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观音堂始建年代考（刘艾珍）

片石斋主

当年梁思成林徽因来云冈石窟考察，在从大同市区去往云冈石窟的路上，于7.5公里处经过一座小的寺庙。虽然他们匆匆的脚步穿过寺庙脚下的劵洞，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相遇仅仅是“擦肩而过”。可能是寺庙太小，小到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也可能是去往云冈石窟的心情太过急切，总之，对于这座寺庙，梁思成与林徽因没有为之留下一字一图。

这座寺庙，它叫观音堂。观音堂寺庙虽小，但并不简单。小，只是它的体量，言其庙貌，却是极美的。大同的著名作家王祥夫说：“大同的寺庙很多，然而最美却在‘二堂’，观音堂和水神堂”（水神堂在广灵县）。观音堂是武州川的守护者，站在武州川岸畔，向北仰望，一面琉璃龙壁光彩熠熠。壁后一座寺庙灵珑精巧，雅致而清幽。从寺院山门到窑殿，顺着山坡叠次而上，像一件精美的工艺作品，镶嵌在山的脚下。隔着久远的岁月，依然感受得到它的超凡脱俗。观音堂的院子不大，建筑也不多，一座观音大殿居于院子中央；殿后是三间窑殿，原为三圣殿。大殿前院东西两角建有关帝殿和财神殿，两殿后分别为钟鼓楼，二殿二楼都极小巧。出了二门迎面是座南面北的乐楼（戏台）；乐楼下便是向西出口外的必过之券洞。观音堂的山门很特殊，不在中轴线上，且低于寺院，那种僧敲月下的小门，很含蓄地开于东侧。全国唯一的双面琉璃三龙照壁隔开了佛界与俗界的清静与繁华。

然而，观音堂最为吸引人的还是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一个用独特、另类、奇幻和不可思议等语言编造着千年信史的小庙，其信息量早溢出了它的体量，其价值也倍胜于“美”的承载。

……

一、一段由史志、传奇和碑记共同演绎的创建因缘

关于观音堂的来历，民间有传说，地方史志和寺院里留存的碑碣中也有记载。明正德年《大同府志》中记：“观音堂，在府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间修。相（像）有飞来佛⋯⋯”（《大同府志》卷四.P70）。这是关于观音堂最早的一则文字记载，距今已507年了（明正德《大同府志》〈两淮盐政采进本〉共18卷，分40目，撰于正德八年〈1513〉，成书于正德十年〈1515〉）。

所谓“相（像）有飞来佛”，缘自当地的一个由来既久的民间传说。谚云：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观音堂就建在山转水转路也转的“蛤蟆石湾”（旧名）中。相传：观音堂所居小山之东，有一巨石形似蟾蜍，每逢夏雨滂沱，即现形作怪，致武州川泛滥成灾，道路阻绝。有一年灾妖又至，天上忽现观音菩萨丈六金身，携左右胁侍、明王，自“西秦”之“万佛洞”，飞住水门顶山头，镇妖弥灾。为了礼颂观音菩萨圣迹，人们请移佛趾于山下，建寺以为常祀，后每年六月十九日渐成娱圣之节。

观音堂内关于寺建时间最早、要素最全的碑刻是《明万历三十五年陈所学碑记》（1607）。碑载：“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之遥，有观音古刹，流传原地名蝦蟆石湾，怪物数扰害其间，民用不宁，道路阻塞。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忽大士现丈六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从秦万佛洞飞住水门顶山头，从此妖魔降灭，地方宁谧。父老聚族而议，山势峣屼，不便修庙貌，请得移平地便。旋蒙神显灵异，顿徙坦途。繇是大众鸠工立寺⋯⋯”以现在手头掌握的所有材料来分析，此碑的内容完全来自于上述两个源头，即：明正德《大同府志》和“蛤蟆石湾观音降妖传说”。可以这样定义：到明万历三十五年碑，大同观音堂关于寺建要素的记载已经完全齐备了。

第一、建寺时间：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其中年代来自《正德府志》，月、日可能是由实际存在的六月十九娱圣节和传说中观音由水门顶山头移趾于山下之情节而推定的）。

第二、建寺地点：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蛤蟆石湾西水门顶山头对面山脚（城距来自《正德府志》，具体地名则来自传说中的实际存在）。

第三、寺祀对象：观音菩萨、明王、胁侍等（根据实际存在和传说情节，对《正德府志》的“飞来佛”作具像化描述）。

第四、建寺原因：观音显圣，降妖弥灾，路通民宁（完全来自传说，但《大同府志》中“相有飞来佛”依旧是硬核）。

我在这里需要提示的是，万历三十五年碑文的撰写者陈所学并非一般的人物，而所写的这篇碑文也并非一般意义的碑文。陈所学：赐进士第、通奉大夫、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前奉敕分巡冀北兵备道、山西右参政、提督学校副使。后来还做过山西巡抚，明朝礼部和戶部尚书，还是明奸宦魏忠贤既恨又怕的政治人物。他写这篇碑文，既不是要倡募耕种“福田”，也不是因时感事，抒发个人情怀，而是在他“兵备云中”履职期间，受大同代王府皇族子孙们的邀请，专为观音堂撰文刻石立碑的。换言之，这不是一篇随随便便的文字，而是在大明朝，受朱家龙子龙孙之托所写的一篇关于观音堂身世的专文，可谓了得！

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代王府及其陈所学为何对观音堂这座小寺庙如此用心良苦？我觉得和观音堂前的那条大路有直接关系。

观音堂庙基洞券所跨的大路是北出长城杀虎口（旧名杀胡口），通往漠北的大道。明初这条通道的两侧建有大同左卫、大同右卫、云川卫、玉林卫等多个卫所，驻扎重兵，既保持明朝与蒙古各部边境茶马贸易的通畅，又防止其在不预情况下犯边。“土木之变”（1449）后，明朝关闭边境50年，结果引发了更加频繁的蒙古骑兵对于北部边境的侵扰和虏掠（因为明朝可以不用蒙古的马匹，但蒙古不能不用明朝的布、盐、茶、酒等生活日用品）。于是到1499年（弘治十二年），朝廷又不得不在大同首开马市（政策上属于有限开放边境）。观音堂下这条路成为大明北疆对于漠北的唯一通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观音堂作为这条路上由佛菩萨护佑其畅通的一种精神寄托物，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到了1570年（隆庆四年），在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的筹划下，蒙古俺答汗降明，高、张二辅及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抓住时机，积极操作，终于达成了明朝与蒙古间的封贡及互市：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过贸易获得中国资源，这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著名的“隆庆议和”。隆庆议和结束了明蒙长达200年的战争，迎来了和平，造就了晋商的崛起，开启了中国物资运往俄国和欧洲 “万里茶马古道”。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陈所学在沒有更多“实锤”材料的情况下，靠神异传说敷衍出一个观音堂建寺始末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站在“隆庆议和”37年后，观音堂下六月十九日人如潮涌的历史视点上，以及当时观音崇拜炙手可热的社会背景中，他和代王宗门的良苦用心，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职责之所系（他的职责是“兵备云中，兼管学政和教化）。这其实也是一种时代性的政治站位。

二、两条校正明碑而又相互对立的观音堂寺建悖论

关于观音堂建寺，明正德《大同府志》的“首启”之记和明万历三十五年碑“始末”之记，到清乾隆四十一年（1752）始被打破。这个时间，去前者（正德版《大同府志》）237年，去后者（万历三十五年陈所学碑）也有145年。其实，不光时隔漫长，而且还经历过大同又一次修志和观音堂内四次刻碑。

一次修志：顺治九年（1652），清代大同首任知府胡文烨，重修大同志，定名《云中郡志》。该志书共14卷，上续明正德《大同府志》，是考据明末清初大同及周边地区风貌的重要参考资料。志中记：观音堂“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间建。传有一尊飞来佛。明宣德三年修。”（卷三P149）很显然胡氏顺治志完全袭用了张氏正德志对于观音堂寺建的记述。

四次刻碑：①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礼观音堂有序》碑，吴伯舆撰。吴伯舆字福生，明万历癸丑科进士，饱学且精于实务，初授戶部主事。值辽东战事吃紧，朝廷急饷，国库空虚，其屡疏条陈，受到朝廷重视。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升户部督饷郎中司饷大同。当时大同，兵饥饷缺，发生哗变。吴伯舆借粮发饷，迅速平定闹饷之风（见陈继儒《宰相守令合宙序》）。就在这次紧急军务之后，吴伯舆邀约几位军旅文人，寒冬腊月夜游观音堂，烹冰煮雪，饮酒赋诗，并写下这篇很特别的碑文。文中也提到观音堂的来历：“堂去城十五里，地名蝦蟆石湾。金重熙年间，大士忽现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来自秦之万佛洞，住水门顶山头而降众魔。寻以地方祷请，移驻山下而堂成矣。”此碑文属吴氏戎马倥偬抒怀之作，无暇于考证，所言观音堂事，不过陈所学文的简略版，故多为舞文墨者引而不为考据者重。②清顺治八年（1651）兵部右侍郎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所撰碑（此碑为观音堂清代第一碑，开启清朝十多次修建观音堂并且树碑立石的历史，颇受学界重视）。碑文中虽然也谈到观音堂来历，但行笔十分慎重。只用“⋯⋯然庙创於拓跋氏，迄今兴废洊臻而法像犹存⋯⋯”一语带过，而无真正实锤的考据性介述。明显看出，佟养量对于两明碑的表述是有疑惑的，只是自已亦无定见，不言而已。③④二碑，分别立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和五十二年（1712），都是由当时大同县正堂吴宗丰倡事勒石。所记，前者为修云冈路，后者为整修本堂山门。两碑均未提观音堂初建之事，从略。

真正打破237年沉默的是清乾隆时的大同知府吴辅宏。吴辅宏安徽歙县人，诰授朝议大夫，乾隆三十五年（1770）出任大同知府。其于任上召陈万吉等人编撰新的《大同府志》，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印成书。该志容量较大，三十二卷、首一卷。分别在卷十五和卷六记载观音堂事。卷十五“祠祀”中记：“府城西十五里佛字湾，辽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万历三十五年重修，提学副使陈所学记碑存。壁间小碣书大士降妖事，户部分司吴伯舆撰，代宗朱廷（弓＋隹）刻石。石瓶二，上刻心经及天启丙寅知县王象云款识。国朝顺治六年，姜瓖变，焚毁。八年，总督佟养量重建，有碑记。康熙五十二年，乾隆二十八年，相继修茸。”（P318）另在卷六“武周山石窟”条下记：“旧志载石窟十寺，其名详见祠祀，疑即《水经注》所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者，已无可稽考。今城西十五里佛字湾观音堂犹存石佛数尊，或其遗也”（ P112）。

吴辅宏把碑志相沿237年的观音堂始建时间“金重熙”，改为“辽重熙”。并在志中提示了“陈所学碑”，刻意在于示人，是他纠正了陈所学的“金重熙”之误（其实是他冤枉了陈所学，因为这个“金重熙”是陈氏从张钦的正德志中抄来的）。

诚然，吴辅宏改“金”为“辽”是有他的道理。因为在金朝(1115年一1234年）22个年号之中，并没有“重熙”这个年号。“重熙”年号是金的前朝——辽朝第七帝兴宗耶律宗真的第二个年号，从1032年——1055年，共13年。大约是吴辅宏发现了“金朝”与“重熙”的不对应。便直接把观音堂的始建由“金”改成了“辽”。国号改变了，朝代也提前了。

吴辅宏的改动，虽然在字面上使观音堂的始建时间的国号和年号相配套，但终因没有确凿的论据而和者盖寡。乾隆之后，只有一家，即清道光黎中辅（道光时大同知县）、杨霖修《大同县志》（1830）时，重复了吴辅宏的观点。县志载：观音堂“在城西十五里佛字湾。辽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万历三十五年重修，提学副使陈所学记，碑存。壁间小碣书大士降妖事，户部分司吴伯舆撰，代宗朱廷（弓＋隹）刻石、石屏（瓶）二、上刻《心经》及天启丙寅知县王象云款识”（卷五P109）。而在乾隆后观音堂又立的五通碑中（道光碑二通，同治、光绪、宣统碑各一）竟无一采信。形成了观音堂中，众碑俱不言“辽建”的一边倒局面。

特别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碑对观音堂的始建时间又做出了新的判断，非常引人关注。碑载：“云郡城西十五里观音堂者，盖古刹也。刹东湾有石，形似蝦蟆，旧传物曾作祟，居民被扰，非一日矣。忽灵感大士发大慈悲，偕诸菩萨十大明王于金淳熙间自西秦万佛洞降临，现像山巅，妖乃降伏。人民顶感移像于兹，遂建寺焉。”此碑的关注点在于碑文中出现了“金淳熙”的新提法。很显然，道光二十三年碑的作者，对于吴辅宏的修正不以为然，并对乾隆前明清志碑中的反复出现的“金重熙”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排查，最后认定：这个“重熙”，其实是与金同时期南宋年号“淳熙”的同音笔误。“淳熙”（1174——1189）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赵昚的第三个年号。与金朝世宗完颜雍年号“大定”（1161～1189）有重叠。由于汉族史书在记录少数民族政权事件时，常有不用其帝王的年号，而用相对应的汉族政权所谓的正朔纪年，又恰巧，南宋“淳熙”和辽之“重熙”同音，于是这一字之差，造成了一桩历史公案。

其实，观音堂始建是“辽“还是“金”的所谓史争，虽有历史缘由，但真正“争”起来，应是当代旅游热兴起后的事了。地方上有“古迹，古迹，自然是越古越好！”的偏好，只要能找到一点依据，便不问青红皂白，鼓舞而为之。观音堂的情况就是这样：曾几何时，吴辅宏的“辽建说”悄然间便热络起来，无人去顾及堂中十五通明清碑石无一言“辽”的情状，在山门的牌子上，广而告之于游客：“观音堂始建于辽重熙”。后面还跟着不知从何处来的“毁于1122年金陷西京毁于兵火”，云云。但是，当一些细心的和有文化素养的游客进得堂来，一睹碑石，竟全然不是一回事儿。当其然，知些根底的学者总是要说话和著文的。于是观音堂史争就这样渐渐出来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三、本文对于观音堂吴辅宏“辽建论”的驳论

客观地讲，在没有实物形态和确切而直接的文字记载情况下，要论证观音堂金建或辽建谁是谁非，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必会涉及多方面的专业知识，需要很充分的经验储备。我是一个史志工作者，故而，我只能从史志研究的认知习惯上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关于最普通、最基本的常识性认知。一般地讲，〈1〉在史志研究中，当时间性证据出现相异或矛盾时，我们会“就远不就近”。也就是说，要更多的重视那些比较古老的线索和证据，因为它距离研究对象更加贴近一些。比如在我们这个课题中，第一性的时间证据是明张钦的正德版《大同府志》，他讲观音堂建于金代，比清吴辅宏的乾隆版《大同府志》提出观音堂建于辽代，整整早了237年。在没有非常有力的直接证据情况下，这种颠覆是不可能成立的。〈2〉在证据链条之上，如果出现志书的记载和碑石记载有异或矛盾时，我们会就碑不就志。这是因为志的研究对象是“林”，而碑的研究对象是“木”。对于一件具体事物，碑记往往会更专注、更精准、信息量更大，因而采信度更高。比如观音堂这个课题，堂内碑石15通，碑文17篇，无一石一碑言“辽”者，吴辅宏辽建说的采信度就可想而知了。〈3〉在古代时间性记事中，国号、帝号、年号的对应和配套是非常重要的，但不对应不配套的错误也会经常遇到。旦遇此类情形，我们的就乎原则是：先就国号，次就帝号，最后才是年号。因为有国才有帝，有帝才有年。无论是人的记事实践还是记忆习惯，国家的信号永远是第一信号。还比如观音堂的课题中，清人吴辅宏因一个年号上的不对应，就认为国号是误置，完全是主次颠倒、本末倒置。更何况，五百年来的“金重熙”，根本就不是一个把“辽”错作“金”的误置，而仅是在记录正统年号时，使用了别字，造成了与另一同音年号的串读，所产生的“误会”而已。〈4〉在使用信息众寡上，就众不就孤。在“辽建”和“金建”上，金建说为“众”，辽建只是吴辅宏《大同府志》与黎中辅《大同县志》二证，且《大同县志》完全抄录于《大同府志》。也可以说，辽建仅为孤证。其实，上述四点，仅仅是属于形式逻辑范畴的东西，是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第二，应该理性分析和比较一下道光二十三年碑文与吴辅宏之所记，见仁见智，结论自明。

清乾隆版《大同府志》中云：“（观音堂）府城西十五里佛字湾，辽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万历三十五年重修，提学副使陈所学记，碑存壁间”。仅仅41字，错误就有三处 ：〈1〉关于建寺时间。吴辅宏将“金重熙建”改为“辽重熙六年建“。这一纠正是缘于何因，从志书上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考证。那重熙六年究竟从何而来？再读万历三十五年碑，上有“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观音飞来之语。由此可以看出，吴辅宏是到观音堂考察过的，也注意到了明万历三十五年碑。但他对碑文的识读是粗疏的。显而易见，吴辅宏把金重熙六月误读为金重熙六年。〈2〉关于吴辅宏“万历三十五年观音堂重修事”。通观万历三十五年碑，碑文中并没有重修观音堂的记载。陈所学撰碑文是应当时的朱家代王府龙子龙孙们的邀请，为观音圣迹树碑立传。碑文载：“余备兵云中四载奇，不时从二三君子瞻谒其下。一日，众王孙来求为记述始末，垂示永永，业已心许⋯⋯”。陈所学在他的碑文中只字未提万历三十五年“重修”观音堂，那必定是没有任何修葺的。而吴辅宏所谓的“万历三十五年重修”之说，该作何解释？〈3〉吴辅宏在他的记述中“易金为辽”，然后点了陈所学的名，意在说这个“错误”是陈所学造成的。其实，陈所学并非吴辅宏认为的“始作俑”者，他仅是抄录了96年前张钦的说法。吴辅宏言陈而不言张，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他有意为张钦的所谓失误打掩，二是他压根儿就沒有看过明正德版的《大同府志》。这二者无论那条坐实，都说明他不是一个精严的治史者。除了以上三点。吴辅宏关于观音记载，还有两处失真的地方。之一，他断言：“国朝顺治六年，姜瓖变，（观音堂）焚毁。八年，总督佟养量重建，有碑记。”这段记述来源于观音堂二门东侧壁间的清顺治八年碑。顺治八年碑是钦命总督宣大山西兵部右侍郎佟养量撰写，记录了由他亲自主持重建观音堂前殿的始末。顺治六年，大同发生“戌子之变 ”（即姜瓖之变）。佟养量为戌子之变的亲历者，碑文记有：“戌子授简书以平逆乱”。既然是亲历者，那他一定很清楚观音堂是否毁于此变。首先，碑文中没有说观音堂是因姜瓖之变被焚毁。其次，若是真被清兵“焚毁”，那既然将观音堂“焚毁”了，何故仅隔一年又来重建？以正常的思维推论，这不合乎逻辑。事实上姜瓖之变的清兵屠城，毁掉的是城池，未见涉及寺观的记载。所以，庙焚毁于姜瓖之变的说法毫无根据也毫无说服力。之二，关于观音大殿中的石像。吴辅宏推测：“⋯⋯旧志载石窟十寺，其名详见祠祀，疑即《水经注》所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者，已无可稽考。今城西十五里佛字湾观音堂犹存石佛数尊，或其遗也。”这是说，在武州山原有石窟十寺，他怀疑是《水经注》所说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之景。而观音堂中的石像，也许是石窟十寺中遗存下来的。为了这一猜测能够自圆其说，他把之前记载的“飞来佛”的传说刻意删除了。据实而论，观音堂石像是一组佛教密宗造像，学界尽知，密宗造像始于唐代，吴辅宏推测像为北魏之遗，足见其对宗教学识的缺乏。

再来分析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重修观音堂碑记》。碑文全录：“天下有待理之事而不得倡事之人，则事不与；天下有难理之事而不得终事之人，则事无济；凡事类然。何独至于募修之事而疑之。如云郡城西十五里观音堂者，盖古刹也。刹东湾有石，形似蝦蟆，旧传物曾作祟，居民被扰，非一日矣。忽灵感大士发大慈悲，偕诸菩萨十大明王于金淳熙间自西秦万佛洞降临，现像山巅，妖乃降伏。人民顶感移像于兹，遂建寺焉。记曰：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其此之谓与。但风剥雨蚀不无倾圮，碑匾所记重修虽多，而自嘉庆二年补葺后，复渐摧残，不有人焉。起而经其事，将何以壮庙貌而妥神灵乎？要其事非偶然，而其人亦不易耳！十六年，突有申君诏自外营，归祷于斯，而有应也。知孙缵绪之先人，效力于斯寺者良多，遂访义重修，且先捐大钱五十五千，务与是举。孙缵绪更约同人各捐己资，协力募化。经始于十七年秋起，来岁残缺，虽振而金碧未彰。延及二十二年，又各捐资募化，始得金身灿然。但正殿败瓦渗漏，急宜振新，乃工资不给，意中止矣。道光六年，孙缵绪不忍亏一篑之功，弃九仞之力，独往西口募大钱二百余千，将欲修葺。偶睹殿内栋宇几于折陷，觅财更易之际，输金已罄，而所需尤多。众方踌躇间，适和硕亲王路经展拜。见其工费弥繁，怜衔石之诚，普聚沙之惠，随捐银五十两，且携缘代化众善士大钱二百七十千零，可谓甘露双垂，慈云并覆矣。九年，工作复兴，鸠工众士同力，经营至十年秋，殿宇内外无弗改观而落成焉。始末兴工六次，共费千金。是固始事终事之力亦可以见善缘相凑，大士之灵应所感也，安得不详其事，与人而勒之石。”

这是观音堂一次很不简单的修葺。一个“命御前行走，赏双眼孔雀翎和黄马褂”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阿拉善和硕亲王玛哈巴拉。玛哈巴拉六十六岁来观音堂展拜，老王爷怜悯孙缵绪等衔石之诚、聚沙之惠，捐银五十两，以致观音堂“甘露双垂，慈云并覆”，“殿宇内外无弗改观而落成矣”！孙缵绪感激涕零，诚恐诚惶，连李泽、孙谋这班撰稿书碑的儒生，也致诚致虔，碑文写得干净严谨，事事交代若身临其境。最使人眼前一亮的，是碑文中出现了新的建寺年号———金淳熙。这应该是对长达328年的张钦笔误和61年吴辅宏暴斧的一次总纠正。

研读道光二十三年碑，感觉到字里行间无不透着虔诚与执着和认真。碑文记述了自嘉庆十七年至道光二十三年共六次对观音堂的修葺，且这六次实际上是一次完整的具有延续性的多阶段修葺。这项工程旷日持久，历时31年，涉及人员之广，修葺项目之繁令人感叹。碑文中所提到的用事主角孙缵绪尤其不容忽视。作为这项修缮工程的灵魂人物，孙缵绪的先人早已“效力于斯寺”。应该说孙家历代均为善信之徒，他们的虔诚之心和锲而不舍的行事风格决定着做事的结果。看了孙缵绪的坚持、严谨和认真，我们就能掂量出“金淳熙”三个字的份量来了。整个道光碑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印象：孙缵续们是在长期修葺庙殿、石像的过程中完整考察了前人的所有记述后得出的结论。他们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准确修正了明正德志中错用辽“重熙”的笔误，改正为南宋正朔纪年之“淳熙”。从而也彻底否定了吴辅宏的易金为辽的错误。

第三，似乎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史书碑记载述金朝（包含所有少数民族政权）的事情，能不能或该不该使用汉族政权的所谓正统纪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能不能和该不该的问题，而是一个治史实践中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中国历代史家历来都讲究夷夏之分的（不讲究的是少数人）。正是有这种民族歧视性的讲究，中国历史上才有了纪年的“正朔”之说。即，只有被认为是“负正朔”的王朝，才可以在记事时堂堂正正还使用其帝王的庙号和年号。一般地讲，在那些多个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存的历史时段中，在汉人典籍中民族国之记事，都要使用汉族的历法纪年。为了求证这件事，我专门查阅清顺治年间所修的《云中郡志》。此志卷二之《巡幸篇》记：“宋开宝五年，契丹主耶律贤至云州。六年，至应州。太平兴国七年，契丹主至云州，猎于祥古山。淳化二年，契丹主至桑干渔猎。天僖（禧）二年，金主雍至云州，谒于祖庙。因幸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六月，至银山猎。绍熙四年金主璟至香山，遂幸永安寺及玉泉山。庆元、嘉泰，金主五猎香山。宝庆元年，元主至云州，见军政森严，钱谷充溢，嘉耶律楚材之经略，遂授中书令。明洪武三十二年，文皇帝幸大同，兴师靖难⋯⋯”。

请注意，在这一巡幸记录中，《云中郡志》撰修者胡文烨在记述辽、金、元各朝皇帝巡幸大同时，用的纪年是宋，年号全部用的是北宋和南宋的年号，对皇帝的称呼也只称“主”，而不称“帝”。而到了汉族统治的明朝，就立马改称皇帝及其年号了。《云中郡志》撰于清初顺治年间，清代为少数民族统治，撰者大同知府胡文烨（汉臣）依然使用这种对少数民族政权歧视的纪年方法。可见汉臣们心中笔下所秉持的“正朔纪年”惯性是何等的根深蒂固！这样看来，在明朝的典籍中，记录金国的事，使用南宋的年号，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另补一笔，在胡文烨的《云中郡志》这一段记述中也恰恰出现了一个同音笔误。即把北宋真宗年号“天禧”，写成了“天僖”。这与“淳熙”写作“重熙”，是完全一样的笔误。足见在史志碑石上使用年号（包括人名、地名、帝后谥号等），出现同音异字，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吴辅宏发现了“重熙”之误，但找不到正确的对应年号来修正，而妄斫国号，易“金”为“辽” ，实显自负之品性，诚不足取！

四、结论

综上，观音堂建于“金淳熙”当无误。“金淳熙”三字的解释是：以金的国号和南宋的正朔纪年合成的记事表述。

查，南宋淳熙（1174～1189），与金大定（1161～1189）两个年号的重叠时间为公元1174年至1189年，共16年。观音堂的建成时间应在这16年间。

另，我查《金史.本纪.世宗》（第七）中有记：“大定十八年三月已酉，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这是金世宗下的诏令。所以，观音堂的开建时间不会晚于金大定十八年（1178），也就是南宋淳熙五年。这样，观音堂建寺时间应分两个时间，即开始建造时间：金大定十七年（南宋淳熙四年）之前；竣工时间：金大定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即与之重合的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这十六年间。