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牺牲,惊动毛主席下令:取消政委最后决定权

至简

<h3>“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战斗不歇……”</h3></br><p data-track="3"><strong>1942年5月,日伪军气势汹汹地纠集了5万大军,纠集几百辆坦克、装甲车,对我冀中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扫荡。</strong>尽管冀中地区军民在后来残酷的扫荡中,进行了大小战斗272次,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但在日伪军优势兵力进攻下,冀中根据地还是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h3></br><h3> <h3>图|吕正操</h3></br><p data-track="119">这首歌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才被创作出来,反映了我八路军战士在敌人疯狂屠戮下,依然坚持不懈地在前线斗争。</h3></br><p data-track="5"><strong>据事后统计,冀中根据地在日伪军残酷扫荡之下,被分割为2600多块,冀中军区部队减员16800余人,群众被捕被杀者达到了5万余人,另外还有不少牺牲的干部。</strong></h3></br><p data-track="6">其中包括:<strong>第八军分区司令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第九地委委员秘书长于时雨不幸在饶阳英勇牺牲,其他中级干部,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八分区23团团长谭斌,第三十团长萧治国,政委汪威等中高级指挥员壮烈牺牲。</strong></h3></br><p data-track="7">冀中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在被敌人俘虏后,大骂敌军五昼夜,最终绝食而死,疯狂的敌人残忍的砍下他的头颅示众,后来被我根据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出,将烈士的头颅与遗体合葬。</h3></br><p data-track="8">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作战中为了掩护战友不慎中弹牺牲,本已经被群众掩埋遗体,不料因叛徒告密,日军晚间出动,挖出烈士遗骸,在遗体上残酷的开枪泄愤,还砍下了烈士的头颅,放在鸟笼里挂在河间城门口,因为挂了很长时间,最终只剩下了骨头。为了保护常德善的身躯,群众冒着危险,将他的遗体连续转移了四次。</h3></br><p data-track="9">据吕正操后来回忆:</h3></br><h3>“薛村(也称雪村)战斗后,群众用棺材盛殓埋葬了烈士们的尸体,发现常德善的身上中了二十七颗子弹,只太阳六部位就有三处。”</h3></br><p data-track="11">第八军分区政委王远音,因为身负重伤,行动困难,为了不拖累战友,拔枪自杀牺牲。</h3></br><p data-track="12">第三十团长政委汪威是经过长征的干部,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当过科长,他所率领的30团警卫连,百余人全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尽管这支队伍很年轻,但在30团中却属于精锐的战斗力,但在“五一大扫荡”期间,警卫连被日伪军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汪威最终也自杀牺牲。</h3></br><h3> <h3>图|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给120师干部作报告</h3></br><h3><strong>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在日伪军”五一大扫荡“中损失最大,牺牲也最惨烈,包括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牺牲,自抗战爆发以来,这还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情。</strong></h3></br><p data-track="14">常德善、王远音牺牲的事情后来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h3></br><h3>“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h3></br><p data-track="16">那么,整个雪村战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终导致了这样惨烈的结局呢?</h3></br><p data-track="18">敌人对冀中根据地的觊觎是由来已久的。</h3></br><p data-track="19"><strong>冀中地区位于河北中部,抗战全面爆发后,原东北军第53军691团团长吕正操决定脱离东北军,所部改称人民自卫军,使得该部成为了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吕正操在冀中地区积极抗战,队伍发展很快,</strong>到1938年5月3日,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命令,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h3></br><p data-track="20">冀中根据地在最盛时下辖44个县,其中有22个县是属于完全控制,人口800万,由于该地区地处平原地区,还是重要的粮食产量基地,引起了日军深深的忌惮。</h3></br><h3> <h3>1942年5月,日伪军针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五一大扫荡”,就是为了摧毁八路军这个重要的抗日根据地。</h3></br><p data-track="22"><strong>为了对抗日伪军发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军区统一安排部署各个军分区进行了反扫荡准备工作。</strong></h3></br><p data-track="23">一般而言,应对日伪军扫荡的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strong>一是主力分散成好几摊,分头活动,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二是跳转外线作战,在外线打几个仗,让敌人扑空的同时也起到吸引敌人注意,这样一来一回几个月,敌人也经不起大量的消耗,只能宣告失败。</strong></h3></br><p data-track="24">常德善、王远音根据军区的部署,做出了如下安排:</h3></br><h3>23团一营,归冀中军区直接指挥,负责保卫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h3></br><p data-track="104">23团二营,由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领,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h3></br><p data-track="105">23团团部带三营、30团全部,也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并由八分区司令员、政委直接指挥;</h3></br><p data-track="106">八分区副司令孔庆同,带小部队,在任河大地区坚持;</h3></br><p data-track="107">八分区参谋长李弗畏,带分区警卫营,在献县、交河一带活动。</h3></br><p data-track="30">常德善、王远音都是拥有丰富革命经验的高级将领,按理来说本不该出现问题。</h3></br><h3> <h3>图|常德善</h3></br><h3>1911年,常德善出生于山东峄县,早年曾参加过西北军,1929年率领一个班参加红军,曾给关向应当过勤务员、警卫员,并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并于1934年参加长征,一直到红军抵达陕北后,常德善已经担任了红二方面军第六师参谋长。</h3></br><p data-track="32">作为一名红二方面军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常德善一度很得贺龙赏识,在常德善牺牲后,贺龙不止一次的提起过他,并且总是说:</h3></br><h3>“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h3></br><p data-track="34">1937年抗战爆发后,常德善任八路军120师副团长,1939年随部队到冀中根据地,吕正操也对这样一员猛将很是“觊觎”,据他回忆:</h3></br><h3>“常德善是一二0师的一员战将,是我亲自向贺龙同志要来冀中的,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h3></br><p data-track="36">常德善后来就留在了冀中军区,担任第八军分区司令员,<strong>据后来熟悉他的人回忆,常德善指挥部队作战,很有经验,深得干部战士信服,就连日本人也很忌惮。</strong></h3></br><p data-track="37">以至于后来人们谈起常德善的牺牲,都会这样说:</h3></br><h3>“一员好将,可惜了。”</h3></br><p data-track="39"><strong>不过,日伪军这次发起的“五一大扫荡”并不是一个短期扫荡,而是一个长期针对冀中根据地的行动,常德善也是在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strong></h3></br><h3> <h3>图|王远音</h3></br><h3>扫荡一开始,常德善、王远音率部在敌人扫荡的腹心地带饶阳、武强、献县活动,吸引敌人注意,等到敌人过来的时候,又及时的转移到文安洼地区,跳到外线活动,躲开敌人的包围圈,<strong>一直到五月中旬,常德善率部迂回返回腹心地带,才发现日伪军不仅没有撤走,反而是在当地修公路、筑炮楼、挖封锁沟、建爱护村,准备长期据守。</strong></h3></br><p data-track="41">局势远比常德善想象的更恶劣。</h3></br><p data-track="42">常德善发现敌人有长期驻扎的迹象后,立即率领队伍转移到了任河大地区,并一直待到6月初。</h3></br><p data-track="43"><strong>可奇怪的是,常德善6月初却从任河大地区又悄悄转移回河间、肃宁一带腹心根据地,要知道那时敌人的大扫荡还没有结束,他为什么要积极回到敌人重兵聚集的地区呢?</strong></h3></br><p data-track="45"><strong>常德善、王远音之所以又回到敌人重兵盘踞的腹心地带,主要原因在于冀中军区在5月下旬曾发出一道命令。</strong></h3></br><p data-track="46">一些经历过“五一大扫荡”的老人回忆起常德善的牺牲时,曾满怀怨怼地说:</h3></br><h3>“还不是军区5月21、22号,两次电报,命令重返中心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情绪。结果正钻进人家布好的网里去了。要不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不至于……”</h3></br><p data-track="48">既然常德善判断出敌人在腹心地带有长期驻扎的可能,那么冀中军区为什么会认为,敌人的这次扫荡会很快结束呢?</h3></br><p data-track="49">答:<strong>是基于情报分析以及过去反围剿作战的经验。</strong></h3></br><h3> <h3>图|1943年吕正操与夫人刘沙在河北唐县合影</h3></br><h3>之前我们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事实上我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在与敌人进行反复的“扫荡”与“反围剿”作战中,我军已经积累起了足够的经验,一般而言,这个过程通常是,敌人来根据地扫荡,我军跳转外线,积极打几个胜仗,吸引根据地的敌人来进攻,然后我军再回到中心区作战,反复几个来回,敌人精锐力量被拖垮,<strong>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军还留在根据地腹心地带,敌人也被迫退回原据点,不敢轻易再出动。</strong></h3></br><p data-track="51">事实上,“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无论敌我双方,依然沿袭的都是过去的老“套路”。从后来获得的情报,也基本上能判定这一事实。</h3></br><p data-track="52">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h3></br><p data-track="53">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疑是很狡猾的,他已经断定了我军跳转外线后,就是为了吸引他的大军回援,<strong>于是钻入根据地的敌人开始装出一副急于回援外线的架势,甚至在我根据地腹心地带故意露出数个空隙,暗中却悄悄将主力埋伏下来,吸引我军再跳回腹心地带。</strong></h3></br><p data-track="54">毫无疑问,敌人这一战略上的转变,会给我军带来很大的压力。</h3></br><p data-track="55">5月22日,军分区电令各个军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作战。</h3></br><p data-track="56">命令下达以后,尽管各级指战员均有不解,但大家最终还是遵照执行了这一决策。</h3></br><p data-track="57"><strong>5月29日,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到日伪军铁壁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领少数人突出重围,这是冀中八分区在“五一大扫荡”期间的一次重大损失。</strong></h3></br><h3> <h3>图|整训中的八路军冀中部队</h3></br><h3>冀中军区这才意识到,这一次扫荡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于是改变了要求军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作战的指示,<strong>从6月4日开始,军区指示各主力纵队跳转外线,仅留部分基干团留在根据地继续做斗争,一个月内又连续多次下令。</strong></h3></br><p data-track="59">尽管冀中军区下达命令不可谓不及时,但仍然没有避免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最终的悲剧发生。而且更让人诧异的是,就在军区6月4日下达命令以后,<strong>常德善、王远音却还是在6月初做出决定,率部返回八分区中心地区的河间、肃宁地区,要知道那个地区,当时正是敌人重兵云集,坐等我军掉进包围圈的地方。</strong></h3></br><p data-track="60">据时任八分区武委会主任的石豁晚年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称,他曾听到常德善与王远音之间有过争执。</h3></br><p data-track="61">“五一大扫荡”后,石豁被分到了饶阳一带活动,6月初接到地委的命令,要求他去报到,路上途径献县西北角的一个村子,遇到了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以及地委的干部,<strong>当时几人正在商量接下来的行动,石豁考虑到自己职务级别低,所以就没去参加会议,而是借口休息离开了。</strong></h3></br><p data-track="62">那时几人碰面的地方,是华北一处普通的民房,中间是厨房没窗户,两边是供人休息的屋子,常德善他们就在一边的屋子里开会,石豁休息就是在中间的屋子,他把门板卸下来,搭在灶台上睡觉,睡了一会儿,就被几人的争吵声音吵醒了。</h3></br><p data-track="63"><strong>尽管石豁没有在屋子里听他们谈话,但大致上也了解几人为什么争执,因为当时已经有情报,河间、肃宁一带已经有敌人的司令部,几乎已经确认,敌人在此地囤积重兵,准备合围。</strong></h3></br><h3> <h3>图|吕正操将军的《冀中回忆录》</h3></br><h3>根据敌情变化,常德善主张跳出去:</h3></br><h3>“敌人合围,中心目标一定是我们,据我的经验应先跳出去,到子牙河以东去。”</h3></br><p data-track="66">王远音只说了一句话:</h3></br><h3>“30团这么残酷,不容易。”</h3></br><p data-track="68">意思就是,30团能在这么残酷的地方坚持下来,那么我们也能。</h3></br><p data-track="69"><strong>为了应对扫荡,战前第八军分区的部队就分散安排了,30团作为基干团(六连制的小团)就留在内线了,但因为遭遇敌人合围损失惨重,电台在突围过程中被掩埋起来,所以30团这时与军分区是处于失联状态。</strong></h3></br><p data-track="70">王远音之所以主张留下来,是希望能找到30团后再跳出包围圈去,冀中第八军分区在“五一大扫荡”一开始30团就下落不明,紧跟着23团也遭遇重大牺牲,等于说战端一开,八分区部队就成为全军区损失最严重的军分区,他的压力也很大。</h3></br><p data-track="71">话说到最后,王远音还提了个建议:</h3></br><h3>“常德善率部跳转外线,他留在中心区与30团会合。”</h3></br><p data-track="73">常德善为人豁达开朗,他怎么能让王远音一个人去冒险,气得大声喊道:</h3></br><h3>“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挂这么多花,还没人说我怕死。”</h3></br><h3> <h3><strong>尽管常德善一再表示,打仗自己有经验,在这个大战关头应该听自己的,但期间两人几番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天快亮,常德善最终表示,服从政委的决定。</strong></h3></br><p data-track="77"><strong>王远音是一个典型的“三八式”干部,所谓的“三八式”干部是指在抗战爆发之后,一批有着较高文化的爱国志士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八路军,时间大致是在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2月31日,《亮剑》中的赵刚,就是一个典型的“三八式”干部。</strong></h3></br><p data-track="78">尽管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参军入党,但王远音很会做政治工作,在调任冀中第八军分区政委时,王远音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任政治委员,<strong>周围人普遍反映,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为人和蔼可亲,工作上能写能讲,精明干练。他与常德善的搭配可以说是相得益彰。</strong></h3></br><p data-track="79">1940年8月,冀中军分区与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军分区统一编序,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改称第八军分区。</h3></br><p data-track="80">不过在考虑问题上,两人确实有着很大的区别,常德善熟谙军事,而王远音则主要考虑政治影响,</h3></br><p data-track="81">吕正操后来分析此次失败教训时,还曾说了这样一段话:</h3></br><h3>“王远音从政治角度考虑到两点,一是子牙河东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二是敌人一来就走影响不好。”</h3></br><p data-track="83">作为政委,王远音在当时的考虑,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h3></br><h3> <h3>图|常德善雕像</h3></br><h3>跳转外线作战以后,我军普遍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群众基础不好,除了获取物资补给不易外,还很容易被一些心术不正的叛徒、汉奸出卖,据说当时日军对常德善的悬赏是7000万日本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h3></br><p data-track="85">另外,王远音还考虑到一点<strong>“敌人一来就走,群众影响不好”</strong>,也是一个客观现实的问题。</h3></br><p data-track="86">整个“五一大扫荡”期间,冀中军区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如果不是老根据地的群众拼死保护,只怕最终会损失得更多,<strong>而在日伪军扫荡过程中,根据地群众也深受其害,日伪军残酷扫荡之下,各村血案频仍。根据地百姓对日寇痛恨的同时,也寄希望于八路军能够与日军作战,替他们出气。</strong></h3></br><p data-track="87">据骑兵团李健回忆,当时他们团回到原军区指挥机关驻扎地,受到当地百姓热烈欢迎,连日来日伪军在当地的屠杀已经激起了民愤,甚至还有人要求跟着骑兵团走去打鬼子。</h3></br><p data-track="88">一个老大娘流着泪走过来问:</h3></br><h3>“吕司令、程政委、黄敬同志还在冀中吧?他们安全吧?老天保佑他们平安度过这个大难。”</h3></br><p data-track="90">为了安慰老百姓,骑兵团战士们只好告诉他们:</h3></br><h3>“吕司令、程政委和黄敬同志都还在冀中,正指挥部队反‘扫荡’打击日寇、汉奸,请老大伯、老大娘放心吧!”</h3></br><h3> <h3>图|王远音雕像</h3></br><h3>尽管常德善、王远音针对环境,都做了正确的分析与预判,但战争的多变与残酷,还是大大出乎两人的预料之外。</h3></br><p data-track="93"><strong>1942年6月7日晚,常德善、王远音在与30团取得联系后,率部向北行军,走到了一个靠近河肃公路的村子——雪村。</strong></h3></br><p data-track="94">凌晨4时,常德善、王远音刚率部走进村子,很快便有敌情传来,发现敌汽车纵队的长串灯光,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都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h3></br><p data-track="95">30团才刚走到距离雪村不远的顶旺村,便与日寇展开交火,几乎连布置工事、阵地的时间也没有,很快就被打垮了,雪村四周围也很快被敌人摸了上来,局势恶劣。常德善、王远音立即意识到,雪村不能待了,仓促之间只好边打边往北退。</h3></br><p data-track="96">不凑巧的是,雪村往北出来一直向北河肃公路,中间是一大片开阔地,当时敌人沿着公路机械化行军,速度非常快,而且公路本身就高出地面很多,虽然两旁有道沟,但敌人居高临下对我军扫射,我军在开阔地无遮无拦,伤亡非常大。</h3></br><h3> <h3>图|1962年8月贺龙给常德善写的碑文</h3></br><h3>为了掩护战友,常德善拎着机枪亲自火力掩护,不久就因头部中弹,牺牲在距离河肃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子里,王远音腿部中弹,为了不拖累战友,他拔枪自杀牺牲。</h3></br><p data-track="98">雪村战斗的惨烈,也促使党中央毛主席下定决心,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h3></br><p data-track="99">常德善、王远音烈士的遗体在建国后被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他们的功绩将永远被后人们铭记。</h3></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