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思甜

戴占军

　　连翘开花早，金黄色的；西府海棠开花晚，花苞紫粉色，花朵粉白色。连翘的花期长，比报春第一枝的山桃花，开放稍晚一两天，但等到山桃花绝，西府海棠落英缤纷的时候，连翘花依然要盛开几日才会谢幕。

我把西府海棠与连翘，并排种在了一起。所以，当海棠初放、连翘正盛时节，可以欣赏到“红配绿”、“金镶玉”的花木混搭。

这一奇妙的“戴氏景观”，大约持续两三周，看得人心里痒痒的。

　　这两棵树，不是一起栽下的，先后间隔五六年。

先栽的是那棵连翘。连翘也属“苦命花”，花叶苦而涩，可入药去火消炎。一般家庭很少种植，多以迎春花取而代之。但我那时单身，在人前，看上去逍遥自在、无牵无挂，但其实到半夜深更，常常自叹命薄，哭成泪人。

于是，二十年前某个春上，斥资12元，买了一株连翘树苗，种在西墙下，言志并自嘲。

连翘命苦，却果然励志！于是发奋图强抠女，正是瞎猫撞上死耗子，大有斩获。不能说苦尽甘来，但也该翻身道情，于是再栽一棵树纪念“中年大婚”吧！这，才有了与连翘并肩而生的西府海棠。

　　我老婆有一姐们儿，是她的忠实听众，现在叫粉丝，两人多年交往，发展成“闺蜜”。听说闺蜜“有人了”，自然得随份子，戴太说：钱我不要，姐，您不是搞种植呢么，有树没有啊？送我棵树吧。

石姐，即戴太的闺蜜，一听乐了，“妹子啊，这出儿你算是点着了，我去年正好种了两亩海棠，别说一棵，有的是！”

我太太也是熟人不讲理，大咧咧说：“姐，小的别给我，我要棵大的。”

石姐大脸盘子乐成牡丹花，“就爱你心直口快，要不咱姐俩投脾气呢。没问题，挖棵大的给你和妹夫。西府海棠，这树喜庆，你俩美去吧！”

　　石姐雷厉风行，转天就把一棵成树送到北山小院。

我把这棵西府海棠也栽在了西墙下，与连翘比肩而立。这样的安排，也不是特意为之，实在是小院里种得满满当当，已没有下脚的地方，刚好连翘边上还有一小块空地。

翌年春天，连翘照常花开。让人欣喜的是，西府海棠也冒出一树红粉。那棵连翘虽是老树，但生长缓慢，也就一人多高。而石姐送的海棠，是成年树，主干高挑，树冠茂盛。

两棵树挨在一起形成高低搭配，绝对的一树红粉压金黄，煞是好看。

　　花季里，这两棵树的“金红配”，成为我家一景，不仅朋友邻居争相观赏，墙外游客，也每每驻足拍照，大呼好看。

于是这两棵树成了“事儿”。成事儿就该有个名份，否则事儿不成事儿，没个体统。想想这金红二树，一株是苦命花，一株是喜庆花，遂起名“忆苦思甜”。

越琢磨，越贴切。

　　“忆苦思甜”这个词汇，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我这一代人，再熟悉不过了。

在文革时代，它不仅意味着要感恩戴德和牢记仇恨，还意味着你是什么血统、什么阶级、什么立场等等。总之，要想“忆苦思甜”，也是需要“资质”的。

比如，你要想“忆苦思甜”，必须在旧社会受过苦，所以当年的地富反坏右等等，在解放前能过上好日子的，必定没有忆苦思甜的资格。而另外一些根正苗红的年轻人，如我这样的贫下中农子弟，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没在旧社会受过苦，那这“苦”可怎个“忆”法？ 

有招儿，就是让你吃“忆苦饭”！

　　文革时期的忆苦饭，是思想灌输的一大发明。

简单说，它是通过味蕾和口感的刺激，让你产生应激反应，从而记住仇恨谁、感谢谁、跟谁走。因此，忆苦饭做得越难吃、越恶心，就越能思旧社会的苦，忆新社会的甜，所以也就越有灵魂的冲击力和思想的改造力。

各地忆苦饭的做法，不尽相同，但食材相差无几。一般包括：米糠、麸子、野菜、树皮、观音土等等，比较极端的，或煮皮带、皮鞋来吃，说是向长征中断粮的红军学习。主流制作方法是，把上述这些玩意儿捣碎搅合在一起，攥成拳头大小的“饭团”，蒸而食之。

　　当年的忆苦饭，我总结了三句话十二个字：看着吓人，闻着恶心，吃着难咽。就这，你还不能“吃独食”或“独吃食”，而是要大家一起来吃才算数。

吃忆苦饭，是有一定仪式的。而我，非常荣幸，曾经担任过这仪式的“主持人”！

大概是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在校内小有名气，是红小兵的头头。文革时候红领巾被当做“四旧”除了，当红卫兵年龄又太小，所以弄出个“红小兵”来让孩子们玩。我就是其中之一。

　　话说吃忆苦饭那天，全校的孩子们被集中到大礼堂，按班级席地而坐。我和学校“革委会”的几个大人在台上就坐。先是我带领同学们向毛主席“早请示”，背诵毛语录；然后是大人们宣“喊”忆苦思甜运动的伟大意义，并请老贫农上台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之后我再次粉墨登场，领唱革命歌曲，而台下的老师和贫下中农代表，则开始端着大盆给同学们分发“黑饭团子”。

当然我在台上，也领到一个，黑狗蛋大小，闻着比泔水还馊，捏着比煤块还硬。我一边啃那团“黑狗蛋”，一边领唱：“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唱着唱着，我就哽咽了，而台下的同学们，早已哭得翻江倒海，泪涛汹涌！

我哽咽，是那东西太难吃了，真的是咽不下去。趁大家哭成一团的时候，我在台上找了个地板缝隙，把半个没吃完的“黑狗蛋”悄悄扔了进去，然后吧唧着嘴继续唱“……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唱到高潮，台下的哭声、咀嚼声，益发响遏行云，绕梁不去。

　　当然，现今我的“忆苦思甜”树，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功效。而这种以味觉教化三观的方式，深刻影响了我的一生——人不能穷，穷了只能吃“黑狗蛋”。我要踔力奋发，笃行不怠，这辈子再也不能吃糠咽菜了，即使不能当上地主，起码我也得当个富农，最不济中农！这，差不多就是我在那时候树立起的“人生理想”。

而偷扔“黑饭团子”的卑劣行径，让我背负罪孽感很多年！觉得自己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埋葬旧社会、打下新江山的无数革命烈士，觉得自己很像叛徒王连举！

直到多年后，很多当年的同学说：我也没吃完，藏在袖子里了！这才让我感觉“叛变”的遍地都是，不在乎多我一个少我一个，遂悄然释怀。

同时，多年后我也才弄明白，当年台下同学们哭成泪人儿，不是因为被我的歌声所感动，而是因为那个忆苦饭，实在是太难吃了！

　　后来文革结束，风靡一时的“忆苦思甜”和“忆苦饭”再没人提起。又经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我以为当年文革中那种体验式、沉浸式洗脑的玩法，再也不会有了。

后来我去某培训班讲学，这个班办在了井冈山，学习与红色旅游两不误。在井冈山五大哨所看风景，同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本在情理之中。但让我惊骇的是，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们，居然要穿上红军当年的灰色军装，戴上八角帽，脖子上系条红布带，胳膊上还要带红袖标，成群结队满山游走，名曰“重走红军路”。还有挑着扁担的，一头拴两瓶矿泉水，不走大路专走山间小路，愣说这是“朱德的扁担”。

当然“红米饭、南瓜汤”也是要吃的，用以体味当年红军生活如何艰苦，革命如何不容易等等。只是比文革时的“忆苦饭”好吃很多，让我怀疑能不能产生“忆苦思甜”的效果。

后来我还去窑洞知青点上党课，在当年窑洞里现场听取人生成长教育和新时期理论教育，也吃了知青饭，有“忆苦思甜”的形式完全没有“忆苦饭”的味道了。

　　如此这般。我为自己给两棵树所赋名称特别自豪！“忆苦思甜”又成为时尚，而我堪称创领时尚之先了。

今年，我那两棵“忆苦思甜”树，花都开过去了，花瓣落了满院子，粉白与金黄杂陈，星星点点的，颇有迷离感。

铁篱墙外，有年轻的姑娘们身着汉服游走，见我抓拍，回眸嫣然一笑，其中一个还嘟囔：“真好看……”

我知道，她们说的是“忆苦思甜”，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