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 1946年,《良友杂志》在报道重庆的时候,以“石阶之城”给这个城市命名,如此坚固的城市肌理给市政建设带来了诸多困难,但是也有好的一面-修建于此的防空洞特别牢固。</h5><h5> 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之前,曾经宏观地考虑过重庆的安全屏障,其中也不乏对防空洞的构思,而防空洞这种战时的避难场所,最早发源兴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h5> <h5 style="text-align: right;">样式各异的防空洞入洞凭证</h5> <h5><br></h5><h5><b style="font-size:18px;">修建安全之所</b></h5><h5><br></h5><h5> 当战火在中国东部的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位于西部的重庆,虽然有群山的阻隔,能够暂时避免来自空中的威胁,但是战火随即延烧而至,为了更多人的安全着想,城市空间不得不向地下延伸。</h5><h5> 时至1937年,重庆防空司令部就开始计划修建防空洞,之后不久,重庆就屡次遭到惨绝人寰的大轰炸,迫于生存,军民一心,夜以继日地修建防空洞。到1939年,重庆修成公共防空洞、防空壕和私人防空洞各500余个,能够同时容纳12万人避难,但是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城市的安全需求,因为当时重庆市区的人口已经多达40万。洞少人多,是个大问题。</h5><h5> 虽然之前重庆的工务局对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但修建防空洞还是头一回。防空洞的修建过程非常艰难,一是空袭随时到来,所有工程人员必须抢分夺秒地进行工程建设,二是因为重庆城市就是一个大岩体,即使一个不大的防空洞,也需要动用大量人工,石工、木工、铁匠、泥水匠,都得配上。</h5><h5> 在安身立命是第一诉求的战时,这个城市所有的岩洞都被派上了用途,早年自然形成的洪崖洞、安乐洞,以及观音岩地区,但凡有洞穴性质的空间,都被迅速改造成了防空洞。</h5><h5> 当时,政府主要负责修建一些大的防空洞以及类似的隧道工程,很多市民则在自家房前屋后,自发修建一些小的防空洞。</h5> <h5 style="text-align:right;">1941年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市隧道现况图改绘</h5><h5 style="text-align:right;">该图可见重庆母城内放开隧道分布主要情况</h5> <h5><br></h5><h5><b style="font-size:18px;">一洞难求</b></h5><h5><br></h5><h5> 慢工出细活。赶出来的防空洞,存在着诸多质量问题,1941年6月5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重庆大隧道惨案”事件,让政府意识到防空洞管理工作的重要性。</h5><h5> 随即重庆市政府成立了防空洞工程处,工务局长吴华甫兼任处长,并制定了《重庆市防空洞管理规则》。管理规则涉及防空洞的方方面面,从修建、维护、施工、改善等方面都制定了一定的标准。</h5><h5> 涉及民间机构自发修建的防空洞,政府对其又爱又恨,因为人力物力有限,一方面政府鼓励私建防空洞,但另外一方面,政府又担心这类防空洞存在质量和管理问题。</h5><h5> 防空洞管理处自成立之后,制定了《市民自建防空洞管理办法大纲》,大纲规定,“还留居本市公共娱乐场所各大商店、银行,职员在100人以上者,必须自建防空洞,如不遵者,管理处将上报市政府并勒令停业”。</h5><h5> 同时,对于私人的防空洞,防空洞管理处还颁布了《重庆市防空洞凭证入洞办法》,对当时所有的私有防空洞进行登记,并向私洞所有人发放牌照,虽然这种牌照的申请登记都是免费的,但是这却给少数心术不正的人提供了牟利的机会。</h5><h5> 1942年,中国的《空军》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重庆防空洞凭证入洞,可苦了无证居民”,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当时的很多私人防空洞开始进入销售模式,达官显贵们是不愁证的,这可为难了普通百姓。</h5> <h5 style="text-align:right;">防空洞的入口处</h5> <h5><br></h5><h5><b style="font-size:18px;">从防空洞到大隧道</b></h5><h5><br></h5><h5> 由于重庆的防空洞工程一开始是模仿英法的模式进行设计的,所以在设计之初,考虑得就比较长远。</h5><h5> 民国二十七年7月2日,重庆防空司令部修改并绘制完成了大隧道位置平面图和隧道横剖面图,当时计划开凿的总长度为3722米,时间紧迫,大隧道的工程施工进展顺利。到民国二十九年2月完工近2600米,全隧道总共设置了进出口13处,已经全部开凿完毕,并装砌了石梯,洞口掩护门栅也已经到位。</h5><h5> 大隧道是有通风设置的,整个工程一共设计的通风口有17处,主要位于打铁街、长安寺、夫子池、杨柳街、半边街等处,虽然设计考虑很周全,但是由于建造商水平有限,工程质量十分低劣,这也为大隧道惨案埋下了隐患。</h5><h5> 鉴于对管理流程和建筑质量的不满意,重庆本土对防空工作有卓越认知的蒋逵,在任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兼隧道工程处处长时,中途申请了离职。</h5><h5> 1941年底,渝中半岛地下相连的隧道共有6条,第1条从夫子池到临江门,第2条从较场口到演武厅,第3条从中营街至扁担街,第4条从中营街中央公园至半边街,第5条从千厮门至梅子坡,第6条从望龙门到二府衙。当时渝中半岛的地下虽不是空城,但已经粗显端倪,最长的隧道有1公里多长。</h5><h5> 一边是防空洞的修建,一边是重庆高炮部队的崛起,盘旋在重庆上空的敌机,越来越失去威慑力,还存在被击落的风险,“轰炸无用论”逐步成了敌军的共识。</h5><h5> 随着敌机轰炸越来越少,对于防空存留问题,大家却持不同态度。1943年8月13日,《中央日报》刊载,“防空洞不祥,坏事特别多,实应一律封闭”,文中认为防空洞是为战时避免敌机轰炸而修,胜利之后,应该被视为“不祥之物”。</h5><h5> 国民政府还都之后,重庆市警察局将石灰市、夫子池、临江门、千厮门、二府衙等隧道出租给商家使用。</h5><h5> 而在此之前,《现代防空》季刊也曾刊登重庆大隧道改造建议,对于隧道的留存问题提出了更开放的看法,“隧道可布置成办公场所,也可开设商铺,容纳难民作其他用途······参照国外都市经验,还可设置交通之便利,开设地底电车”。</h5> <h5 style="text-align:right;">防空洞内工作场景</h5> <h5><br></h5><h5><b style="font-size:18px;">跑防空洞的日子</b></h5><h5><br></h5><h5> 敌机的轰炸十分频繁,跑防空洞已经成了战时重庆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重庆的警报系统已经很完善,全城较高的地方都竖起了警报架。</h5><h5> 警报架上挂着三角球时,说明敌机目前只是在侦察;架子上挂起一颗红球,已经是预警警报,人们可以收拾行李,但是不必着急躲进防空洞中;当两颗红球挂起的时候,敌机已经临近,这时就必须都往防空洞跑了;当两颗红球落下,汽笛大鸣,那是紧急时分,人就必须躲在防空洞内,因为敌机可能正在上空;只有当架上的绿球挂起的时候,人才可以回家,因为这是警报解除的标志。</h5><h5> 久而久之,人们就形成了固定的生活模式。《中美周刊》刊登了一条外籍人对重庆防空生活的记录:“外面这时已经起了极大的骚动,车辆在街上疾驰而过,开到郊外去寻隐蔽的处所,官方的车子在前头跑,因为他们在警报发出时,已经在电话里得到消息了,差不多每一个步行人都带着一张凳子、一支电筒、一包重要的物件和随身换的衣服。”</h5><h5> 高绍聪在《陪都重庆素描》中,刻画了久经空袭人们的心理,“现在人们,房屋已烧了,再造的房子是不值钱的、简单的屋,人是早已躲到壕里,货物多点整天放入壕里,空袭不断的话,铺盖吃饭的东西也带进壕里,政府机关的人,可在壕里会客、办事”。</h5><h5> 由一开始的恐慌到后来的适应,重庆人民的恐怖情绪逐步地缓解。轰炸完了,街上清理废墟,商家随后恢复营业,保证正常的生活秩序,工人们也坚持生产,学校也正常上课,各项活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位于民权路上的青年鞋店,三次轰炸三次重建,成为了大家争相传说的佳话。</h5><h5> 更有甚者,由于附近居住的人经常跑一个防空洞,久而久之,大家越来越熟,在特殊的环境下,居然形成了一种新的苦难友谊-洞友。</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