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而 优 未 必 仕

罗格

学 而 优 未 必 仕

读书时看到美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史华慈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他认为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家们，包括知名和不知名的“先贤”、“先哲”和“先学”们界定了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民族发展史和社会进步史，无不留下儒、道、法三家的印证。其中影响最为突出的要算是孔、孟“二圣”的儒家思想理论，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开始，儒家思想便成为教育影响中华民族成长进步的黄钟大吕。
“学而优则仕”就被世人认为是孔子教书育人的重要理论依据和立世原则，且被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奉为至理的警世箴言。为了入仕为官，古往今来莘莘学子们前赴后继，十年寒窗，拼搏在苦读诗书的战场之中。在读书和为官这个长盛不衰的舞台上，才子佳人和文臣武将们轮番登台，演绎过数不胜数的人间悲喜剧。漫漫赶考路上和酷酷的科举考场中，既上演过金榜题名、御街夸官、琼林欢宴、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辉煌正剧；也洒满了秀才举子们的血泪和汗水，粉碎了无数饱学之士的美梦和人生。当科举制度进化为“高考”和“考碗”的时代，参考的队伍更是蔚为壮观。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高考”大军和“考碗”队伍拥挤在不堪负重的“独木桥”上，挥动一张张白纸黑字的考卷，不遗余力地展示着自己“死记硬背”的特质。人人力求击败众多学兄学妹，个个期盼斩关夺隘登堂入室。而那负重艰难的“独木桥”下面，更是拥挤着数以亿万计的父母、长辈们“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欲穿望眼。自古以来“考”的是莘莘学子，而接受更加严酷考验的却是数以亿万计的家庭乃至整个社会。
其实，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学习好了就可以做官”，或者说想做官就必须学习好，是对孔子教育思想、对《论语》的误解。“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一语出自《论语.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对于孔子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的集中概括。这句话的本意是：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从政做官。“学而优”也不能理解为“学习优秀”，而是学习之余有闲暇，“优”应作“悠”理解。学习经典，掌握治国理政的知识和才能游刃有余了，就可以去入仕做官。为官从政，能够振兴一方，朝廷赏识，百姓拥戴，治国安邦炉火纯青，就应该抽出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但是千百年以来对于孔子这点“劝学”“劝官”的良苦用心没有多少人理会，更多的文人才子都是按照“学习优异就可以做官”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和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
有史以来的文人才子们在接受教育的初始，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由文人才子中产生的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更是始终包含着一种对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问题的普遍兴趣。他们谆谆告诫别人、经常提醒自己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前途，关心人民命运，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创造条件，期待学有所成、机缘巧遇、条件成熟、一朝金榜题名，便可入仕为官。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与政治权力的分布相比较，与体制内的官员人数相比较，受教育的分布、文人身份的分布要广泛得多，“僧多粥少”是文人和官僚人数比例上最贴切的比照。历朝历代的官僚机构、官员阶层有着突出的狭窄性，只能以严酷的科考制度来筛选形式上最优秀的人才。这就使得天下文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实际参加各级政府的运作，大部分文人都被排除在“政治、权力、政权和国家”的议题之外。“文人”和官员”尽管原本都有着“文人”的共同身份，官员们一旦得中之后和一般文人实际上掌控的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却有着天壤之别。当他们被排除在官场之外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怨气顿生，有些人也会用一种道貌岸然或吹毛求疵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借口不愿意为某一个腐败的或者缺乏合法地位的政权服务，以此表达自己那点文人的“清高”和“孤傲”。文人们的清高和孤傲来自于“登科”或“落榜”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并不一定反映出考生们在知识和能力上的差异。由于考生人数和功名定额之间的巨大落差，必然有大多数考生难以得志，不会如愿以偿。社会的发展、财富的分布、教育的扩展，造就了人数越来越多的通晓经典者，但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数却一直保持相对固定。于是在大批进入官场的几率几乎为零的人们当中，就充满了对于仕途受挫而产生的沮丧，永无出头之日的文人们无论有多么出众的横溢才华，多么宏大的勃勃雄心，却只能永远置身于国家体制之外。还有些文人才子尽管有幸进入官场，有的不适应官场规则和环境，找不到背景靠山，而被淘汰或者长期游走于底层的官僚之间，才识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一念之差就可能被贬甚至流放于不毛之地终其一生。屈原就是空有报国心，郁郁不得志，几经流放的流浪生活中以其华丽的文字，奇特的想象，新奇的比喻和深刻的内涵写下了不朽诗篇，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还曾经被评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司马迁博学广闻，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遭受腐刑后只能在狱中发奋写作，成就了《史记》这部中国史界的不朽之作。文学大家苏东坡那悲天悯人的诗句也是在官场不得其志的人生、生活和思想真实写照：“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至于那些最低层次的“生员”（通过县一级考试的“秀才”）终生与百姓为伍，充其量就是帮助官府欺压百姓。
据史料记载，清朝晚期全国秀才以上的文人有300多万人，通过省一级考试的（亦称“乡试”），获得举人身份的人大约有10000人左右，由他们构成了全国性精英阶层。其中的8000人每3年一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在京备考期间，来自于全国各省的同僚们建立起社会或文学上的联系，对于全国政治事件非常敏感，所以举人们不再属于“省”里的人才了，而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精英阶层。这些人从小接受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科举考试又通过以国家大事为题，使得他们的心目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一再被强化。即使那些不在官场的人也仍然觉得自己同为官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学问与见识的高下，而在于环境与机会的不同，对于治国理政抱有同样的信念和追求。
大多数文人之所以追求功名，其价值主要在于功名是官方对于特殊社会地位的认证。即便只是通过院试的生员仍然有很多特权，包括较低的税负、免受体罚以及在生活中不至于受到当地官差的敲诈勒索等等。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资助儿子获得功名也是保证家庭的社会地位得到维护和改善的最可行的办法。所以“学而优则仕”就成办学教育的金科玉律，成为文人才子们亘古不变的人生信条。
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丰富多彩的当进社会，读书学习仍然是青少年第一要务，但是读书学习的目标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局限于“入仕为官”了。所以就有一种调侃流传，有人教育孩子说“你不努力学习，就只能去当官啦！”因为范围狭窄的公务员队伍，并不是任鸟飞的高天，也不是凭鱼跃阔海。而飞速前进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日新月异的服贸业，发达的科技、新型的教育以及文化体育事业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整个社会都为才子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入仕为官”，不过是其中的选项之一罢了。
所以“学而优”，未必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