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一味黑时犹有骨” ——聂绀弩先生印象

至简

<h3><strong>世纪  </strong><strong>CENTURY </strong></h3></br><h3> <h3><strong>“一味黑时犹有骨” </strong></h3></br><h3><strong>         ——聂绀弩先生印象</strong></h3></br> <h3>陈漱渝  </h3></br><h3>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br></br></h3></br><h3>他肤色黝黑,颧骨隆起,背佝偻着,说话时底气不足,有时还哮喘,但双眸炯炯有神,好像能穿透世间万物。这就是我对聂绀弩先生的最初印象。其时他73岁,遭受了近十年的缧绁之灾,刚从山西获“特赦”返回北京。直至1979年3月和4月,他才先后被摘掉“右派分子”和“反革命”这两顶帽子,恢复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党籍。不知怎地,一见聂老,我脑海中顿时冒出了清代诗人徐宗干《咏炭》诗中的两句:“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聂老其时虽处逆境,但仍傲骨嶙峋,桀骜不驯。</h3></br><h3> 图 |1979年,聂绀弩与夫人周颖结婚五十周年合影我是文科生,当然知道聂老是诗人、杂文家,对古典文学乃至语言学都研究很深。我1976年4月即调到北京鲁迅研究室任职,也知道聂老是鲁迅晚年接触较多的左翼作家之一。1934年他主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刊登过鲁迅20多篇杂文,其中就有《拿来主义》《汉字和拉丁化》《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这些著名文章。鲁迅遗物中还保存着这些报纸,不过因为时间太长,一碰就会掉渣,无法翻阅。当年《动向》副刊支付稿酬的标准大约是每千字1元,但为了优待鲁迅这样的大作家,聂老每篇短文按3元付酬。鲁迅跟聂老开玩笑说:“那我以后投给你的稿子要越来越短了。”1936年初聂绀弩等创办《海燕》月刊,鲁迅亲自题写了刊名,又在该刊发表了9篇杂文。鲁迅去世之后,聂老是治丧委员会成员,16位启灵扶柩者之一。聂老还撰写了一首著名的悼诗《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下了》:“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那走在前头的,那高擎着倔强的火把的,那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着歌的,那比一切人都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暗夜,在风雨暗天的暗夜!……”<h3>壹</h3></br> <p data-tools-id="47763"><strong>还原萧军决斗的历史现场</strong></h3></br>我在跟聂绀弩老人不多的接触中,有两次记忆最为深刻。第一次是1976年11月11日下午,地点在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9楼3单元33室聂老的寓所。带我去的是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的老主任李何林先生。李先生是鲁迅研究界的奠基者之一,仅比聂老小1岁。李先生之所以亲自出马,因为此行是在执行一项政治任务。国人都不会忘记1976年那金色的秋天。10月6日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结束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清算“四人帮”的现实罪行和历史罪行。我们的上级单位国家文物局承担了调查“四人帮”成员张春桥历史劣迹的任务,而聂老曾经跟张春桥打过交道。十分有趣的是:这次严肃的“外调”竟然是从萧军跟张春桥打架这件佚事聊起。<h3> 图 |1976年11月,作者访问聂绀弩后写的记录在这次拜访聂老前不久,我曾跟李先生及另一位同事金涛一起,到北京西城鸦儿胡同6号拜访过“东北作家群”领军人物萧军。萧老一开口就跟我们聊起他跟张春桥的接触。他说:“鲁迅去世之后,成立了一个治丧委员会,但这只是一个名义,具体的事情都由治丧办事处来做。我是负责人,张春桥在我手下跑龙套,做点登记挽联花圈之类的事情。后来,我被感情驱使,到万国公墓的鲁迅墓地前焚烧了一些登载悼念鲁迅文章的刊物,如《中流》文学半月刊的《哀悼鲁迅先生专号》。张春桥的朋友马吉蜂就写文章挖苦我。我约他在上海徐家汇一带的空旷菜地决斗,张春桥作为马吉蜂的证人,聂绀弩、萧红作为我的证人。一上手,我就绊了马吉蜂一个跟斗,扑上去又给了他三拳,第二回合,我又把他打倒了,警告他:你再写文章骂我,我还揍你。”我跟聂老复述这件佚事。聂老说,“确有此事,萧军烧的是《中流》《作家》一类刊有悼念鲁迅文章的刊物,马吉蜂写文章嘲讽萧军搞封建迷信。萧军大怒,带了一根铁棍,要跟马吉蜂决斗。张春桥是马吉蜂的见证人。我跟萧红是萧军的见证人。萧红怕真出人命,夺走了铁棍,马吉蜂个子大,但萧军习过武,两人打得不相上下。后来萧军见人就说他打赢了,但我可以证明,马吉蜂当场并没有认输。”说这番话时,聂老显出了孩童般顽皮的神情。<h3>贰</h3></br> <p data-tools-id="47763"><strong>回忆因办报和曹聚仁产生矛盾</strong></h3></br>我们询问《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情况。聂老说:“《中华日报》是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的报纸,但该报的文艺副刊《动向》等于是‘左联’半公开的机关报,具有独立性。《戏》周刊也是如此。我是通过叶紫认识鲁迅并约他写稿的。鲁迅给我写过一些信,但他去世前我大多烧了。因为我入了党,必须考虑鲁迅的安全。”拜访聂老,自然会问及他跟曹聚仁的矛盾,因为这不单纯是私人之间的纠葛,而是涉及对鲁迅1936年2月21日致曹聚仁信的理解。聂老说,鲁迅临终前不久,想跟他和二萧等一些左翼青年作家合编一本刊物。胡风提议刊名为《海燕》,鲁迅同意并亲自题写了刊名。印刷费是大家一起凑的,编辑杂务由他承担。当时出版刊物,一定要注明发行人和地址,并交法院报备。但聂绀弩不能公开身份,第一期“发行人”就用了一个“史青文”的假名。地址印的是上海兆丰路人和里8号。刊物因此受到警告。一天晚上,他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碰见了曹聚仁。“那时曹聚仁跟徐懋庸住在一起:曹是二房东,徐是三房客。”曹聚仁主动跟他打招呼。聂灵机一动,就想请曹聚仁出面做《海燕》的发行人。曹不赞成,聂劝了半天,陈述了很多理由,他以为曹默认了,所以《海燕》第二期出版时,发行人就印上了曹聚仁的名字。刊物准备发行时,聂去代售该刊的群众杂志公司,正看见曹用油墨把第二期上他的名字一个个涂掉。曹说:“我没有答应,你误会了。”2月19日,曹给鲁迅写了一封告状信,鲁迅21日复信调解。因为曹不仅发表了公开声明,而且把聂告到了法院。《海燕》第一期印出后,当天售尽两千册,可见广受欢迎。第二期印出后,以“共”字罪被禁,同时被禁的刊物有二十多种。聂也被判罚款50元,当然并没有真去交罚款。鲁迅的这封信,从字面意思来看,是想缓和当时的态势,所以先批评聂因是年轻人激烈的热情,不顾前后,又对曹“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表示理解。曹聚仁觉得刊物只要“内容没有什么,就可以平安”,鲁迅表示这“是不能求之于现在的中国的事”。因为当局关注的“并不在内容,而在作者”,对于凡刊登左翼作家作品的刊物,“前途的荆棘是很多的”。对于《海燕》的夭折,鲁迅当然是悲愤的,因为这是鲁迅跟青年作家共同创办的最后一种刊物,内容原本丰富,刚发行时的势头又那么好。<h3>叁</h3></br> <p data-tools-id="47763"><strong>解释为何被鲁迅公开批评</strong></h3></br>在围绕建立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两个口号”之争中,聂老是旗帜鲜明地拥护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反对周扬等人率先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但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却公开批评了聂老,原文是:“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对于这个问题,聂老的回答是:“冯雪峰对鲁迅说,‘国防文学’口号是上海地下党提出的,不能公开反对,全面否定。‘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实际上是冯雪峰的意见,目的是加强团结,缓和矛盾。鲁迅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以‘两个口号并存’也是鲁迅在经过跟友人商议之后赞同的意见。”“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在当时和当下都是一个众所纷纭的问题,但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聂老的说法无疑是值得参考的——至少是一种说法。我对于46年之前的这次访谈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完全不是靠的“好记性”,而是靠的“烂笔头”。我当场认真做了速记,回单位后马上进行了整理,这整理稿还保存在我的一本采访日记当中。1977年,我所在的鲁迅研究室准备编一部资料完整的《“两个口号”论争集》,而由于时间不够,第一次采访时聂老又语焉不详,便用通信方式请他再安排一次时间,那年2月26日,聂老复信说“何时枉顾均可”,所以4月初我就跟同事张小鼎再次登门了。<h3> 图 |1977年2月26日,聂绀弩寄给作者的信这回见到的聂老身体更差,他坐在床上,腰后垫了一个枕头,腿上盖了一条褥被。小鼎是我的师兄,热情博学,后来调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过《瞿秋白文集》《茅盾全集》《老舍全集》等重要著作,主要缺点是有时说话有点啰嗦。我记得我们连板凳都没坐热。“周婆”就走进来对聂老大声嚷嚷:“你这病刚好一点,不好好休息再病了怎么办?”“周婆”指聂老的老伴周颖,邓颖超的校友,天津觉悟社成员。1929年跟聂老结婚,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我问聂家的朋友,“周婆”这个称谓从何而来?回答是:这是聂老对夫人的昵称。聂老因错案劳改时,就写过一首七律《柬周婆》,描写他当时砍柴背草推车的情况。周颖短发,脸盘方圆,我们采访当年已经67岁,所以大家都跟着叫“周婆”,并不认为失敬。那天“周婆”一声吼,我们知道是下达逐客令,便吓得赶忙告辞,落荒而逃,所以采访也一无所获。至于此后聂老还为我们撰稿没有,现已毫无印象。我们拟编的《“两个口号”论争集》也因故流产。1986年,聂老走完了83年的坎坷一生。2017年,他故乡的武汉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十卷本的《聂绀弩全集》,为他修建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p class="ql-block">原文刊于《世纪》2022年第3期责任编辑 | &nbsp;杨之立&nbsp;&nbsp;新媒体编辑 |&nbsp;杨之立编辑助理 | 尹佳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