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叶英</p> <p class="ql-block"> 在战争时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政治以及文化教育，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中，除 重视军事、政治教育外，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1942年，军委总政治部下达了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的 指示，为部队文化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时，我军在淮北苏皖边区已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 地，部队可以争取到一定的整训时间，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1942年春 季，九旅二十六团在泗宿县许圩子一带整训，根据上级指示，比较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文化学习运 动，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经过实践，使同志们都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要想提高军事、政治 素养，必须首先攻克文化关。当时把学好的文化(主要指识字课)，比喻为打开学习军事、政治理 论大⻔的金钥匙。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p><p class="ql-block">扫盲热潮是怎样兴起来的? </p><p class="ql-block"> 1942年3月，四师政治部召开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各旅宣传科⻓、各团宣传股⻓参加了这次会议。在 会议的通知中，还要各团各加派两位连队文化教员参加会议。我当时是二十六团的宣传股⻓，由我 带着二营、三营各1个连的文化教员，到师部所在的半城镇参加这次会议。在会议期间，特别邀请了 二师某旅的宣传科⻓夏平介绍该部队文化教育的经验。他讲到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对到会同志启 发很大。 我们回到团里立即召开会议，传达师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的要议题-开展消灭文盲的运动(这是开始时 的提法，后来因感到“消灭”二字不大合适，改为“扫除文盲运动”)。各连政治指导员和文化教员回连队 后，立即着手做好对战士的思想动员。同时进行全连识字测验，按识字的多少分为甲、乙、丙、丁4 个组，丁组就是文盲组。 团政治处宣传股根据各连报来的文化学习分组名单，编制成为文化学习登记表，并将其装订成册， 作为考核学习成绩、扫除文盲与识字升级的依据。对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全团战士识字 情况统计，文盲竟占75%以上! 九旅政治部宣传科对组织文化学习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工作量最大的一件，是印发甲、乙、丙、 丁4个组的识字课本。在当时仅有油印的条件下，印成供给全旅数千名战士学习用的识字课本(64开 本，每本约有100⻚)，宣传科同志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这批识字课本，是参考二师课本的内容编辑的。丁组(即文盲组)读的第一册课本有250个生字;丙 组课本是在丁组基础上再加250个生字，学完丙组课本，共识500个字;依此类推，乙组学完第三册 课本，共识750个字;甲组学完第四册本，共识1000个字。识字要求四会:会认、会读、会写、会 用。 宣传科干事陆海川发挥了他在美术上的专⻓，给每种识字课本，增加了一个用套板印刷的形式不同 的彩色封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册的封面，上面画着一个穿新四军军装的战士，正在用一只手拉 下围在头上遮住双眼的⻓条白布。这象征着学习好了认字，就不再是睁眼瞎子了。正是这幅寓意深 刻、形象生动的画面，鼓起了广大不识字的战士扫除文盲的决心。 宣传科宣传干事李久胜也像陆海川一样，非常关心部队的扫除文盲运动，他发挥了自己的音乐天 才，为部队编写了一支《除文盲歌》。虽然已经过了40多年，不少老同志对这支歌还记忆犹新。我 记得歌词中有这样几句:“同志们呀听我说，睁眼的瞎子苦处多。书籍报纸都不能看哪，军事政治难 得学。·.....”这生动易懂的歌词和响亮和谐的曲调，一时成为战士们人人爱唱的歌曲，它深入人心， 有极大的感染力，对鼓动学习热潮起了很大的作用。</p><p class="ql-block">多种多样的学习方法</p><p class="ql-block">卓有成效的升级制度 </p><p class="ql-block"> 1942年春季，二十六团在泗宿县安河边上的许圩子一带整训，掀起了扫除文盲的高潮。在两个月左 右时间里(中间还参加一次夜行军120里，⻓途奔袭张小圩的战斗)，原来编在丁组的战士们，经过 刻苦学习，绝大部分学完了第一册识字课本，经考试合格，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几百名战士兴高采烈地领到了第二册识字课本，编到了丙组，开始了新阶段的学习。战士们对自己的文化升级非常重 视，不少老战士在参加考试之前，理发刮脸，换上新军装，整整⻬⻬地进入考场，聚精会神地听、 写答题。他们觉得这也是自己一生中的重要日子。原来编在丙组和乙组的战士，也有半数以上学完 了原先发给的课本，升到了新的文化等级。在二十六团部队中，普遍形成了学习向上，以文化升级 为光荣的心理。因为有了这个思想基础，这才能够把文化学习制度⻓时间保持下去。 战士中有些年龄偏大(30岁左右)或者天资较笨的人，也有极少数思想落后不愿学习的人，这些战 士一度成为扫除文盲工作中的死⻆。对他们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更多地加以帮助，让他们跟上去。 于是各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就创造出来了。 “识字关”，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大多是在开饭的时时，由文化教员设立关卡，经过这里的人，必 须识了黑板上的字，才许进入吃饭的地点或领取饭⻝的厨房。在部队白天行军时，用厚纸或木板做 的牌子写上字，夹在背包上，走在后面的战土，随时可以学习走在前面的战士背包牌子上的字。这 种牌子叫做“识字牌”。九旅奋斗剧团在扫盲高潮中编写、演出了《张大疤过识字关》这个生动的、有 教育意义的话剧，对促进战士学好文化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某连创造了“小先生”教识字的方法，就是由甲组或乙组的战士中的积极热心的同志，自愿帮助文盲组 战士学习识字。同志们对这些志愿文化辅导员尊称他们为“小先生”。这种方法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一 时全团各连都推广了“小先生”教学法。我写了一篇稿子-《我们的“小先生”制》，登载在四师《拂晓 报》上，具体叙述了二十六团各连开展文化教育中这个新的方法。“小先生”教学法在四师各部队中受 到重视和竞相采用。 二十六团的几位首⻓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困难的1942年，他们经常想方设法， 解决全团干部、战士学习文化所需要的用品，把团里开荒种地的收入，大部分钱用于买纸张、铅 笔、墨水等，发给学习的干部、战士。还专⻔为宣传股配备了一匹能驮善跑的大黑骡子，行军的时 候，驮载教育用的书籍和宣传队演剧用的幕布和服装、道具等。这样，宣传股在部队经常行动中， 就能设立流动图书馆，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和战士可以借阅理论书籍与文艺书籍。 </p><p class="ql-block">干部文化学习创奇迹 </p><p class="ql-block"> 二十六团在战士的文化扫盲工作方面创造了优良的成绩，同时在干部的文化学习方面也获得了显著 的效果。 二十六团的营连级干部中，学生出身的占多数，他们并不满足于原有的文化基础，在部队整训时， 他们积极学习军事，政治理论，同时也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在营级干部中，团政治处组织股⻓叶⻜(后改名叶扬)和一营营⻓李光军学习成绩突出。他们两人 经常写日记，即使在行军、作战的紧张环境中，也从来不间断。李光军同志曾让我看过他写的日 记。他的日记文字简明通顺。内容丰富实际，每篇日记都有中心思想，成为鼓励自己前进的动力。 三营教导员柳夷和组织股组织干事丁田的政治、文化学习成绩也达到优秀的水平。1943年夏初，旅 宣传科⻓赵易亚到二十六团检查干部学习情况。他预先准备了考试题目，测验营级干部学习中央规 定的整⻛二十二个文件的理解程度。利用农村小学教室作为考场，同志们屏气凝神地各自振笔疾书 了两个小时左右，不少人流出了热汗。赵科⻓检查了答卷，给予判分评定，对同志们的学习成绩表 示非常满意。 1943年5月，在老韩圩子驻军时，二十六团召开全团大会，总结1年半以来文化学习的成绩。全团有 10名同志荣获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授予的“学习英雄”奖章，20余名同志荣获九旅政治部授予的学习 模范称号。营级干部中叶⻜、李光军、叶英、江洪涛都获得了奖章。旅的《奋斗》报在1943年6月专 题报道了这个消息。随着文化水平的继续提高，这些干部在军事、政治素养方面也得到很大进步。 农⺠出身的红军老干部，对文化学习同样很努力。若以原有的文化基础，对比刻苦学习1年半之后提 高的幅度，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的效果来全面衡量的时候，那就会发现，农⺠出身的红军老干部 的文化学习成绩比学生出身的干部还要更高出一筹，在几位红军出身的团、营级干部身上，确实出 现了奇迹。</p><p class="ql-block"> 团⻓罗应怀，在3位红军战士出身的团首⻓中年龄最大，原有的文化程度却最低，学习文化的难度也 最大。但是他信心十足，学习精神非常旺盛。他特请宣传股干事胡方渡和李燕荪作为他的业余老 师，轮流帮助他修改作文，给他讲课。人们常常看到罗团⻓在蜡烛光或油灯光下学习到深夜。1942 年秋末，中共淮北区党委组织团级干部整⻛轮训班，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罗应怀同志不 但能流畅地阅读这些哲理很深的文件，而且能写几千字一篇的读书笔记与学习心得。彭雪枫师⻓亲 自审阅了罗应怀同志写的读书笔记，对他在文化上提高的速度，感到很惊奇，后来在一次全师性工 作总结中，表扬了罗应怀同志。 三营营⻓叶道友也是一位红军老干部，指挥战斗很有经验，但是他平时不爱学习，也不大看得起学 生出身的干部，打仗的时候，行军水壶里还装着老酒。不少同志把他看作是苏联作家高湿楚克的剧 本《前线》中的戈尔洛夫式的人物，对于他能不能学好文化信心不大。但出乎人们的意外，他在这 次学习运动中，大反常态，变成了一个虚心好学的人。在三营干部文化教员穆仲苞积极帮助下，经 过八九个月时间的刻苦学习，他就能读军事书籍写战斗总结了。1942年冬初，四师《拂晓报》上登 载了李燕荪写的《关于红军干部叶道友营⻓学文化》的报道文章。叶道友同志通过学习文化，提高 了思想水平与军事政治素养。1943年他晋升为县独立团团⻓，在更高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做出更大的 贡献。 团政治委员谢锡玉和副团⻓严光也都是红军老干部，他们两位比罗团⻓年轻，参加红军之前只在农 村小学读过一年书。在部队开展文化学习的时候，他们也像罗团⻓一样刻苦学习，文化水平迅速提 高了。</p><p class="ql-block">推广成功经验</p><p class="ql-block">巩固提高文化教育 </p><p class="ql-block"> 二十六团文化教育的成功经验，通过四师政治部宣传部在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上的介绍，在四师各部 队中被普遍地推广采用，良好的学习⻛气遍及各部队。 1943年秋季，师政宣传部⻓陈其五同志给我写信，谈到部队干部语文学习已大致过关，干部们根据 作战需要希望增加数学课程。他要我为四师编写一部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内容的综合性数 学教材。我随部队在邳睢铜地区行军时，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借到了全套初中、高中数学课本， 选取对部队作战应用性较强的内容，由浅入深进行编写。直到1944年夏天，我在淮北区党委整⻛轮 训队学习时，才利用两个多月的午睡时间，把这本书写成。当我向陈其五部⻓送交300多⻚十几万字 的书稿时，他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全军第一部数理科学教材，我们一定尽快地印出来发给干部们学 习。” 1945年春天，陈其五部⻓又嘱托我为部队文化教育再编写一套内容更丰富、字数更多的战士语文教 材。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部队更加发展，战士迫切要求提高 文化水平，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局面。我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编写了1 套4本，每本包括500个生字，学完之后基本上掌握我国2000个常用字的战士语文课本。这套课本比 较3年前的课本，显然是更上一层楼了。 1946年3月，我在淮安⻅到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赵易亚副部⻓，他说:“现在军区正召开宣传工作 会议，各部队的宣传工作干部，对二十六团的文化教育工作经验很感兴趣，你在专题讨论会上作一 次发言吧!”经过准备之后，我在会上作了发言，并参加了几十位从事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的同志们 的讨论会，在大家的热烈发言中，一致肯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战争环境中，部队能够利用战斗间 隙进行文化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p><p class="ql-block">1986年9月初稿</p><p class="ql-block">1989年6月修订稿于⻄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