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要翻身，就去当红军

寒鬆

百年党史 奋进红后—— 成都红后艺术团庆祝建军95周年故事讲述活动 （编者语）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九十五年前的今天，南昌城头冲锋的号角， 如同浩荡春雷，宣告了人民武装的诞生。九十五年风风雨雨，九十五年光辉历程， 我们永远铭记这个光荣的日子——八月一日。你看，那军旗猎猎飞舞；你听，那军歌高亢嘹亮。在全国各族人民满怀喜悦迎接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迎来了人民军队建军九十五周年的节日，同时，今年又恰逢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九十周年。在此，我们推出我团团员吉晓江的岳母、老红军李明的回忆录《穷人要翻身，就去当红军》供大家惠阅。
用歌声演绎昂扬奋进；用朗诵播撒铿锵军魂；用文字描绘先辈事迹；用诗词传送激扬人生……
我们红后人汇聚一堂，用不同形式讲述父辈和我们自己的故事，抒发共同心声：传承红军精神，弘扬红色文化；愿党旗永驻我心，祝祖国繁荣昌盛！ 策划：李宝川 贾远征
美篇编辑：罗寒松
文稿、图片提供：吉晓江
审核校对：高翔 刘鸣江 阚晓娟 今年是鄂豫皖红军入川90周年，在“八一建军节”95周年前夕，我不由想起了我的岳父陈学品、岳母李明两位浴血奋战、驰骋疆场的老红军。我又一次翻出由我岳母李明口述、其子陈新民哥整理的回忆录，反复翻看，感慨万千。根据我手中的文字材料，略作修改补充，并命名《穷人要翻身，就去当红军》，将其向朋友们推出，以追思先烈，激励世人，传承后人。

吉晓江 2022.7.20.

吉晓江的岳母、老红军李明

穷人要翻身，就去当红军

我叫李明，1920年出生在四川达县 (今达州) 60里外的一个穷山沟——李家垻。还在我没有完全懂事的时候，父母就相继离开了我。我的父亲给当地的大地主李寿图打长工，是佃农 (家中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家里一贫如洗。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 每天除了农田劳作，就是替别人缝补浆洗。一 家人吃糠咽菜，过着有一顿无一顿的苦难生活。母亲死了无钱安葬，用床上的破草席把母亲一裹，悄悄地掩埋在荒山野草中。我和父亲相依为命地生活着。过了三年，伪保长带着一帮打手又抓了我父亲的壮丁。那时我年仅七岁，成了孤儿，陷入孤苦零丁、无依无靠的悲惨境地，生活迫使我沿街乞讨。
大地主李寿图当时管几个庄子、几十家佃农、48个作坊，还办得有砖瓦厂、纸厂，是当地的一霸。他听说我在街上讨饭，就指使人把我抢到他家干活。我每天放养着两条大水牛，年幼瘦小，常被水牛拖到田里，滚得一身泥水，晚上一身骨头像散架似的疼痛。如果牛吃了秧苗，我还要遭毒打。地主不仅要我放牛，每天还要我打一、二百斤猪草，还要洗衣服，吃的是烂洋芋和糠窝窝头。稍不如意就是一顿打。 大巴山的冬天，冰天雪地，我却没有一双鞋、一件棉袄、一床铺盖。 脚冻得裂缝，鲜血直流。晚上睡在牛棚里，挤在牛身边取暖，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我人虽小，可脾气倔，任你地主怎样打，我也不会哭一声，也不求饶。因此人们都称我“李蛮子”。
1932年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刘存厚、田颂尧、杨森等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共产党在敌人的薄弱环节，偏僻的营山、达县、开江等地区发动农民起义，组织了川东游击队，逐渐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在地主李寿图的造纸作坊里，有一个长工叫洪成松（1932年参加川东游击队，在反六路围攻时牺牲），人称“舀纸匠”。他不满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秘密参加了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队。一天晚上，红军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李家坝，在贫雇农家中秘密串联，给大家讲“打土豪，分田地，家家有田种，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我一听，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吗？我哭着闹着要参加红军。洪成松看着我，非常犹豫。我年龄太小，个子又矮。红军游击队要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这样的女孩子怎么受得了呢？我心里想，我不知那天会被这个黑暗的社会吞没。我就拉着他，哭喊:“我不怕苦，什么苦没有尝过，什么罪我没有受过？在这里我迟早要被阎王收了去。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行军、打仗、牺牲我都不怕，当红军，死了也是英雄”! 他牙一咬、心一横，决心救我出苦海。当时听说红军身穿灰布军装，头戴五角星，都是一些青年男女。他们号召穷人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推翻地主老财的压迫和剥削，为劳苦大众求解放，打土豪、分田地，要使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我听了既新鲜又高兴。没过几天，我发现乡里的男女青年走了不少，连我的一个表哥牟正茂(达县牟家坪人，1933年参加红军，解放后曾任成都市委财贸部部长，四川省农业银行行长)也当红军去了。更早一年参加红军的还有我的一个叔叔李光夫(当时已是红四方面军青年干部训练班的指导员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任科长，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四川省军区顾问)。就这样我跟着游击队走了。在游击队，洪成松给我起名李开祥。从此没有人叫我“李蛮子”了，暗无天日的日子结束了，那时我才13岁。 参加红军后，我们立刻投入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我时刻也没有忘记李家坝，没有忘记对大地主李寿图的仇恨。 终于有一天，洪成松和我随着红军游击队开赴李家坝，我第一个冲进李家大院。李寿图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光，全家老小，带着金银细软，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逃跑了。事后听说，李寿图知道“李蛮子”参加了红军游击队，竟活活吓死了。昔日为人看不起，受人践踏的女奴“李蛮子”不见了。一个昂首挺胸、扬眉吐气的李开祥回来了。乡亲们个个拉着我的手，搂着我。我们抱在一起流出了激动的泪花。我们共同倾吐着离别的思念，哭诉着昔日的苦难。然后，我揩干眼泪，威风凛凛带着乡亲们打开粮仓分谷米，清理财产。游击队的纪律非常严明，一文钱、一匹布、一丝一毫都不马虎，全部入账。除了部分用来救济穷人外，其余一律上缴。 当时我在达县县委搞宣传工作，由于年龄小，又无文化，所以整天跟在红军哥哥、姐姐后面到处跑，帮她们拿东西，搞宣传。刚开始不知怎样搞宣传，除了知道打土豪、分田地，有饭吃、有衣穿，什么也不懂。后来就向红军哥哥、姐姐学习，向乡亲们讲诉自己的受苦受难的经历，提高群众对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觉悟。不久，上级派来一个女红军杨忠碧，是鄂豫皖苏区来的，为人非常和蔼、热情。她带着我们工作，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作阶级分析，宣传红军四大纲领。这时我才更多的懂得一些革命道理。杨忠碧姐姐知道我也是苦孩子出身，从小失去了爱，就从各方面无微不致地关怀我，送我去学习。当我知道去学习要离开杨忠碧姐姐时，我不愿意了，任凭领导怎样做工作也不行。最后杨忠碧姐姐和领导把我叫到队部，一个个威严地板着面孔，我被吓得不知所措，不知犯了什么错误。杨忠碧姐姐严肃地说: 现在给你一个任务，立刻去党校报到，参加学习。如果你不去，就是不服从命令，不服从命令就不能当红军，那就回李家坝去。回李家坝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无疑是回到地狱。刚刚脱离了苦海的我无论怎样也不能回去，我只好无可奈何地说:“是，服从命令”。当时杨忠碧姐姐和领导一下子都笑了。接着，他们又严肃地说:不仅要服从命令，还要圆满地完成任务。杨忠碧姐姐立刻为我打点行装，把我送到通、南、巴苏区根据地，进了党校(即川陕党校，设在通江县城原东皋书院考棚；木结构两层楼房。南边靠街一面的石壁上有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刻的“赤化全川”巨幅石刻标语)。在党校的学习中，我才知道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共产党，知道了我们的奋斗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

通江县红军石刻标语

通江县红军石刻标语

在党校学习期间，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胜仗一个接一个。1933年5月，红军在空山坝地区激战3天，全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共消灭5000多人。接着乘胜挺进，又歼敌2000多人，击退了田颂尧对川陕边区发动的“三路围攻"，根据地扩大一倍。6月底，红四方面军已由4个师扩编为4军、30军、9军、31军。从8月到10月，红军先后发动“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1934年8月又粉碎了四川军阀刘湘等纠集的20多万人的“6路围攻”。不到半年，仪陇、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宁强、营山、蓬安、渠县、达县、宣汉、万源的广大地区陆续获得解放。革命发展之迅猛，真是势如破竹，排山倒海。军阀残部被赶到嘉陵江以西地区。 我们党校学员常常走上街头，和大家一起欢庆胜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维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即川东游击军在“宣汉、达县”战役中，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于1933年10月将川陕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宣汉、通江、达县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到处欢声雷动，锣鼓喧天，红旗飞扬。我们和广大贫苦人民一起载歌载舞，欢庆了三天三夜，那真是盛况空前。贫苦人民扬眉吐气，他们长期受剥削、被压迫而压抑的感情喧泄出来，有如水银泻地、火山喷发。
1933年12月的一天，在党校的阁楼上，我举起右手，面对列宁像和团旗，庄严的宣誓: 保守团的秘密，永不叛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这天起，我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10月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组织上通知我，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我们开会时非常秘密，楼下有人放哨，上楼就把梯子抽了，封得严严实实。党校学习几个月后，我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31军军部搞宣传和看护工作。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从通江出发长征，经过旺苍、江油、剑阁、汶川等县，计划爬雪山至懋功地区与中央红军会师。5月，红四方面军总部住茂县，要求各部队积极准备慰问品，迎接与中央红军的会师。部队走家串户，发动群众筹集粮食、羊毛、羊皮、牛羊等。广大指战员也学会了捻羊毛、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每件慰问品都渗透着红四方面军的兄弟情谊。6月中旬，中央红军第2师4团与红四方面军9军25师74团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战友们极为兴奋。各部队将慰问品集中，用牲口驮着一批批的送往会师地点。仅31军就送去衣服500件，草鞋1000多双，毛袜子500多双，毛毯100多条，袜底200多双。 1935年8月初部队翻越雪山后从毛尔盖进入大草地，开始看到一望无边的草地，觉得大开眼界，振奋人心。谁知道这片草地隐藏着凶险和杀机。密而乱的草，绊着脚。野草丛生的黑色泥潭沼泽地散发出臭味。一汪汪的污水泛着气泡。如果走到坚实处倒好，污泥脏水顶多只齐膝盖，只要一脚踏虚陷入泥潭，无论是人或马匹都会很快被泥水吞没。我眼见一个战士的马陷进泥潭，他用力去拉缰绳，结果连人带马都陷入泥潭，往下沉。我和其他战友见状伸出手要去救他。通司(当地向导)和领导马上告诉大家: 救是救不出来的，连救的人也会陷下去。大家只好停止救援，含着眼泪看着泥潭里的战友和马往下沉。污水淹过了他的腹部、胸部直至头顶。整个人和马都消失在泥潭中。不少战友因此而牺牲在草地。草地的气候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太阳高照，时而又是漫天飞雪，冰雹骤降。 我们行军举步维艰，带的干粮吃完，就挖野菜(灰灰菜、野葱、野韭菜等等)。有时把树皮剥下煮来吃。我记得有个小卫生员，姓王，是四川苍溪人，过草地时吃野草、树皮中毒，开始感到肚胀，后来就拉肚子，走着走着一下坐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了。特别是第2、3次过草地，连草根、树皮、野菜都没有吃的了。只能将牛皮带、牛皮草鞋煮或烧来吃，而且每人只能分到一小块。晚上宿营，无帐篷和雨衣，遇到下大雨只好头顶斗笠，几个人背靠背的坐在油布上，互相取暖。野战医院的同志，每人都准备了一根棍子，用来探路，探水草的深浅，当拐杖，还可以当扁担，下雨露营时，三个棍子搭成架子，加上一床被单就成了三角帐篷，四根棍子加一床大被单就是个长方形的帐篷。在过草地的路上经常还会遇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土司的阻击围剿，不少战友血洒征途，还留下好多伤病员。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差，药品只有红药水(红汞)、碘酒，洗伤口消毒都是用食盐化成的冷开水，包伤口的纱布绷带是用蒸过的老乡织的土布，用后又清洗血污，蒸过再用。什么消炎药都没有，最后连盐水都没有了，想找点清水也是不可能的。气候又这般恶劣，一些伤员的伤口渐渐化脓，腐烂。很多伤员发高烧，几天后就昏死过去，一头栽倒烂泥中，没吭一声就牺牲了。记得在甘孜休整时，医院设在一座喇嘛寺，住满了伤员。北上第3次过草地翻党岭山，部队都是夜晚悄悄开拔的，给重伤员留下些大烟和银元，以备换取粮食和治疗用。后来听说，我们前脚走，跟来的国民党匪兵和反动喇嘛将他们一个个都杀害了。 翻越雪山(夹金山)前，领导动员我们轻装(轻装为了便于行动)。我们把被褥和厚一点的衣物都送给了当地群众，买了些生姜、辣椒、烈酒开始翻越雪山。长长的队伍好似一条长龙蜿蜒在山坡上。抬头看，头顶是人，低头看，脚底也是人，越往上爬，情况越糟，冷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单衣抵不住寒风，脸上、身上象被千万把尖刀刺着，浑身哆嗦。不时地嘴里嚼着辣椒，喝口烈酒。雪山上的积雪深，到处是一片银白色，很难分清那是路，那是崖，一不小心，就连人带马滚进万丈深渊。气压低，呼吸困难，好多人都出现高山反应(头晕、口鼻出血，全身无力)，很想坐下来歇口气。但首长在出发前讲了，中途不能休息，一坐下来就有可能永远起不来了。我当时只有15岁，个子又矮小，背着行李，挂了个小药箱，行走相当吃力。有一位大哥哥主动帮我背行李，到了宿营地后大家都坐在地上休息，吃饭的时候我去叫那位大哥哥，但他却永远闭上了双眼。还有一位比我大好几岁的大姐姐和我走在一起，照顾我，因为高山反应，一路上我老犯困，这位大姐就一直牵着我，提醒我。在一次露营的第二天早上，发现那位大姐已经全身僵硬了。他们永远倒在了长征路上,是饥饿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夺走了他们的生命，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35年8月中旬，部队到了巴西、班佑。听说前方部队在包座与胡宗南的部队打了一仗，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还有一些粮食、饼干、罐头、香烟，部队得到一些补充，士气高涨。9月张国焘擅自命令我们重返草地南下，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向川康方向进发，开辟所谓新的根据地，经懋功第二次翻越夹金山到达名山、天全。1936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张国焘被迫北上。7月底部队向阿坝方向开进，第三次过雪山草地，10月中旬终于翻过党岭山，通过草地，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于会宁。
自参加红军闹革命至今，身边的战友牺牲了无数，我坚信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穷人要翻身，只有这条路。我想起了一首红军歌曲，作为结尾吧：
八月桂花飘满林，
打双草鞋送亲人。
穷人只有一条路，
穿起草鞋当红军。

老红军李明（二排左二）、苏平（四排左三，吉晓江的母亲）出席成都市第七次妇代会留影

老红军李明老年照

达州红军亭

达州红军烈士陵园

编后记：老红军李明建国后转到地方，先后在达县、重庆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后在乐山、成都交通运输部门从事人事、组织工作，1965年离休，2009年因病去世。文中提到的表哥牟正茂，是我团老团员牟光灿、现团员牟公元的父亲。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