

我哪里会喂奶，资金紧张又买不起奶粉急得还是哭。门帘一挑，是打字员闫姐和大张姐来啦！她俩放下各自的礼物，犹记得大张姐是一套黄色的小衣裤、闫姐是那个年代罕见的白绒连衣裤。闫姐抱起女儿熟练地拍着；大张姐骂骂咧咧的说我们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你这是做的嘛月子，我们教你喂奶。不由分说直接上手具体“指导”。女儿吃饱喝足温馨入睡。从此我们母女的“月子”便成了处机关的工作重点。从周一到周五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姐妹甚至弟兄来看望。送吃送穿哄女儿睡觉，为女儿洗头，陪我聊天解闷儿。欢声笑语灌满了这个简易的大平房。如果没有她（他）们的陪伴，我应该是那个年代罕见的严重的“产后抑郁症”患者！不可能与大家在《绝对文学》相见。

不知不觉中出满月啦！那天快下班时闫姐急匆匆地跑来。进门抱起女儿说处机关现在洗澡的人不多了，你快去洗个澡，啥也不用带我那里都有。不由分说她先抱起女儿跑出去，我跟在后面来到单位，下班的同事逗着闫姐怀里的女儿，我则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泪水合着洗澡水滚滚而下……

这样美妙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冬天来临，大家不约而同为我弄来了“大同块儿”！房间里热乎乎的，女儿睡得十分香甜。阿姨叔叔们照例来来往往。吕阿姨和闫阿姨每天下班特意骑着自行车绕道我们的胡同，大声喊一嗓，听到回应才放心离去。而吕阿姨家的小哥哥必须要进到房间看看甜睡中的妹妹才一步三回头的离开。

热热闹闹中我们迎来了分别的时刻。先生升任科长分得河西区一套一室一卫的单元房，因为没有人帮我带女儿，在我休90天产假的基础上，单位破例让我全薪多休两个月，到年底搬入新家收拾妥当再上班。

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个虽然破旧，但凝结着叔叔阿姨们心血的大平房，搬入大约四五公里外簇新的单元房。每天先生上班后，四周寂静得让我们母女特别的不适应。

春节过后“延长”的假期到了。听闻来新居看望我们的阿姨叔叔们说起处里在改革，大幅精简机关人员。我和先生商量不如我们不去竞争，省出一个名额可以多安排一人工作。于是向处领导申请休60%工资的病假，因为我患有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

多半个月没等到领导批复。倒是等来了办公室的吕姐。说领导通知让我隔天到单位开会。那一天由70多岁的老父亲来看女儿半天，我坐车到处机关。满满的会议室里大家都面面相觑，神情紧张。平时开玩笑的场面荡然无存。我迟到了，很不好意思，想找一个角落坐下，张处长特意喊我“刘姐坐前面一点儿”。我红着脸坐在门旁边。处领导讲了这次改革精简人员的意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宣读了改革方案。我不记得哪几位“下岗”，只记得歇了九个月的我竟“被上岗”了。半个月后准备上班，只是由原来的党委办公室改到处长办公室。

散会后我担心女儿饿肚子，急急忙忙往外跑。心里想着明天给领导打个电话，就说还是继续休假，自动“下岗”。劳资科的潘科长和保卫科的张科长推着自行车赶上了我，一路上不停地劝说我克服困难一定要“上岗”。天黑了我才回到家，先生说既然单位需要你上岗就别推辞了，准备上班。和婆婆商量的结果是要看老儿子四岁的女儿无法看两个孙女。要我们自己想办法。这个难题让人脉资源丰裕的葛大夫阿姨轻松解决。同时，为我们找到与单位一墙之隔的两位“托儿户”，我们选择了山东籍的李奶奶李爷爷。

于是每天上午先生自行车带我们母女到单位，上下午中间可以两次喂奶，中午还可以在李奶奶家和衣而卧，下班我抱着女儿换乘两三次公交车到家。两个多月后先生调到蓟县海关任办公室主任，送上班不可能，无奈之下，处机关的几位司机扶着闫姐的小自行车想先帮我学会骑车，然后让我带“挎斗儿”上班。无奈我胆子太小，骑上车回头看他们松开手吓得跳下来，笑得几位小弟兄前仰后合，结果也没学会。又改学骑三轮车，先用食堂拉菜的大平板三轮在处机关的院子里蹬上就走，左转右拐的几天下来掌握了技巧，然后买了一辆轻便点的三轮车。弟弟自制的木挎斗儿装在车上，左右还有两个小窗户，女儿坐在里面东张西望的好不自在。司机叔叔们又有了新任务，冬天换上玻璃，夏天改为纱窗，下班时车带总是鼓鼓的，都不知道是哪一位看门的大爷给打足了“气儿”。遇有雨雪天气，几位领导的司机私下里调配好，开车接送我们母女上下班，每逢开会时间拉长，我负责会议纪要。几位阿姨下班接回蹒跚学步的女儿，然后驾着女儿学走步，散会后那位和我父亲只差一个字长得特像父亲的书记，抱起女儿轻盈地在会议室走来走去。

女儿沐浴着花卉处的春光摇摇晃晃长到三周岁。湛江路花圃的顾阿姨出面带我走进河西区艺术幼儿园张园长的家，三言两语搞定一个毗邻我家十分难得的名额，因为顾阿姨老革命的爸妈是张园长的老上级。我实在不忍心，送了一套钢笔礼品盒。女儿三年艺术幼儿园学成了一个“小小画家”，只是幼儿园晚上还有许多课外班，每天要四点半接孩子。此时处机关搬迁到水上公园路，距家五十分钟车程。我骑着小三轮冬天顶着西北风使劲儿推着车走上聂公桥；夏天暴晒到胳膊都是点点红斑，主任默许我四点钟离开单位回家接孩子，有时还破例让我在家里“写材料”，每逢市局领导来视察我要做会议记录。眼瞅着到四点，众目睽睽之下将记录夹塞到党办主任的手中扬长而去……于是丢掉了本来内定的“副主任”的位子。

1997年下半年，领导照顾我调到离家稍近的基层总店任副书记。但是，多半年后母亲半身不遂二次反复，住在环湖医院重症室50天。那个年代没有保姆市场，我和弟弟24小时倒班各配一位妹夫值夜班，其他妹妹弟妹还有先生周六日替班。我在母亲核磁共振回到病房的空隙靠着表哥的关系带队成功“讨帐”为大家发放全额工资后主动辞呈摘下这个微小的，但是我一生唯一的“乌纱帽”。好在因为二十五年前吕姐三番两次探望并将材料送到我妈的病床前，我左手扶着输液的母亲，右手连夜写出申报材料，获得政工师资格退休前晋升高级政工师，终于享受到副处级的养老金。

三个多小时的聊天包含不胜枚举的事例。时而感动的暂时无语更多的是开怀大笑！席间两位男士频频举杯，先生还不忘带上一句“谢谢闫姐夫当年为女儿上国际学校找了创办人”，然后二人均是酩酊大醉……

岁月无痕真情无限。虽然三十年间疏于联络，但每每想起那段难忘的时光，心中总是泛起阵阵涟漪。真心盼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们健康平安！这份不曾忘却的恩情，于我们而言是那么的弥足珍贵没齿难忘！ 

2022.07.16.于天津三联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