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鸿业

二大爷

　　昨天接到大元微信，询问王鸿业是否病故，我很震惊，立即给鸿业夫人去电话询问，得知鸿业确实于7月14日凌晨两点多猝死。

自疫情开始以来，我和鸿业除偶有电话联系，一直没有见面。谁曾想我们就此阴阳两世，再也不能相见。

我和鸿业相识于1969年初。1968年6月我们是乘同一列火车去北大荒，当时相互并不认识。他是原北京铁一中老初三，分在八五二农场三分场，1969年初选送到团卫生队红医班培训，继而留在卫生队耳鼻喉科工作。我是北京35中老初三，分在八五二农场六分场，1969年初开始担任四队卫生员，随即也到卫生队接受培训。在那里我结识了鸿业，并成为终生好友。论年龄，我们同龄，都属虎。论生日似乎我比他还大一两周。

在852农场的日子里，由于工作常常去卫生队办事，有时去护送重病人看病，有时是开会，再有就是采购、送粮等等杂事。卫生队在总场，又称团部，离六分场大约25公里左右，四队更远，还要再走5公里土路。当时交通不便，办完事，常常没有回六分场的汽车或者优特兹（胶轮拖拉机，当时是生产连队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就借宿于鸿业处，蹭一顿饭，住一宿，第二天再赶回四连，于是和卫生队的年轻人也都混了个脸熟。

1972年鸿业和卫生队许医生到我们四队巡回医疗，小住了一段时间。许医生是上海人，1958年集体转业到农场的军官，他有“历史问题”，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医，也是当时卫生队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生，业务不错。他俩下连队，就住在我们宿舍——茅草屋，因此与我的荒友大元李宝等等，也算是熟识了。

1973年我们曾同时被各自单位推举，参加了当年工农兵学员录取的文化考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当年都没被录取。当时我们都十分无奈和沮丧。

1974年鸿业再次被推选上学，并顺利录取，到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就读。他临离开八五二时，我骑自行车，驮着两麻袋西瓜（四队自产），行程50多里，到卫生队给他送行。当时心里是百味俱全，正如那首北大荒的歌中唱的，我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也为鸿业的出路欢喜。那天晚上我们一起，还要卢道良等几个北京知青聚了顿餐，黄瓜片炒鸡蛋，熬西葫芦片，这在当时也算美餐。随后各人怀着各人的心思，各自离去。

两年后，我也成了工农兵学员，就读于佳木斯医学院。尽管学校不怎么样（我绝对无意冒犯我的母校，但是在全国医学院里，佳木斯医学院算不上好学校)，可好歹圆了我的大学梦。

大学毕业后，鸿业留在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一直从事显微手术，而且小有名气，是积水潭医院为数不多的手外科专家之一。我则在大学毕业后经过一番周折，来到酒仙桥医院工作，扑腾到退休。

几十年来，我们时有小聚，彼此的情况也都十分了解。我有时介绍熟人到鸿业处看病，他都是有求必应，百般照顾。我看过鸿业的手术效果，的确是做显微外科的，很漂亮，创伤小，创口几乎没有。有时酒后，鸿业带着几分得意，几分酒意，说自己在血管神经肌腱吻合上，有点独到之处。这点，我相信。

大概是2005年左右，鸿业和当年卫生队的几个荒友回了一次八五二农场。回来后，他和我说讲述了在八五二的活动。特别提到在卫生队老队长李军墓前，他跪下了，磕了三个头。我当时就热泪盈眶。是呀，工农兵学员是特殊时期的产物，空前绝后。但做为一个当时挣扎在社会底层、在当地举目无亲的知青，能够上学，其中的艰辛，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能理解的。我和四队的荒友于2007年也回过八五二农场六分场四队。我们到六分场的第一件事，也是给以邢述义老连长为代表的逝去老同志上坟。没有他们，没有我们的今天。

鸿业走后，我向王夫人询问了一些他的病况。大概在去年11月，他偶然发现CA199异常增高，而且高得离谱，大概大于1000，这在临床并不多见。进一步检查发现结肠肿瘤并且有淋巴结转移，由于当时不能手术，就只能先进行化疗，然后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手术。化疗期间，他没有什么严重反应，疗效甚佳。上个月又进行了手术切除，专家、医生以及他本人对手术结果均十分满意。可是没想到他突然于凌晨洗澡时猝死。命呀，谁也说不清呀。

昨天给卢道良去了电话，他也是原卫生队的北京知青，一直和鸿业十分要好。由于鸿业的孩子现在英国赶不回来，因此道良一直帮王夫人办理后事，直至鸿业入葬。

我的文笔不好，水平有限，除了写病历，并不善于写作。即使是文革时期，也没写过几篇批判稿。可是想起鸿业，五十多年的好友走了，动了写篇怀念文章的念头。好不好，反正是真情。

鸿业已去，愿他在那边安好。如有来生来世，我还愿做他的朋友兄弟。我们这一代，都渐渐老了。希望大家保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