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大叔突然不在了

宇文方水

今早起得很早，就看了一会儿台湾远景出版的《战争与和平》，黄文范的译本。他很喜欢用叠词，文笔很细腻，于是我就上了瘾，并入了迷。

突然的腹中难耐，要去上大号。一手攥手机，一手扯了卫生纸，拉开门就钻进楼道里的厕所，同时下意识地把房间门一不小心给“哐当”带上了，钥匙正锁在了里面。

先不管三七二十一，人生一大幸事莫过于大便，一下一下地将腹中脏物排出，不仅减轻了负担，更有甩脱累赘之快感。

因为天确实也太早，而房东一家不巧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于是就着了慌。

突然地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我跑到街口，准备找修锁的大爷，想让他帮我开门。可万分不巧，大爷也没有开门。

我光着上半身，只穿一个短裤，并撒着双人字拖，早上的风也凉，就忍不住地给房东打了个电话。果不其然，孙哥离我们住地确实不是很近，让我等上半个小时。

于是就先去吃早餐。有一家做杂粮豆浆的还没有开门，就买了两个包子和一包豆浆回来，坐在大门口的过道里吃了起来。

手机里翻看着阿森纳刚2:0战胜埃弗顿，新引进的热苏斯一传一射，焕发着兵工厂新的活力。又看到我厂要继续引进曼城左后卫津琴科，发现阿森纳终于舍得花钱了，来加强引援。

隔壁的邻居大姐看到我在那里干等，就说我们房东不在这住，以前是房东他爸在这看门，不过最近得病去世了。

我终于恍然大悟，发现好久没有听到大叔的声音了。就问什么时候的事情？大姐说十来天左右吧。

我这才意识到正好是上一次疫情管控七天的日子，很可能配合西安疫情管理，丧葬简办了。

印象中不管啥时候大叔都是在门楼的小房子里的，尽管里面只能摆上一张床，还有一台电视。

大叔经常开着电视，声音放得老大。我刚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还几次三番地跑下楼来让大叔把声音调低，特别是大半夜那会儿。

我刚来这里住，有一次回来得晚了，过了23:00，忘了带门禁，就使劲地敲大铁门，门里面一直没有回应，但我却可以听到里面的电视声。

我就转过来敲窗子，大叔终于听到了，使劲地问：你是谁吗？

我回答：我在这儿住。

大叔继续问：咋知道你是在这里住吗？

我气得肚子疼，说：我刚来，你开门一看就知道！

大叔不管我怎么说，就是死活不开门。我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继续使劲地敲门，最后大叔实在忍不住，把门给开了，但还是嘟嘟囔囔、说个不停。

慢慢的，就发现大叔头发苍白，皱纹深厚，走起路来蹒蹒跚跚、缓缓慢慢。

慢慢的，自然就晓得大叔耳朵背，很背，几乎听不清别人说什么，他只管自说自话。

有时候一大早，大叔就和大妈拌嘴，还在睡梦中的我们这些住户都能听得到。

有时候会来一些不速之客，大叔总是义正词严，绝不让踏入门内半步。

以前我常常看到大叔提一个铁桶，挨家挨户去收集垃圾，也顺便去每一层的公用厕所收拾垃圾，一层一层，一步一步，五层楼。

大叔看起来老态龙钟，身材却保持得极好，要是年轻些，准是一个帅哥。

大叔的嗓门很大，只要他一说话，保准整栋楼都能听得见。大叔有点结巴，却一口的老陕，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很威武雄壮。

还有一回是大冬天，我一如既往地仍旧忘记了带门禁，自然也回来的晚了，就敲门。敲了很多次，都不给开；终于敲得烦了，才终于开。顺便说了一句：你看这么冷的天，把人冻感冒了咋办嘛？！

我才发现大叔披着个袄子，穿着线裤，蹬着拖鞋，冒着寒冷的风，正矗立在门口，我一下子就感到羞愧无比，无地自容。

我经常在巷子里、街道上，还有马路边遇见大叔。可是每一次遇见，我跟他打招呼，几乎都没有回应。既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个简单的微笑或者点头示意。于是成了看起来天天见面的陌生人。

我有一次丢了钥匙，还有好几次钥匙忘在单位，也有几次钥匙锁在房子里，但只要去找大叔，他都认认真真给我慢慢取来，从没有埋怨一句话，也没有笑话我，更没有奚落我。

大叔和大妈经常吵架，但听起来总感觉像是老年人的打情骂俏，只是骂得狠了些，一时转不过滋味。

过年前的疫情期间，我跑到天台上看书和晒太阳。大爷难得和大妈坐在一块，他们把干枯的辣椒树都拔了出来，一个拔，一个摆；也把干辣椒摘下来，一个摘，一个装，那种默契，真是天衣无缝，令人动容。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切都烟消云散。

正在思绪万千的时候，大妈弓着背来到眼前。她的头发稀疏，看起来刚洗过，也刚梳过，一根一根，清晰可见。

大妈变得也不怎么爱说话了，也许再没有人与她拌嘴的缘故吧。

曾经聒噪的院子，忽然地就少了大叔的大嗓门。的确安静了许多，但也单调了许多，更沉闷了许多。

有的人，他在的时候，你烦他；可是突然消失了，你就想念他，不但想念他的好，也想念那种有人的烟火气。

大叔的突然离去，让我有了丝丝怀念。而我特别地就想到了父亲，他的耳朵也有些背了，却仍要去做工，于是希望他的身体好，要常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