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50年随想

精品奇

1972年7月21日，是我高中毕业的日子。

那年的毕业典礼安排得有点晚。为什么往年一般在6月底或7月初举办的毕业典礼被推迟到了7月21日呢？这主要是因为上年发生的9.13事件。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自然也打乱了学校的教学计划和节奏。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外公开，而是根据“上下有别、内外有别”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自上而下逐级传达，先党内后党外逐步公开。传达到基层群众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情了。

9.13事件发生后，包括1972年上半年，为揭批林彪罪行，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央陆续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县里几次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落实。当时因磐安县还没有从东阳县划出去，全县有70个公社，2000多个大队。由于参会人员太多，吃、住、会场等都要借用我们学校。学校只能停课，但没有放假，而是组织大家一起外出拉练。

记得最后一次拉练，我们背着背包步行60多里，来到东方红水库附近虎鹿公社的一个小山村。大家分散在村民家里打地铺，天天早晨起床后统一出操，然后面对初升的太阳，高歌《东方红》。白天和生产队村民们一起，整修沟渠，查灭钉螺，上山植树，下地干活……虽然比较辛苦，倒也记忆深刻，感觉挺有意思的。只是如此一来，教学计划断然是无法按时完成了，毕业典礼也只能推迟了。

　　

说起高中的毕业典礼，最难忘的还是代表毕业生发言。在毕业典礼前的三四天，班主任突然找到我，叫我抓紧起草个讲话稿，准备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发言。这着实让我感到意外，我觉得这份“殊荣”不应该属于我。一是因为我不是班长，也不是团支书，只是个小组长。高中刚开学，班主任韦思奇老师在指定班长和团支部临时负责人后，曾专门找我谈话，“知道你小学当班长，初中当排长（实际上就是班长），这次考虑班干部人选时，并不是没有首先想到你，但据了解，你有老好人的毛病，我不喜欢这样的人担任班干部。”“老好人”当时是妥妥的纯纯的贬义词，指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凡事喜欢和稀泥，充当和事佬，不愿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不伤老鼠不伤猫”。我感觉可能自己还真是这样的人，于是无力反驳，也不想反驳。想想学生应该以学为主，不当班干部，可能更有利于把精力和时间集中于学习，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二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虽然名列前茅，但并不是最突出的。三是因为语文是我的弱项，写讲话稿水平比我高的同学有不少。四是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形象气质也不足以代表大家，表现力较弱，不太善于演说。

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会选择我。这成了我几十年来好几次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受命的悬案之一。意外令我受宠若惊，我没有拒绝，利用一个晚上起草好发言稿。第二天，班主任看后十分满意，“很好，很有激情，反映了毕业生们的心声”。

那发言稿确实投入了我当时的全部感情，现在回想起来，那内容、语言和风格一定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有“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激情；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豪情；有“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壮志；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憧憬；有“少年壮志不言愁，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势；有“继续革命，战天斗地，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信念……

发言稿可能有些煽情了，我自己都感觉有些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典礼结束后，有同学说，中间有两次感觉情绪已经到高潮了，发言应该结束了。没想到后面还有新的高潮。当时听了心里挺高兴，以为是对我发言的认可和肯定。后来想一想，也可能是在那个不知空调为何物，电风扇也不多见的年代里，顶着三十六七度的高温，礼堂酷似蒸笼，大家都希望能少讲几句，早点结束吧。

说是代表全校毕业生发言，实际上那届毕业生并不多，只有两个班，共100多人。当年高中远未普及，很多人初中都没上，甚至小学都没上完。当时小学也是跟中学一样，分为初、高两个阶段的。一至四年级为初小，五至六年级为高小。在农村，一般初小和高小都不在同一个学校上，因为大部分学校只有初小，没有高小，高小就得到离家比较远的学校上了，不少人就得住校了，因此只上过初小的不在少数。

　　前面谈到高中毕业时，我的成绩不是最突出的，那么最突出的是谁呢？他就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吴保旗。他的各科成绩都不错，毕业成绩单上，各科成绩均分为94.1分。我稍有偏科，语文和英语不太行，各科均分为92.7分。

保旗同学写得一手好文章，其作文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推介和点评。他还写得一手令人羡慕的好字，我清楚的记得我与他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写字问题的对话。那时候学校有个校办工厂，专门生产粉笔。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同学们常被安排去厂里劳动，负责将检验合格的粉笔装盒打包。那一天中间小憩时，我们俩面对面坐着，用残次粉笔在用作作业台的旧黑板上写写画画。看到他漂亮的粉笔字，感觉自己写的反差太大，忍不住向他提出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字写得好不好到底是由脑子决定的还是由手决定的？”他思考了一会说：“应该是脑子和手都有关系吧，脑子的构思指挥、手的把控运笔以及久而久之形成的肌肉记忆等综合因素决定着书写效果。”我顿时明白自己是属于那种脑子不行、手也不行的人。

吴保旗后来是浙江大学的高材生，长期在浙江省水利厅工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水利工程方面的专家和权威。他是我的好同学，也是我的好兄长、好朋友，毕业50年来，我俩的联系从未中断。

下图是1972年7月中旬，高中毕业前夕我俩的合影。

当年拍照片还是件很不简单、挺奢侈的事情，拍一张照片的费用相当于好几天的生活费。因此，在拍这张两人合影照前，我的拍照经历屈指可数。第一次拍照应该是1958年，我3岁时大舅舅带我们兄弟俩拍了个合影。大舅舅坐在凳子上抱着我，估计我好动，双手被舅舅紧紧抓住，6岁的哥哥站在旁边。这张照片一直到我上初中时还在家里的相框里放着，可惜后来找不到了。第二次就是1970年7月的初中毕业照。然后是1970年12月，送哥哥应征入伍，与10多个小哥哥小姐姐们一起合影。1972年5月，去杭州部队与哥哥在湖滨照相馆合影。其他好像就没有拍过什么照片了。

说起与保旗同学的这张合影，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

那天两人来到县城唯一的位于黉门前的照相馆，拍完照后，约好三天去取照。结果我一个人去取照片时，被告知需要重新拍。当年没有数码相机，不能及时检查拍摄效果，要到冲洗胶卷后才能知道拍得怎么样，所以需要重拍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中多数为眼睛没有睁开。于是，我们同学俩再次走进照相馆。对于重拍，我们丝毫没有嫌麻烦，反而莫名其妙的有点小惊喜和兴奋，感觉这是上天的安排，本该如此。因为这是分别留影，不能一次拍成功，我们都愿意把它理解为这是天意，上帝也不想让我们分开。

那年头拍合影习惯留几个字，一开始曾经想直接写“苟富贵勿相忘”，想想是不是太俗气了，后来想写“分别留影”，但又感觉“分别”太伤感了，最后还是选择了“战友留念”。是留念而不是留影，也是别有意味的。明明是同学，为什么写成了战友？这可能也是当时的时代特色。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原来限于部队特有的一些称谓和用语被广泛运用于地方了，同学自然也就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说起与保旗同学的友谊，会想起许多令人难忘的事情，以下的手绘地图就是其中一件：

我在上海部队当兵时，回老家探亲，一般总会在杭州停留，与保旗小聚。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年，因家中有事，我没有经停杭州，急匆匆直接回东阳了。刚好那年保旗同学刚刚搬了新家，他知道我回东阳后，立即手绘了一张地图，寄给了我。让我休假结束回上海时，务必经停杭州到他新房子一聚。

当我看到这张图时，确实非常感动。亲手绘制出这么详细的示意图，这是需要何等的耐心、何等的真诚、何等的情谊啊！有如此好同学，实乃三生有幸，怎能相忘？怎敢相忘？怎会相忘？

保旗同学的示意图是寄给我哥，由哥转交给我的。因为我哥当时在县邮政局当投递员，信一到东阳就直接到我哥哥手上了，十分方便。我曾尝试过几次，信封上只要写“浙江东阳”四个字，然后直接写哥哥名字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写具体单位。我在老家，给我的信如果写详细地址直接寄给我，会增加不少周转时间。

那么保旗同学怎么会认识我哥哥并称之为同学的呢？他俩还真曾经是同学，是高小同班同学。哥哥的高小同学怎么又成了我的高中同学呢？当然不是因为我跳级了，更不是因为他留级了。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原因才导致的特殊结果。文革初期，由于初中停止招生，1968年7月，刚刚念完六年级的我和已经念了七年级八年级的哥哥他们同时在城关二小小学毕业。然后同时上中学，自然就成为同一年级的同学了。所以那些年同班同学的年龄差距都有点大，初中停招两年，一般相差3-4岁；高中停招4年，一般相差5-6岁；高考停了10年，一般相差超过10岁。

对了，我们还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届初中生和第一届高中生，当年还曾为此颇为自豪。

2006年春节与保旗同学一起游西湖



想起高中毕业，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同一所学校上的，基本上是每个学期换一次教室，每半个学期换一次座位。不敢想象的是，我初中毕业时和高中毕业时竟然坐的是同一个教室的同一个座位！简直是鬼使神差啊。

下图15号（第二排右二）就是我毕业时的座位。

当年的毕业证书是这样的



有点扯远了。除了吴保旗以外，令我难以忘怀的高中同学还有几位。其中有的还在我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帮助过我，推了我一把，以后再慢慢回忆。下次有时间就先写写与老同学相关的《连续体检三年，终于圆梦军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