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编辑:顺喜 铭台 刊发:旭东</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研读《红山古国研究》</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与奉神</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红山古国出土的无孔玉器多动物造型,经过认真比对,红山古国动物造型玉器主要有三类:玉凤、玉龙和玉龟,玉蝗出土数量较少,且不具有普遍性,暂不予以讨论。除了凤外,每类动物形玉器的形制又十分单一。据此推断红山古国时期的动物崇拜仅仅是对于几种特有的动物,而并非泛泛地仿生。</p><p class="ql-block"> 第一,红山古国玉凤多出在最高等级的墓葬中,其中猛禽造型特征鲜明,应是以鹰隼类为原型,凤很可能是红山古国最崇拜的图腾,代表着红山古国居民最高层面的精神信仰。辽西地区史前凤崇拜是中华文化龙凤崇拜的重要源头,并且其凤文化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红山古国的中心大墓内出土多例玉鹰类造型玉器。如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家内大墓M26出土的玉风为双首,口部完全张开略呈方形,圆凸的眼和尖锐的中心现得十分明显;再如,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幕M4出土的玉风为静卧姿态,土于墓主头下,凤羽翼蓬松舒展,似回首梳理羽毛。上述两件器物形态姿态,各异造型生动,制作极其精美,是不可多得的玉器精品。除了中心大墓中出土造型鲜明的凤外,在一些高等级墓葬中也出现这类写实性的凤。如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内的M17出土一件风首,M23出土一件合体双凤。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红山古国玉器中有两类抽象化的凤造型——双勾云形和单勾云形已述.抽象化凤鸟可能时间上要晚于具象化风鸟,如是,红山古国当是一一个文典型的鸟的王国,特别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凤更是种类丰富,工艺精湛。可以说,凤鸟是红山古国最主要的图腾。为什么红山古国如此崇拜风?这应该与红山古国的生业模式和生活方式有关。一方面,,红山古国继承了东北文化区居民渔猎采集为主的生业模式,与动物打交道的传统使得红山古国居民对于在天空中翱翔的鸟类充满敬畏。赵宝沟文化时期南台地出土的三灵尊上风就已经是最重要的动物之一,是赵宝沟文化居民敬奉的神灵之一,红山古国应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红山古国时期当自然环境恶化,居民频繁迁徙时,由于渔猎活动中猛禽的特殊作用,使得能邀游于空中的风让人更加心存敬意。因此,很可能被作为最重要的神灵供奉。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一件鹰臂鞲,当可视作红山古国敬奉风的实证。</p> <p class="ql-block"> 第二红山古国玉猪龙不见于最高等级中心大墓中,其重要性应低于玉鸟类器物,从加工工艺上看更可能是猪的造型。猪是红山古国居民最重要的食物资源,因此,玉猪龙是基于物质层面而产生的原始信仰。孙首道、郭大顺两位先生很早就提出"龙首形象最初来源之一当与猪首有关"的观点。薛志强先生认为:“红山时期玉猪龙成批出现,是有着深邃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他还列举了兴隆洼文化时期随葬野猪的三个例子:一是兴隆洼M118墓主殉葬一雄一</p><p class="ql-block">雌两头野猪;二是兴隆沟F5的居住面上,共摆放12个猪头和3个鹿头;三是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的H35坑底中部相对放置两个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躯体。这些发现都表明兴隆洼文化时期野猪已经成为当时居民重要的食物来源,用野猪随葬是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其目的当是为祖先提供享用食物。红山古国时期很可能延续了这一传统,只不过由于食物资源短缺,在红山古国唯玉为葬的大传统下,逐渐改变了实物随葬的传统。改用玉器随葬,抑或是通过制作玉猪龙来奉祖神。从某种角度上看,玉猪龙的出现和C龙的出现一样,都是祭祀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主观上是为了祭祀祖先,客观上却形成了最初的龙文化因素。玉猪龙造型以猪为原型,这和红山古国分布区的动物资源特点十分吻合。红山古国居民的生业模式以渔猎采集为主,其中,野猪在红山古国居民的食谱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红山文化晚期,随着鹿科动物数量的逐渐减少,野猪在食谱中的数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玉猪龙的大量出土正如C形龙那样是红山古国居民生存需要的反映。一方面,从考古发掘来看。玉猪龙大多并非出自中心大墓,而是出土于等级和规格不是最高的墓葬中。这说明王猪龙远没有玉鸮、玉凤类玉器重要,应该不会上升到精神层面。另一方面,一座墓葬出土两件玉猪龙的情况表明,这很可能与兴隆洼文化慕葬随葬两头猪的现象一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演变,是祭祀祖先的需要。关于红山古国玉猪龙的来源据孙守道先生介绍,在通辽地区曾发现一件玉玦,肉上对钻一牛鼻孔,缺口的一端雕有突起的圆形双目,吻部刻有三道凹纹,已显现兽首的轮廓,似为兽首玦的雏形。”刘晓溪先生认为:“玦这类器型是有一个分支演变的过程,其中一支继续保留其基本形制,数千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工艺上更臻成熟;另一支在发展的过程中融人了其他雕刻品的一些因素,给玦这种简单的器型添加了一些装饰成分,最终形成了红山兽首玦这种变体。”这一观点值得我们重视。</p> <p class="ql-block">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玉龙还有一种形态,就是C形龙。目前,经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的C形龙共有2件,分别出自赛沁塔拉、东拐棒沟遗址。赛沁塔拉(汉译为三星他拉)遗址出土1件,墨绿色、龙体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且上翘,嘴巴紧闭.鼻端紧闭,呈椭圆形,有对称双圆洞,应为鼻孔,双眼凸起呈菱形,颈脊起扁薄片状长鬓,弯曲上卷,尾端内卷,器体中部偏上有一对穿的单孔。高26、鬓长21,单孔孔径0.3~0.95厘米。东拐棒沟遗址出土1件,黄绿色,龙体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且上翘,嘴巴紧闭,双眼凸起呈菱形,颈后竖起一道长鬓,略上翘,尾端内卷,器体中部有一钻孔。高16.8、鬓长7.5、钻孔孔径0.7~0.8厘米。关于三星他拉出土的C形龙的年代有三种不同意见:张星德教授认为将三星他拉玉龙与赵宝沟文化相联系,比较后将其归人红山古国,对其渊源、特征和时代的解释可能更具有说服力,邵国田通过对C形龙和南台地尊形器上的刻划纹图案的比较,也认为它可能属于赵宝沟文化,郭大顺、邓淑苹两位先生认同此说。朱乃诚认为C形龙的年代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刘国祥认为C形龙属于红山古国时期。因为没有出土过具有明确地层的C形龙,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至今仍停留于此。此外,关于C形龙的动物造型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南台地发掘者把两件玉龙与赵宝沟文化鹿首龙纹饰作比较,认为无论是从头部轮廓、纹饰特点还是从艺术风格上,两者是有此联系的,至少长吻龙在雕刻中把鹿作为其原型之一是可以说得通的。笔者也认为C形龙为鹿的造型,属于赵宝沟文化时期,因为无论是从器物造型特点还是从考古发现的动物资源上分析,鹿在赵宝沟文化时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赵宝沟文化时期出土的鹿科动物骨骼占比最高,是居民的主要肉食资源,C形龙以鹿为原型与当时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这对于以依赖型生活方式为主的赵宝沟文化居民来说至关重要。C形龙的出现大概反映了他们对于鹿的需求,是媚神的产物。</p> <p class="ql-block"> 第三,红山古国玉龟在高等级大慕中出现,意味着红山古国居民对龟的崇拜。考古发现表明.红山古国之前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均不见龟崇拜的任何信息;而在东部沿海与红山文化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诸多遗址中却出土了大量的龟板,显然红山古国晚期对于龟的文化认同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影响。但是,红山古国唯玉为葬的传统又完全不同于大汶口文化用实物随葬的传统,大汶口文化用实体猪和龟随葬,而红山古国用玉猪龙和玉龟随葬。牛河梁N5ZIM1是保存完好的中心大慕,出土玉器基本保留在原位,其中两件玉龟出土于慕主双手部位共出的动物造型玉器还有1件单勾云佩。胡头沟出土的两件玉龟虽然无法判断出土位置,但是均出于中心大墓,和玉龟共出的也有1件单勾云佩,另有3件立式凤鸟。龟是江河湖海里的灵物,在红山古国居民看来龟是和空中的鹰隼、地上的猛虎同等主要的神灵,龟能拯救处于水患中的民众。</p><p class="ql-block"> 总之,红山古国居民两重世界的原始信仰不仅体现在坛庙冢群、彩陶人像上,还体现在玉器组合上,特别是动物造型玉器上。红山古国居民用玉器创作的凤、龙、龟造型分别源于天空、陆地和海洋,是红山古国居民立体化奉神的集中体现。红山古国对于凤、龙、龟三种动物神的崇拜是和祖宗神崇拜一致的,是原始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凤是红山古国最重要的图腾,面对于龙、龟的神灵素拜则是次要的,可以说,红山古国是典型的“鸟夷”。红山古国对于龟的认可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结果,当然.,红山古国用玉制作龟随葬的传统完全不同于大汶口文化实物随葬的传统。但大汶口文化三联玉璧的出现显然是红山文化晚期进人古国阶段后和大汶口文化互动的结果。红山古国晚期龙、凤、龟三种动物神并存的现象一方面表现出了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展示出了东北地区鸟文化的诸多特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红山古国独立于大汶口文化的个性化特点。《大戴礼》记载:“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礼记》记载:“麟、凤、龙、龟谓之四灵”。诸多遗址发现玉凤的红山古国强烈指向文献记载中的东夷部落,特别是与传说中的少昊部落似乎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玉龟则展示了与黄帝部落之间非同寻常的联系。如此,《盐铁论》黄帝杀蚩尤及两皞而为帝"的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了。</p><p class="ql-block"> 可以这样说,红山古国所有的玉器几乎全部是通神的法器,而没有任何装饰功能。或者说,红山古国居民制作玉器的唯一目的是敬天崇祖通神,而所谓的装饰功能是我们当代人的思考;即便是有装饰功能也不是红山古国居民的主观愿望,而是主观通神产生的客观结果。主要原因有三:其一,红山古国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而制作玉器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尚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动用大量社会资源追求装饰的美学效果的。其二,从大量的史前考古发现来看,人们死后的陪葬品多是与日常生活和饮食有关的陶器、石器、骨角蚌器,可见,他们最为关注的是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红山古国早期用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等陪葬基本延续了这种传统,红山古国晚期唯玉为葬也一定体现了红山古国居民最重要的需求。或者说体现了比物质生活更重要的精神需求,绝不是简单的装饰功能。其三,红山古国玉器无论出土数量有多少,形制都相对统一,既有龙风龟等动物造型,也有中间凿空的玉璧、玉筒、玉镯、玉管等几何造型,这体现了红山古国统一的制作理念,而这种理念绝不是物质层面的,应该是精神层面的。红山古国几何形玉器主体中央全部有非实用性穿孔,毫无疑问体现的是精神信仰,因为用于佩戴的穿孔一般都见于器物边缘,且有使用磨痕;而动物造型玉器多无孔,对于该类玉器的功能,我们应该从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业模式以及生活方式中寻求答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