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对我恩重如山的人们》，作者 朱宇光

宇宙的光

　　人到老了总有一些怀旧。闲暇下来，总琢磨着这辈子哪些事情该做而没有做，做了又没做好。不知怎么的，在工作和事业上，到了这个年龄了，是好是坏也就那样了，谈不上什么遗憾了。但不知怎的，每当回忆起情感问题的时候，总觉得欠帐太多。

人这一生中，情感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亲情。这里边包括父母的养育之恩、舔犊之情。这是最基本的，父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使你皆有可能。还有兄弟姐妹的血浓之恩，手足之情。同时，还有爱人的相遇之恩，携手之情。

但还有另一类的情谊，它可以说是成就你一生的培养者和引路人的恩情。它是人生的知遇之恩，雨露之情，某种意义上讲还可以说是你的再造之恩，重生之情。没有这种恩情，你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匆匆过客。 

对我恩重如山的人很多很多，有在大院一起成长起来的发小，有慈母心肠的老师，还有不断修正你成长之路的长者。 

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我想利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感激一下我军旅生涯时期的恩人们。

　　善解人意的冯连长

我所说的冯连长，眉清目秀，身体纤瘦。他是从河北北部山区的一个县城入伍的，虽然是军事干部，是那种温文而雅又善于思考的睿智型的干部。

我是一九七五年一月入伍，被分到三十八军一一四师炮兵团二营六连的当了一名计算兵。冯连长就是我的连长。

这个计算兵可不简单，在炮兵中起到大脑的作用。每个连队就一名计算兵，平时训练以营为单位，合练和实弹射击，又和连长、指挥排长在一起。是大家都很羡慕的一个兵种。

那一年，我们二营计算兵中就我和另外一个连队计算兵是当年新兵。那位新兵是江苏籍的，在学校里就是学习的尖子。平时训练的时候，我们俩比着学，进步很快。每次团里组织新兵计算兵考核比赛时，不是他是第一，就是我是第一。团教导队长还让负责我们训练的营部计算班长在全团介绍了培养我们俩的经验。

我和连长、指挥排长合练时，往往侦察兵主、侧观手报上来了的数据，冯连长就心有成竹地开始正式下达了命令了：“阵地注意，准备射击，一炮二号装药，瞬发引信……。每当到这个时候，我早已把射击诸元算出来了，马上高喊到，标尺…，方向…！我所敬重的指挥排李排长也对我非常信任，重复着我报的射击诸元。冯连长毫不犹豫的就把我们报的射击诸元发到了阵地。然后高喊：“一炮一发，放！”这是试射。

不管是在平时合练，比武，还是曲阳靶场的实战射击，我们都是这样一气呵成，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计算作业时间快，得益于一个上一届老计算兵给我留下的一个“神器”，就是炮兵指挥尺上的那个坐标梯尺。虽然其他同事也有，但我那把坐标梯尺上有很多曲线，开始谁都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一次训练中，我无意中探索出来，那曲线是计算炮兵诸元中气象条件和装药区别的曲线。每次图上作业，只要我炮兵指挥尺靠上目标，用坐标梯尺一卡，气象条件和装药指数直接用曲线一算，射击诸元马上就出来了，不用再找表格本一页一页地去翻了。

那把坐标梯尺真的让我很骄傲。

我当兵第二年的初春，我们到唐县靶场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头一天晚上，营部组织我们计算兵临阵训练。训练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指挥仪带回连队的话还得入军械库，我就和平时一样，把它放在了营部的计算班。

离开的时候，我把我那把心爱的坐标梯尺用牙膏擦了又擦，用绒布包好放在了图板下的格子里。

第二天一起床，我就跑到营部计算班把那指挥仪背了回来。

上午，我跟指挥车来到了观察所。但当我打开指挥仪，掀开图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那心爱的坐标梯尺不见了。我忙找了一块空地，把指挥仪的东西都倒了出来，也没有找到。这下可完了。 

我也可以用查表的方法补救，但那时间就慢多了。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走着……，实弹射击开始了，我硬着头皮坐在了位置上。没有了坐标梯尺，我用一把直尺代替，掏出来很长时间没用过的计算气象条件和计算装药的表格小本，心里一个劲儿地打鼓。 

这时，主、侧观瞄准手把目标的数据报了过来，冯连长还像以前一样，果断自信地开始下达了命令：“阵地注意，准备射击，一号目标，二号装药，瞬发引信，标尺……。

我正手忙脚乱地翻着表格本，多么希望李排长先把射击诸元报出去。

时间停顿了片刻，冯连长脸冲着我。情急之下，我那蔫大胆的劲头上来了，把刚算出气象因素的射击诸元高声报了出去：“标尺…，方向…。”我们李排长也太信任我了，马上重复了一遍。冯连长没有犹豫地向阵地发出口令：“一炮一发，放！”整套口令几乎和以前一样一气呵成。

突然，负责现场保障工作的团教导队副队长瞪大着眼睛，高声地叫了起来：“停！停！”

我们都转头向他望去，只见他跳到我面前看了我图板上标定的扎针的位置，没错呀！然后冲着我嚷道：“标尺怎么少了那么多？”

这时，阵地方向传来了“轰”的一声开炮的声响。我突然想起来了，一着急我没有把装药的因素算进去，一切都晚了。

数十秒后，目标近方位泛起了爆炸的烟雾，随即传来了爆炸的声音，炸点离目标近了二百多米。

大家用质疑的眼光看着我，我以乞求的眼光看着冯连长。冯连长严肃的脸上突然微笑了一下：“没事！没事！我们可以打加叉法。”

然后，他根据主、侧观瞄准手报上来的炸点数据，又加了几个标尺，第二发炮弹打在了目标的上沿。然后，又根据他的经验修正了射击诸元，果断地下达了全连齐射的口令。

炮兵阵地上炮声隆隆，目标点上浓烟滚滚，基本上都打到了目标圈里。

回来的路上，我站在车厢上心里头翻江倒海。我在想回去以后肯定要开我的批斗会了，也许会撤了我这个计算兵。说句可笑的话，当时我跳车的心都有了。

但回到连队后，除了班长说了几句狠话，冯连长和李排长还跟以前一样，没有一点的埋怨和歧视，训练时还一样那么信任我。而且，还和我开起了玩笑。

从那以后，我脚踏实地地苦练基本功，力争在年底实弹射击考核中把面子争回来。但那年七月份我们赶赴唐山抗震救灾，我在九月份就调到了团政治处，没有挽回错误影响的机会了。

回想起我当兵这近两年的经历，也许这就是我犯的最大的一次错误吧！

后来，冯连长当了冯营长，又当了冯团长，他的大度和慈爱赢得了连队干部战士的心。

四年前，连里有个可敬的老兵牵头我们一起去看望已经转业回老家的冯连长。我是多么想去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把那次实战射击算错射击诸元的原因当面如实地告诉他。但当时我正要代表保定市去参加一个在深圳召开的智能城市项目招商会，没有去成，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不求回报的王干事

王干事是团政治处的干部干事。当时还没有干部股的编制，全团的干部调整使用就一个王干事承担。王干事是山西偏远山区入伍的，有着山西人特有的耿直、诚实和风趣。他特别爱抽烟，有时被烟呛的咳嗽的很厉害。

那是唐山抗震救灾的后期，紧张的扒废墟、救人、抬尸体和盖简易房的工作过去了，我被营部抽调去整理上报立功受奖的简要事迹。

记得九月的一天，连里的文书到营部叫我回连，说政治处的领导要见我。之前，我经常到政治处帮助抄写材料，也没有想的太多。

但当我们见面时，我还第一次见到王干事。只见他白净的脸儿，不拘言笑，两只明亮的眼睛直勾勾地上下打量着我，我还是真有点紧张了。

他简单地询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最后“嗯”的一声：“你把行李准备好，我明天上午来接你。”最后又强调了一句：“别忘了把东西都带全，可能就不回来了！”

我傻傻地愣在了那里。

杨指导员送走王干事后回来对我说：“你被正式抽调到政治处帮助工作了，好事儿啊！”

我被抽调政治处主要是整理全团所有营以下干部的档案，这是一项十分严肃、细致的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把干部档案里的内容该补的补，该舍的舍，该统一的统一。特别是那档案中的“自传”，都要认真地誊写一遍，和原稿要一致。

当时，政治处居住的条件很差，我和王干事工作生活都在一间屋子里，我除了吃饭之外，都在工作。王干事劝我除了正课时间工作以外，其他时间可以到外面放松放松。可当时部队没有回营房，我也没有地方去，还是把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

王干事的朋友很多，晚上来找他聊天的时候，他总爱讲笑话，经常把我笑的工作不下去。

一个多月以后，全团二百多个干部档案在我的手下焕然一新。

我和王干事在一个屋子里睡觉，我很紧张。当时我很年轻，睡觉爱咬牙，所以每天晚上我尽量让他先睡熟我再睡。 

那天睡觉前，他突然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我不加思索地说：“回连队好好学习我的计算兵业务……。”

“如果把你留在政治处呢？”

“啊！”我一下子坐了起来。一个月的朝夕相处，我们也就熟了，我说：“留在政治处干什么呀？”

王干事也坐了起来，点了一支烟说：“我是搞干部工作的，办什么事都是讲章法的，当初不是随便把你调来的，在调来你之前，我做了很多调查。你黑板报在全团获奖以后，司令部作训部门想培养你当绘图员。你帮助电影组画幻灯片后，他们也想培养你当电影组长。你参加全团的理论教育宣讲团后，宣传股也想叫你去……”。

王干事把我说的脸红红的，在这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能遇到这么多好的事情呢。 

王干事接着说：“我今天和政治处负责工作的王副主任说到你下一步的去向，他说就去政治处代理书记吧，那里正好有空位。”

我马上惊讶地说：“书记不是干部吗？”

“ 是啊！他对你印象不错，说先去代着，找个机会把命令下了。”

“啊！”我又瞪大了眼睛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没想到幸福来的这么突然。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晚，说了很多的心里话，他给我讲了很多在部队的工作经验和人生的道理。最后，被他的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打断了，那咳嗽的声音发自气管的深处。

我红着眼圈对他说：“我们不在一个屋工作啦，但我想劝您一件事儿，你咳嗽的太厉害了，要少抽点烟了！”

“嗯！”他也红着眼圈点了点头。

我看着眼前这老大哥，心里暗暗地想：这个发现我、挖掘我、培养我的人，你要健康长寿啊！

后来，我在政治处代理了两个月的书记工作，最后，命令下到了宣传股当了见习干事。

我虽然和王干事在一个政治处生活，但工作上没有什么交集了。我经常主动的找他，看他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每次他都客气的说：“没事！没事！干好你的工作就是了。”

后来，我发现他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好。他到营里工作后，我去看过他，他也不像以前那样风趣爱讲笑话了。

几年以后，我调到一一三师，中断了联系。但我还经常从原单位的熟人那里了解他的情况。后来，我了解到他转业到了石家庄。就在前四年吧，我突然从战友群里得到他去世的噩耗，我难受了一个星期，写下了一段发自內心的悼念文字，让朋友转达给他的家人。

后来，我知道他过早地去世，还真是与他那抽烟引起的肺病有关系。

　　　　求贤若渴的王副主任

我第一次见到王副主任有一种畏惧感。他是东北黑龙江人，一双大而深邃的眼睛藏在眼窝里，高高的鼻梁，白白的脸庞上黑黑的络腮胡子。但处时间长了，我觉得他特别随和。 

他办事很有定律，就是想办的事儿，只有拿定主意，坚决要办到底。当时，他虽然是主持政治处工作的副主任，但在没有主任的情况下，他把政治处抓的很有凝聚力。

我在政治处代理书记两个月以后的一天，王副主任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简单问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就开门见山的说：“和政委、管干部的副政委商量了一下，准备把你上报常委会提拔为干部，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真是惊着了。我只知道要提拔我，但没想到这么快，我当兵还不到两年呀！ 

我脸憋的通红，手不停的在两条腿之间搓来搓去。

王副主任用他那尖锐的眼光看着我：“怎么啦？”

我终于说了：“我，我还没入党呢”。在那个年代，入党是提干的先决条件。

王副主任“腾”地站了起来：“你这不是胡闹吗？我已经和你们教导员都谈了，他都同意了”。

他马上把王干事叫过来，劈头盖脑地把王干事批了一通。 

王干事笑嘻嘻地说：“这有什么，我已经考察过了，小朱在连队的表现绝对没问题，让他们连里走一下程序，突击发展一下不就行了吗？”

王副主任又冲着我：“你这小家伙心怎么这么大呢？对自己的进步怎么这么不负责任！真是的，刚才谈的内容不算数啊，你回去吧！”

我刚回到我的办公室，就接到营部书记的电话，说营教导员让我马上到他那去一趟。

教导员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领导，一见到我就说：“嗨！你到政治处帮助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我以为你的组织问题早就在那里解决了呢！”说着给我一套表格，让我去找杨指导员。

我拿着表格到连队找到了杨指导员，杨指导员笑着说：“你抽调走以后，连里已经发展了两批党员了，你也没回来提醒我们一下。”

虽然表格填完了，我也找了介绍人填写的意见。但是也得等待开党员大会通过。

一个月以后，连里让我回去参加党员大会，终于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当年有个相声，是讽刺“四人帮”突击发展党员的事，每次听到我都有点心虚。

我的入党手续办齐后，王副主任又找我认真的谈了一次话，以爱护我的口吻对我说：“到宣传股去练练写材料吧！在政治处当书记成天上传下达，跑跑颠颠的，锻炼不出人来。”就这样，一九七七年二月份，我被任命为政治处宣传股见习干事。 

我当兵刚满两年就被提拔为干部，这在当年全三十八军都是少有的，连我自己都认为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毛头小伙子，王副主任这样扶植我，提携我，真是我人生的一个贵人呐！

时间不长，我回家给王副主任带了一本香港印刷的精美的挂历送到他的办公室，他很喜欢。但第二天，他却给我拿回一大包虾仁，是他刚从黄骅盐场买回来的。他说，这叫礼尚往来。那个时候的领导就是这么认真。

王副主任办事特点是说办就办，敢做敢当。那年，他到军里开政工会，晚上放的是文革前的老故事片，他听说那些老片子是一一三师高炮团家属工厂从北京电影档案库掏弄来的报废片，准备溶解后做眼镜框的。

王副主任回来后他把我叫了去：“你想办法去那个团弄几部片子回来活跃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这也是你当宣传干事的责任吗！”

正好，那个团的政委是我父亲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我硬着头皮，坐着王副主任给我要的小车，去找那位团政委叔叔。他也很给面子，先后弄过来给部队放映了《五朵金花》、《战上海》、《家》、《野火春风斗古城》和《青春之歌》等影片，团里干部战士非常欢迎。后来那位团政委叔叔成了我的岳父。

虚怀若谷的董政委

在我的心目中，董政委是标准的中国军人形象。他是山东大汉，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五官英俊，声音洪亮，既威武又文雅。

他是从总政机关下来任职的，没有个别从基层起来的领导的圆滑，怕事儿和不近人情。

他来到一一三师当政委的时候，我已经在团政委的位置上干了一段时间了。之前，和岳团长、苟处长、齐主任、郭参谋长等班子成员一起努力下，在北京军区三十一个旅团基层建设大评比中取得了第一名。还接受了总政治部在团里抓了全军基层部队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试点工作。团党委又被集团军树为标杆，推荐到北京军区介绍了党委建设的经验。我个人又被评为优秀团党委书记。

董政委来了以后，上级领导来检查政治工作，他都安排到我们团。后来我们一起启动了那年总政治部抓的基层部队政治教育改革试点的任务。

后来，三三八团基层建设出现了问题，集团军要选一个比较强的团政委去改变面貌，也是董政委和崔师长力主我担此重任。

我到位以后，看到党委班子建设比较松散，就组织了一篇《军队团党委建设民主集中制的几个问题》的讲稿，给团党委班子讲了一次党课。董政委看到后，在全师进行了转发。我抓部队改变面貌的几项硬性措施，董政委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肯定。军区司令员到团里检查工作，也让我出面汇报。看得出，他对我寄予了厚望。

后来部队的风气变坏了。那年，我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各种表格都填好了，还搞了培训。但在去军区参加士兵代表大会的时候，被通知我的名额被别人给顶了。

那天晚上，董政委怕我有想法，到我的住处坐了很晚。

我被确定转业后，师长，政委正式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我对着窗外感慨地说：“我是从小在这个院里长大的，当兵后又为这个院奋斗了二十四年。刚才，我进这个院的时候，一想到我将来不是这个院的主人了，我感慨万分。但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积极配合搞好交接工作，不给组织添麻烦……。”这时我看到了董政委的眼圈红红的。 

我在家等待分配的那段时间，董政委时常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当我说出到地方怕分配不了好的工作的担忧时，董政委亲自找军长，政委给我写的推荐信，并主动约时间带我去找保定市委书记。最后，市委组织部拿出三个位置让我选。那天，市委组织部的同事讲，像你这种情况，在保定市部队团职干部分配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想起我被确定转业后，我过去曾倾心帮助过的同事对我落井下石的态度，董政委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领导啊！

后来，董政委调回了北京，成为军一级的领导干部。

二OO八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部队内部的电话，传来了董政委的那熟悉的掺杂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刚才我听咱们一个战友跟我讲你女儿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都三年了，怎么没跟我说一下呢？她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说，在北京我也算是他的一个长辈了……。”说到最后，他又加重语气地说了一句：“当年，我们觉得对不起你呀，现在觉得能给你办点事儿，心里才踏实！”

一位军队的高级干部能主动和我说出这样的话，我鼻子一酸，眼泪掉了下来。

我和董政委相处也就是三年多的时间，我在他任职期间也没有提个一官半职。但在我的人生最迷茫的时候，他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们的情谊真是感天动地呀！ 

在这之后，我到北京见过董政委两次。他对我就像朋友一样，一点架子也没有。

五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司机的电话，说董政委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像一声惊雷，惊得我说不出话来，他正年富力强，而且身体一向很好，怎么就……？老天爷真是不厚道，怎么就不能让好人长寿呢？

这几年，我跟女儿随军到了北京，总想一家人去看一看董政委的家人，由于疫情原因都没能够兑现。

　 感恩，是中华传统。

感恩，是做人美德。

这几年我经常回忆感激对我有恩的人，使我的心胸更加宽广，心境更加平和，心地更加善良。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都想得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